地域文化的界定——以燕赵文化为例

　一、地域的界定
　　燕赵文化是在燕赵区域内产生的一种地方文化，燕赵区域的划分应当以今黄河为它的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是燕赵区域的西界和北界。
　　燕赵区域不能仅仅依据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来划分，一是因为战国时期在燕、赵两国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大国中山国存在，二是因为燕、赵两国自己的疆界也常因战争的胜负而变化不定。

　　以公元前350年（周显王十九年，赵成侯二十五年，燕文侯十二年）为准，燕国境内的城邑有武阳，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南；造阳，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涿，在今河北涿县；武遂，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桑丘，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南；曲逆，在今河北完县东；阳城，在今河北望都县东；武垣，在今河北河间县西南；阿，在今河北安新县西南；易，在今河北雄县西北；高阳，在今河北高阳县东；鄚，在今河北任丘县北；渔阳，在今北京怀柔县东；方城，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临乐，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徐州，又称平舒，在今河北大城县；无终，在今河北商县等。稍后到燕昭王时，燕国强盛，在乐毅伐齐的第二年，燕将秦开又北攻东胡，拓地千余里，新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此时燕国的疆界除覆盖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外，还延伸到了山东北部、山西北部、辽宁大部、内蒙古东南部以及朝鲜半岛等广大地区。 
　　赵国境内的城邑有：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代，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安阳，在今河北阳原县东南；汾门，在今河北徐水县西北；观津，在今河北武邑县东南；河间，在今河北献县东南；武城，在今河北故城县南；巨鹿，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柏人，在今河北柏乡县西南；元城，在今河北大名县东；沙丘，在今河北巨鹿县南等。稍后到赵武灵王时赵国强盛，北伐燕、代，灭中山，西北伐林胡、楼烦，新置云中、雁门、代郡，也拓境千余里。疆域除覆盖今河北西部、西南部外，还延伸到了山西北部、陕西东北角和内蒙古河套地区。 
　　与此同时，中山国境内的城邑也有：中人城，初期都城，在今河北唐县西；顾，中期都城，在今河北定县；灵寿，后期都城，在今河北灵寿县西北；房子，在今河北高邑县西南；鄗，在今河北高邑县东；扶柳，在今河北冀县西北；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肥，在今河北襄城县西；封龙，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南；元氏，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南；昌城，在今河北束鹿县南；宋子，在今河北赵县东北；下曲阳，在今河北晋县西；昔阳，在今河北晋县西北；九门，在今河北冀城县西北；东垣，在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宜安，在今河北囊城县南；宁葭，在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井陉塞，在今河北井陉县北；番吾，在今河北灵寿县西南；权，在今河北正定县北；南行唐，在今河北行唐县东北；曲阳，在今河北曲阳县；左人，在今河北唐县西等。公元前323年（周显王四十六年），中山与燕、赵、韩、魏四国同时称王，国力强盛，疆界北部到达由今安新县经徐水县向西的燕长城，南部到达今赞皇、高邑县一带，西到太行山东麓，东至衡水，大致相当于今保定和石家庄地区。
　　所以，虽然燕赵区域以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疆域为主体，但是完全依照两国的疆域来划定燕赵区域的界线则是不够确切的。
　　燕赵区域也不能以今河北省的省界为界线。今河北省又别称燕赵，其省界大体与战国燕、赵二国疆界相合。然而一般所理解的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大致区域内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其地域的区分往往是比较模糊的区分，因为上持续存在的文化特征绝不会由人为的行政区划而截然分开。今河北省的行政设置开始于1928年，由直隶省改为河北省，至今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因此用河北省这一行政区划来涵盖以往数千年的文化也是不够确切的。特别是在河北省行政区划的四围之内还独立出了北京市和天津市。有人认为北京自西周初年分封燕国以来，经历辽代的南京（燕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明代的北京、清代的京师，是六朝古都，这种说法不够精确。因为在分裂状态下一国之都的性质和意义与统一状态下全国的首都是不相同的，以往几千年间曾经作过分裂国家都城（包括临时都城）的地方数不胜数，周代燕国的都城其性质和意义都与赵都邯郸相差无几，而这一类的大小都城在河北省境内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三十个以上。只是到了明代以后，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才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它的历史和文化确实不再与任何一处地方的区域性历史和文化相同。所以自近以来北京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不再和河北省的历史、文化研究混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燕赵文化等同于河北省的文化，就会给对元代以前北京的研究带来不便。
　　今河北省简称为冀，其渊源来于冀州，是《尚书·禹贡》所记载的古九州之一。冀州的范围起初很大，包括今山西大部和山东西北部在内，到汉武帝以后辖境缩小，成为十三刺史部之一，治所设在今河北境内。在冀州成为一级正式的行政设置以前，它是一个地区的泛称，其界线划分比较模糊，唯一可以确切作为标志的就是黄河。《尔雅·释地》和《周礼·职方》二书都说“两河间曰冀州”、“河内曰冀州”。事实证明以黄河等大河、大山自然屏障来划分地区以及这一地区的文化是十分有效的，具有一种模糊的准确性，比用某一时代的行政设置来划分更加确切，也更加稳定。　　当然，黄河的河道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西汉以前黄河绕出龙门、砥柱以后转向东北，几乎横贯今河北省的中部，大略沿今撑沱河一线入海，另在荥阳附近分出一支济水东流入海，当时黄河下游的位置较今偏北很多。但自汉代以后，黄河虽屡次变迁，基本上是自砥柱东流入海，占据了原来济水的河道，与今黄河走向大体相符。所以，以今黄河划分燕赵区域的南部界线是切合实际的。
　　唐代贞观年间划分全国州郡为十道，开元年间划分为十五道，河北道居其一。宋代至道年间改道为路，划分全国为十五路，河北路仍居其一。熙宁年间河北路再分为东西二路，称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在诗文中河北又别称河朔，河北与河朔的称谓在当时是非常通行的，而且也非常准确，确实是指黄凋以北这一地区。唐代河北道的北部包括今北京市、河北省和辽宁省大部，南部包括今河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宋代河北路的北境面积缩小，但是南境仍旧包括今河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在内，是名符其实的河北。
　　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是燕赵区域的西界和北界。由于燕赵区域东面濒海，太行山和燕山就成为除黄河以外界定燕赵区域的重要标志。
　　太行山自东北向西南倾斜，但基本上是南北走向的。只是到了邻近黄河的沁阳（即古代的河内）以后，才向西转，中间经过著名的王屋山，最后延伸到崤华。先秦至汉唐时期通称包括燕赵区域内的黄河下游广大地区为山东，所指即崤山、华山和太行山以东，足见以太行山划定地区界线是比较合理的。
　　燕山山脉在燕赵区域的北部，东西走向。东面到海，留下山海关一条通道。西面与太行山的北端相接，中间仅隔一道有桑干河流经的山谷。
　　从文明的发展进程上看，太行山和燕山山脉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战国秦汉时期，燕赵区域内的先民居住点和人口聚居的城邑，都是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和燕山南麓一线排列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于山脚，那里有条条小河和道道山谷，为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保障。而在深山之中，平原深处以及像黄河那样的大河附近，先民的居住点和城邑就十分稀疏。不过，并不能认为燕赵文化是一种山岭文化，它仍然是平原文化。太行山和燕山只是为燕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环境，并具有了独到的特色。在民族冲突剧烈时，太行山和燕山是保护内地的天然屏障；在和平到来时，通过山海关和桑干河谷等众多通道，平原内地与山外草原之间可进行广泛的交流。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文物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燕赵文化所夹杂的草原游牧文化色彩。
　　太行山和燕山都是一条山脉，其横向的宽度有限，可以在短时间内越过。在这里没有可能产生出独立的山岭文化，太行山和燕山都只是内地与草原之间的交叉和过渡。这里的可以是半农半牧式的，文化可以是半内地半草原式的。
　　现在河北省的行政区划中，有在燕山山脉北麓的承德和与内蒙古高原接壤的坝上张北高原，所占面积不少。如果把承德和张家口二地区的面积加在一起，大体上刚好是河南、山东两省所辖黄河以北安阳和德州二地区的面积了。在历史上，燕、赵二国的北部边境也时常越出山脉，燕国甚至拓境到今辽宁省大部和朝鲜北部地区。不过，在文化上，各地所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均有历史的渊源，不由行政区划决定。这些地区的文化毫无疑问受到了内地的更多影响，但其主体应该是属于关东类型和草原类型。在燕赵文化方面，它们不是典型。所以，虽然燕赵文化的影响可以远播至辽东、朝鲜，但是其区域主体是在平原内地，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成为这一区域的西部和北部界线，从而鲜明地将燕赵文化和与之相邻的东北文化、草原文化、三晋文化区分开来。跨过太行山就到了三晋文化区，跨过燕山山脉就到了草原文化区和东北文化区，在地域文化上太行山和燕山山脉是一道界线，是一种过渡。
　　总之，如果认为燕赵区域主要就是古代燕国、赵国的区域和现在河北省的区域，大体上并不错，只是不够准确。这里特别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要把燕、赵二国中间的另一大国中山国包括在燕、赵区域内。第二，要把元代以前的北京包括在燕赵区域内。第三，要把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黄河以北部分包括在燕赵区域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完整性。　二、变迁与行政建置
　　燕赵区域的主体是南以黄河为界、东以大海为界、西以太行山为界、北以燕山山脉为界这样一个四至范围。在地质上，这里是一片平原，属华北大平原的北部，也可以独立地称作河北平原。它是冲积平原，它的土质属于次生黄土。从平原上经过，往往走出数百里也见不到高丘起伏。燕赵文化是平原文化。
　　燕赵区域一向以农业著称，从距今七千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到唐开元时期安禄山在河北的屯田，显示出这里的农业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兴盛的局面。水利灌溉实际上是由这里创始的，不过并没有得到普及和延续，细分起来，这里的农业主要采取的是旱地耕作方式，而不是人工灌溉。燕赵文化是农业文化，是旱地农耕文化。
　　在这一片平原农业区内，历朝政府都有许多重要的行政建置。炎黄时期，这里称作幽州、冀州。在今河北源鹿一带，炎帝族和黄帝族进行了源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后来黄帝族的帝尧又将炎帝族后裔共工流放到幽都，在此前后伏羲族的和叔一支也被分封在幽都。幽都又称幽州、幽陵，是这时期的北方重镇。据唐李泰《括地志》及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说，今北京密云东北燕乐庄有古龚城，即共工流放之处。
　　商代是古代的青铜文化得最为灿烂的时期，而商人与燕赵区域的关系尤为密切。商人有“玄鸟生商”的传说，玄鸟即燕，燕山之所以以燕命名，很可能是由于商人的祖先曾在燕山南北活动并以燕为图腾。今河北怀来有古上谷郡契县，即商人第一代祖先契所居之处。商人的另一位祖先王亥，古本《竹书纪年》等书明确记载他曾经到过易水流域放牧牛马。从考古上看，商先文化遗迹大量分布在漳河流域，商代后期最大的文化遗址殷墟也发现于此。（殷墟在今河南省的安阳，位于黄河以北）。除了这些重要线索以外，商代建在这一地区的都城还有：契的都城蕃，在今河北平山；昭明的都城砾石，在今河北隆平、宁晋间；上甲徽的都城邺（桐宫），在今河南安阳（黄河以北）；河亶甲的都城相，在今河南内黄（黄河以北）；祖乙的都城庇（又作耿、邢），在今河北邢台。西周和春秋时期实行分封制，在燕赵区域内最大的封国是燕国，晋国和齐国也据有部分地区。同时，自商代以来延续下来的众多封国也广泛分布各处，有些封国相当活跃。这些封国是：孤竹，在今河北卢龙：令支，在今河北滦县迁安间；无终，在今河北玉田；代，在今河北蔚县；鲜虞，在今河北正定；肥，在今河北藁城：鼓，在今河北晋县；邢，在今河北邢台。这些封国大多数由北狄和白狄族人建立，他们逐渐消亡之后，由他们所开发的土地，所建立的城邑都由后人继承下来，融入整个燕赵区域。
　　燕国最初的封国设在蓟，即今北京市。后来又曾迁至临易，在今河北雄县；并在武阳营建了下都，在今河北易县。战国时期燕赵区域内产生了又一个大国赵国。赵国的第一代君主赵籍原是晋国大夫赵衰的后代，三家分晋以后，赵国与韩、魏二国各自独立。赵国是三家分晋中表现最为积极的一个因素，而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正是把三家分晋，亦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作为战国时期的起点，足见发生在燕赵区域内的这一事件对于全国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位于燕赵区域南部的邯郸，春秋后期是与赵籍同宗的另一位晋国大夫赵午的封邑，人称其为邯郸午。赵籍吞并了邯郸，公元前386年，赵国都城由晋阳迁至邯郸，赵国势力开始跳出太行山，在广阔的河北平原上充分发展起来，其兵力财力很快就超过了韩国、魏国，也超过了古老的燕国。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活跃在燕赵区域的另一个大国，它的前身就是春秋时期自狄所建的鲜虞国。发源于太行山、经娘子关流出的桃河，古称绵蔓水，又称鲜于水，鲜虞人大概从很早以前已在这一带地区居住。到战国时，中山国武力强盛，屡次与魏、赵、燕等国作战，并参加各国的会盟和合纵攻回秦，屡灭屡起。它初期的都城在中人城，中期迁到顾城，后期建都灵寿。1974年以后，在今河北平山三汲村发现了中山故城和中山王基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证实了中山国往日的辉煌和强大。
　　公元前296年，中山国被赵国所灭。七十年以后，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公元前226年，秦国攻下燕都商城，燕王逃至辽东。公元前222年，秦国攻下辽东，燕国灭亡。在秦国的统一兼并战争中，燕国是最后灭亡的一个国家。
　　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又增至四十余郡。在燕赵区域内共有十郡，即右北平郡，郡治在无终，今河北蓟县；渔阳郡，郡治在渔阳，今北京密云；上谷郡，郡治在沮阳，今河北怀来；代郡，郡治在代县，今河北蔚县；广阳郡，郡治在蓟县，今北京；恒山郡，郡治在东恒，今河北石家庄；巨鹿郡，郡治在巨鹿，今河北鸡泽；邯郸郡，郡治在邯郸，今河北邯郸；河内郡，郡治在怀县，今河南武陟（黄河以北）；东郡，郡治在濮阳，今河南濮阳（黄河以北）。
　　西汉和东汉时期，燕赵区域设置了幽州、冀州的建置，这种建置创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即十三州部，派刺史巡察境内。刺史最初不是行政机构，也没有固定的官署，直到东汉末期，刺吏才过渡为郡以上一级行政区，并且有了固定治所。幽州刺史的治所设在蓟县，在今北京；冀州刺史的治所设在信都，在今河北冀县。西汉时幽州刺史部下辖五郡，东汉仍有五郡。冀州刺史部西汉时有十郡，东汉时有八郡。幽州和冀州覆盖了燕赵区域的大部地区，除此而外，河内郡隶属于司隶部，平原郡隶属于青州刺史部，东郡隶属于充州刺史部，其位置均在今黄河以北。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在燕赵区域内建立政权的有后赵、冉魏、前燕、后燕、东魏和北齐。后赵为羯族人石勒所建国，都城先在襄国，在今河北邢台西南；后迁邺，在今河北临漳。后赵在全盛时据有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大部以及江苏、安徽、甘肃、湖北、辽宁一部。冉魏为后赵大将冉闵兵变后所建国，仍都邺，享国三年。前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国，初都龙城，在今辽宁朝阳；后迁蓟，再迁至邺。据有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大部和辽宁一部。前燕被前秦灭亡后，慕容垂于淝水战后再图恢复，建都中山，在今河北定县，史称后燕。后燕被北魏战败，残部退至辽河，而北魏在其衰落以后，相继分裂为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其中高欢和高洋父子所建立的东魏和北齐建都邺城。
　　氐人苻健所建立的前秦和鲜卑拓跋族所建立的北魏都曾统一北方，其郡县设置覆盖了燕赵区域，只是都城不在这里。
　　这时期特别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邺城。邺城建在漳河岸边，南距商代的殷墟不远，又是战国初魏文侯的都城，文化积淀本就深厚。汉以后邺为魏郡的治所，又先后为冀州和相州治所。东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定都许昌、洛阳，曹操自封魏王定都部城，因此从建安时起，邺城实际上成了北方文化的中心。到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又相继建都于此，邺城的城建也经过曹魏和后赵前后两次大规模的扩建，辉煌壮丽为北方之最，有千年名都之称。邺城虽然在历史上留下了魏郡的称谓，但是它北距邯郸仅百里，它以及在它南面数十里的安阳毫无疑问都应当属于燕赵文化的范围。
　　隋唐以后州一级的行政范围逐渐缩小，直至和郡等同，在州郡一级行政区划之上，则增加了道的设置。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全国为十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又分为十五道，与燕赵区域对应的是河北道，治所设在元城，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下辖十八州，即妫州、檀州、幽州、商州、平州、易州、莫州、恒州、定州、深州、赢州、沧州、赵州、冀州、邢州、贝州、洺州和魏州。北宋时期改道为路，河北路的治所在大名府，辖境包括今河北易县、雄县、霸县以南，山东、河南两省黄河以北。易、雄、霸以北所谓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先后为辽、金所有。辽在燕赵区域的北部设有南京道、析津府，金设有中都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大名府路。
　　元明清三朝由于北京成为了全国的首都，燕赵区域也随之成为京畿重地。元代实行行省制度，黄河以北地区被称为腹里，直接归中央的中书省管辖。明代称北京为京师，燕赵区域的大部归京师直接管辖。清代设直隶省，治所先后设在保定、大名、真定等处。在这三朝将近七百年间，燕赵区域的政治、、文化地位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重为京畿，处在日下，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来自中央的政治和经济的重压，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燕赵区域都是日益丧失了其作为一个地区的独立性和文化特点。这时期的燕赵区域和汉唐时期以全国首都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河洛地区一样，已不再是一个地方性区域，而是一个五方共居的以及代表中央的区域了。　　三、文化的界定
　　古今中外对“文化”一词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对这些解释我们可以不严格地把它们分成两种。一种是对文化的客观的理解，也就是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的一种生存形式。古罗马人所使用的文化一词常用以指耕作。同时在古汉语中，文化一词最贴切的对应是“人文”，人文就是人为，就是人类的所有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也是农业耕作。所以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古代罗马，文化一词最初都是一个客观的概念，是和相对称的。其中没有进步的含义，没有褒贬。有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就有一种文化，发达地区固然有其发达的文化，贫困地区也自有其贫困的文化。很难说上和现存的各地各族人们的文化哪一种是好的，哪一种是不好的，因为那是适合于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
　　另一种看法是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典型的行为方式，其中具有文明、进步的含义。这种解释是从19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建立文化学以后重新赋予的，按照文化学的理解，文化是人类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创造，是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人工创造出的第二环境，是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的行为典范和价值观念，它的内容包括知识、信仰、、道德、、习俗等等。总之，文化在这里是一种“好的”东西，它是进步的同义语，只有好的、进步的文化才有生命力，才值得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比较和推广。
　　显然，如果按照前一种解释来理解地域文化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一种生存方式就有一种文化，就差不多等于没有文化，就很难凸显出燕赵区域在全国二十多个区域中的文化特色。所以，本书是按照后一种解释来理解燕赵文化的，文化在这里是一个好的概念，进步的概念，它不仅代表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而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是悠久而稳定的传统，也是可资借鉴的模式。
　　那么，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所有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是不是这一地区的所有文化内容都可以提出来当作它的文化特色？如果按照前一种文化概念来理解，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地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也都有自己的文化。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会形成自己悠久而稳定的传统，都具有典型性和可资借鉴，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按照后一种文化概念来理解，对于是不是所有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区域文化，以及是不是这一地区的所有文化内容都可以提出来当作文化特色，应该设定一个评判的标准。
　　由此而讨论燕赵文化，本人认为燕赵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是成立的。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上看，燕赵文化是一种平原文化、农业文化、旱地农耕文化。在民族上，它是一种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这些情况对燕赵文化而言并不是唯一的，与它相邻的三晋、关中、中原、齐鲁各区域大体也是这种情况。但是燕赵文化是一种典型。因为平原地区汉民族旱地农耕方式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古代文明的主体，而它的产生、兴盛和衰落又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延续和化转变的现实。在此过程中，燕赵区域在其兴盛时期曾经是整个北方基本农业经济区的一部分，在其衰落时期又是北方各民族融合与冲突的一个窗口，是元明清时期重心北移和经济重心南移中一个敏感的焦点。燕赵区域伴同整个古代文明的兴衰，是古代文明由盛转衰、再由古代开始近代、现代化转变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转变中，燕赵文化甚至比处在核心位置上的中原、齐鲁各区更具典型。
　　从文化特征上看，燕赵区域也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这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慷慨悲歌”一语可以用来形容各个地区的人物和现象，但是在历史上，它是由燕赵区域而产生的，是以燕赵区域为典型的。在其他区域，慷慨悲歌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燕赵区域，慷慨悲歌却已是普遍的特征和特殊的标志。从时间上，慷慨悲歌文化的特征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称道，到明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不绝如缕，前后持续二千余年，确已形成了悠久而稳定的传统。所以，燕赵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是慷慨悲歌，也只有慷慨悲歌才是燕赵区域的文化特色。　　四、慷慨悲歌与好气任侠
　　燕赵区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具有既不同于中原、关陇，又不同于齐鲁、江南的特点。
　　司马迁在论述燕赵区域内各地的风气时说，种地（今山西灵丘一带）和代地（今河北蔚县）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在血缘和文化上，这里胡汉杂糅，从春秋晋国时起就已忧患其剽悍难制，中间又经过赵武灵王的胡化变革，风气更加浓烈。中山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人民性情卞急，拦路锤杀剽掠，或者盗掘坟墓。男子相聚在一起悲歌，辞气慷慨。燕地（蓟城）距离内地遥远，人口稀少，经常受到胡人侵扰，风俗也和代、中山相类似，人民雕悍少虑。
　　燕赵地区的文化风气确实显得十分突出，甚至就连这里的女子也都有不同寻常的表现。《汉书·地理志》中说到蓟地的女子是：自从燕太子丹开养士之风、不爱后宫美女以来，民间演成风气，至汉代依然如故。“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战国时期的佚名小说《燕丹子》也记载了一段故事，说燕太子丹为荆轲置酒华阳之台，酒酣，太子丹叫出美人弹琴，荆轲赞赏说：“美人好手！”太子丹进献美人给荆轲。荆轲说：“我只喜欢她一双手。”太子丹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上。从燕地女子所处的这种地位中，已隐约透露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精神了。在这方面，赵地（邯郸）的女子表现又有不同。司马迁说，邯郸城中的女子一向以美貌闻名，她们自己也擅长修饰容貌。平日她们弹琴，穿长袖衣，脚穿轻便的舞鞋。凡是富贵人家，或者各国君王的后宫，不论距离有多远，都能在那里找到她们。“目挑心招，游媚贵富，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在上，阳翟大贾吕不韦娶的就是邯郸诸姬中一位容貌绝好的女子，她擅长歌舞，而且还是邯郸豪家之女，后来做了秦庄襄王的王后，秦始皇即位后尊为帝太后。汉文帝慎夫人、尹姬和汉武帝王夫人也都是邯郸人。此外，汉文帝窦皇后为赵清河人，汉武帝钩戈赵捷妤为赵河间人，汉武帝李夫人为赵中山人，父母兄弟世代为乐人。这三处地方均属原赵国，邻近邯郸。
　　邯郸男子的社会交往更是有弹琴、悲歌、斗鸡、走犬、六博、蹴鞠、饮酒、狎妓等等许多名目。战国时齐国的都城临淄也是一个大都邑，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邯郸人也和临淄一样，活跃自信，“家殷而富，志高而扬”，具有大都邑的人们所共有的自信和高姿态。司马迁说他们是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这种任侠、放荡的风气在临淄、洛阳等大都市都是普遍流行的，不过邯郸却要比临淄和洛阳更为狂放，更为豪雄，这都是受了燕赵区域任侠勇武传统的影响。历代文人凡是歌咏邯郸，都免不了在六博、狎妓诸方面回顾和咏叹一番。比如曹植的《名都篇》诗中说：“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这里所说的名都应指何处？清人沈德潜在诗注中说：“名都即邯郸、临淄之类也。”唐代诗人高适的《邯郸少年行》指明是描写邯郸的，诗中说：“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像这样的诗篇还有很多很多，自晋唐至明清层出不穷。
　　燕赵地区的人们性情耿烈。战国初，赵襄子宴请代王，暗中令人用铜斗杀死了他，兴兵吞并了代国，赵襄子的姐姐是代王夫人，听到消息以后泣而呼天，说：“为了弟弟而轻慢丈夫，不仁；为了丈夫而怨恨弟弟，不义。”于是磨笄自刺而死，至今人们仍称涞源东北拒马河上游的马头山为磨笄山以纪念她。
　　燕赵的女子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北朝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到，别离同是南北方人所看重的，但是南方人在告别时总要执手哭泣，双眼温润。而北方人则不屑于此，临行道别，即使心中有很多感慨，也要欢笑分手，双目明亮无泪。这件小事说明了北方人刚强和南方人柔弱的差别。南朝的著名文人江淹有一篇《别赋》，专门描写人间的别离，开篇就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又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文中提及分别时的留恋，则有“闺中风暖，陌上草熏”、“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等句，恰是南朝贵族的生活写照。这篇文章文笔美则美，感情也动人，但要说文章脆弱则也足够脆弱的了。韩非子曾经说过，一家人如果平日总是互相关怀，问寒问暖，一旦遇到灾乱，最先破败的一定是这户人家；一家人如果平日总是互相督促，严厉呵责，一旦遇到灾乱，都能自保的一定是这户人家。南北朝时北方人和江南人的情形相比，正如此类。
　　燕赵地区的人们擅长骑射，惯见刀兵。北魏时广平（今河北鸡泽〉大族李波的小妹擅长骑射，能够“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人们为她而作的《李波小妹歌》中说道：“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北宋时常山郡（今河北定县）北七里唐河店村的一名无名老妇，能够赤手空拳智杀契丹的骑兵。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在所作的《唐河店妪传》中说道：“一妪尚尔，其人人可知也。”王禹偁还说到河北边郡上的人们习于战斗而不怯懦，听到敌虏到来，父母帮助拉出战马，妻子帮助取来弓箭，甚至有不等穿好盔甲就敢于上前的。和南方相比，江南地区发达，人们生活自如、达观，甚多温情，结果也导致了南方的奢侈和文弱。
　　燕赵地区的马也好，所以自古以来良马已被称为骥或驠，以地名命名。唐人杜牧说过：“冀之北土，马之所生，马良而多，人习骑战。”
　　燕赵地区的兵器也好。邯郸从战国到汉代都是著名的冶铁中心。燕赵还是全国最早使用铁制兵器的地区，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和北京平谷刘家河，先后发现过两件商代前期的铁刃铜钺。荆轲刺秦王时，燕太子丹为他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到赵人徐夫人所制的一柄匕首，用百斤黄金买下它。让工匠淬以毒药，以之剌人，血出仅足以沾染丝缕，人无不立死。
　　燕赵地区的文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里的民俗古朴厚重，更近于古。宋人吴曾说：“我看南北方的风俗，大抵北胜于南。”北方人更看重亲族关系，《南史》中说：“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赡助。”北方人不拘泥礼节，不轻贱妇女，北朝时北方人夫妻之间你我相称，许多人家专以妇女主持门户。而江南妇女地位卑下，丈夫乘车衣锦，妻子却不免于饥寒。南北方的这一差别甚至从人名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先秦两汉古人称谓都直呼其名，到南朝时南方人则往往各取别号雅号。先秦两汉人名多用贱字，到南朝时南方人崇尚机巧，取名多用好字。而北方人性情纯真，仍旧在相见时直呼其名，取名也仍用贱字。凡此种种，看似笨拙，其实近古。　五、燕文化的形成
　　燕赵文化形成于波澜壮阔的战国时期，在战到国中期开始形成，到战国后期成熟和定型。
　　燕文化的形成以燕昭王的报复伐齐和燕太子能丹的谋刺秦王为主要标志。燕国在西周以后一向默默无闻，它引起天下人的注意始于战国中期的燕文公（前358一前330年在位，又称燕文侯，《竹时书纪年》称燕成侯，《世本》称燕闵公）。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游说燕国结成六国合纵，赵国是合纵的主国，燕国是最初的发起国。合纵结成后，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函谷关，合纵解除后，秦国主动与燕国交好，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文公太子为妻。
　　燕文公死后，太子即位，燕国开始称王，史称燕易王。燕易王之子为燕王哙，燕王哙在位时发生了齐国军队攻入燕都的大事。
　　燕王哙死后，燕昭王即位。燕昭王首先是营建了燕下都武阳城。西周初新封燕国的都城是借助了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的商城旧址而设立的，燕国在此建都约三百年左右。春秋时燕桓侯（一说为战国时的桓侯）迁都临易，在今河北容城县境内，建都也约三百年左右。到战国时又北迁到蓟城，其地在今北京旧外城的西北部，至今仍存的蓟门遗址大约就是古代蓟丘的所在，蓟城由蓟丘而得名。据《水经注》等书记载，古蓟城有内外城两重，外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有十座城门。城内有公宫、历室宫。有燕市，会聚南北各地的物产。荆轲嗜酒，曾与屠狗为业的高渐离在此酣饮。今永定河古称漯水，流经城南。今莲花池古称西湖，在城以西，湖面东西二里，南北三里，川亭相望，是一处宜于游览的大湖。燕国在蓟城建都约一百五十余年，到北魏时旧城仍在，后被毁弃。燕文公时迁都易城，其地在今河北雄县境。燕昭王时，就又修建了下都武阳城。武阳城因在中易水〈又称武水）之北而得名，其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五里。城址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至今部分城墙及台基犹存。史书上说燕昭王为召延到的各国名士广筑高宫大屋，邹衍所居称为碣石宫，到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时尚见到凋墙败馆上镂刻着许多名号。近年来对燕下都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有郾侯戈、矛及兵器作坊遗址，还有大量燕国刀币。铁制兵器众多，并有淬火钢剑。秦灭燕时，此城被毁。燕昭王修建下都的目的，据郦道元访问当地的老人，都说燕昭王和太子丹既召延了各国人才，又不想让他们窥伺到燕国的虚实，所以另建下都供他们居住，这个说法未必属实。燕昭王修建下都城的目的可能是想更加接近中原，其用意是要报家国之仇。下都城的作用是荟萃各国的人才和组织、装备、训练燕国的军队。
　　燕昭王是对燕地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位君主。修建下都城之外，他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招贤。为向齐国报仇，他卑身厚币向各国招揽人才。他去见郭隗，请郭隗为他推举贤才，表示燕国虽小，仍愿倾国以待。郭隗说：“君王一定要招揽贤士，请从郭隗开始。”燕昭王就为他改建屋舍，尊他为师。事情传开，乐毅自魏国而来，邹衍自齐国而来，剧辛自赵国而来，天下之士争相前往燕国。
　　上还流传着燕昭王筑黄金台和用重金买千里马死骨的故事。《战国策》中讲到，郭隗告诉燕昭玉，古代君王中曾有人用千斤黄金找寻千里马，找了三年也没能得到。有一名在宫中侍奉的涓人听了后说：“臣愿意去找。”燕昭王派他去了，三个月后找到一匹千里马，可是马已经死了，涓人就用五百斤黄金买回了它的尸骨，向燕昭王复命。燕昭王大怒说：“寡人要找的是活马，要死马有什么用？还白费了五百斤黄金！”涓人回答说：“死马尚且用五百斤黄金来买，何况活马？天下人听了一定会认为君王有诚心买马，千里马马上就要到了。”果然不到一年，燕国就买到了三匹千里马。南朝人任肪在《述异志》中记载：“燕昭王为郭陇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为贤士台，亦谓之招贤台。”南朝诗人鲍照的《放歌行》诗中说：“岂伊白碧赐，将起黄金台。”唐代诗人李白的《古风》第十五首《燕昭延郭隗》诗中说：“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宋代诗人黄庭坚的《咏李伯时摹韩干三马》诗中说：“千金市骨今何有，士或不价五羖皮。”今河北易县东南有黄金台遗址。“金台夕照”为燕京八景之一。
　　燕昭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经过二十八年的恢复，燕国财力殷富，士卒乐战。于是燕昭王任用乐毅为上将军，又借助其他贤士的帮助劝说赵、魏、韩、秦、楚五国发兵，各出锐师，合力伐齐。六国联军在济西打败齐军，赵魏等五国随后班师回国，燕国军队则在乐毅的率领下独自攻入齐国，一举攻克齐都临淄，尽取宝器，放火焚毁齐宫殿宗庙，报了齐军破燕的大仇。齐国大败，除聊、莒、即墨三城外，其余七十二城都被燕军占领。齐湣王逃到邹、鲁，邹、鲁之君不纳，又逃入莒城，被楚大夫淖齿杀死。燕国报仇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年之蓄积，战功自春秋五霸以来所未有，天下为之震动。燕军在齐国驻守了五年。燕昭王死后，燕惠王即位，与乐毅有仇，以骑劫取代了乐毅。齐国大将田单趁机在即墨反攻，大败骑劫，失地全部收复。此后又经过二十四年就到了燕国未代国君燕王喜。燕王喜二十三年，在秦国作人质的太子丹逃回燕国。
　　太子丹是对于燕地文化的形成与成熟起了关键作用的又一位王室成员。燕王喜二十五年秦国「灭亡韩国，二十七年灭亡赵国，兵临易水。二十八年，太子丹派荆柯刺杀秦玉，没有成功。三十年秦灭魏，三十三年灭燕。六国之中燕国是最后灭亡的一国，而荆辆刺秦王便也成为六国的最后一次壮烈之举。传说中，太子丹被秦国扣留，欲回燕国，仰天长叹，乌白头，马生角！荆柯欲刺秦玉，精气所至，自虹贯日，天呈异象！太子丹从秦国逃回以后，深怨于秦，畜养武士，无所不至，为了报复秦国，即使举燕国所有也在所不情。他先找到鞠武，对他倾诉了一片心意，说：“我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从未遇见君子，听其教诲。然而我心中有话，愿先生听我陈诉。我听说，男人最感耻辱的，是受了别人的侮辱还活在世上；女子最感羞愧的，是受到别人劫持而失去了贞节。所以有的人，剑锋顶在咽喉也在所不顾，身临鼎镬也毫不避缩，难道他们真的不想生存而乐于死去吗？他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志操。现在，秦王反复无常，行事如同豺狼，对我不加礼遇，诸侯中没有比他更恶毒的了。每当我想起他，就痛入骨髓。然而，算算燕国的兵马，毕竟抵敌不住秦国。所以我想招收天下的勇士，寻找海内的英雄，不惜用燕国的全部财富奉养他们，让他们带着厚重的礼物和言辞谦卑的书信前往秦国，刺杀秦玉。秦王贪图我们的礼物，又相信了我们的言辞，就会给勇士以可乘之机。这样一来，一名勇士的一柄利剑，就可以当得上百万之师的效果，须庾之间就可以化解我永远的耻辱。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我又有何面目生于世上，我即使死了也要怀恨于九泉。据先生所知，易水以北，有谁能不令我失望？我的耻辱也是先生的耻辱。”鞠武听后，向太子丹推荐出田光，说：“我没有能力为太子计谋，我知道田光，此人智深而勇沉，太子可以和他计议。”
　　田光前去拜见太子丹，太子丹闻报，迎于道旁，退身而行，在前引路。登堂之后，为田光跪地拂席。田光坐下，见左右空无一人，只有他和太子丹在场。太子丹不敢正面就席，偏居一角，亲自求教，把向鞠武说过的话重新陈述了一番。田光向太子丹推荐出荆轲，说：“臣年纪大了，不敢担当大事，荆轲可以。”太子丹送田光出门，告诫他说：“所说都是国家大事，请勿泄露。”田光听了俯首而笑。
　　田光去见荆轲，荆轲允诺。田光又说：“太子丹告械我不要泄露，这是在怀疑我。我听说，侠士是不被人怀疑的，做事使人怀疑就不是侠士。”说罢伏剑自刎而死。
　　荆轲前去拜见太子丹，告诉他田光已死。太子丹惊愕失色，连连拜地谢罪，膝行而前，泪流满面。于是尊荆轲为上卿，居上等的馆舍，太子丹每天亲自上门，供奉牛羊猪肉，并不时送来珍奇宝物，车马和美女更是随意供奉。一天，太子丹陪荆轲在池边观赏，荆轲拾起一片瓦投向池中的乌龟。太子丹马上让人捧来金瓦，荆轲投尽了，太子丹再命人捧来，直到荆轲不愿投为止。另一天，太子丹陪荆轲一起骑乘千里马，荆轲说：“听说千里马的肝味道很美。“太子丹马上命人杀死千里马，取下马肝献给荆轲。又有一天，太子丹为荆轲设宴华阳台。酒酣，太子丹命美人前来弹琴，荆轲赞赏说：“一双巧手！”太子丹就把美人送给荆轲。荆轲说：“我只爱她一双手。”太子丹就让人截断美人的双手，用玉盘盛着献上。
　　二人共同商议刺杀秦王的事，荆轲认为必须得到秦国降将樊於期的头和燕国最富庶的督亢地区的地图，才能取得秦王信任，亲自召见他。太子丹不忍，荆轲独自往见樊於期，说明意图。樊于期说：“这正是我日夜所期望的。”执刀自刎，头坠背后，双目不瞑。太子丹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到赵国人徐夫人所制匕首，放在督亢地图中。令勇士秦舞阳为荆轲的副使。秦舞阳十三岁时就已杀过人，性情凶狠，人不敢件视。荆轲等待其友同行。太子丹急于起程，对荆轲说：“荆卿如果无意起程，请先派秦舞阳前去。”荆轲大怒，叱太子说：“何用太子派人！提一匕首以入不测之强秦，岂是竖子所能？太子既然认为起程已晚，现在就请辞行！”于是登车起程。在南易水和北易水之间，有燕国的南长城。太子丹送荆辆出国门，知道消息的宾客全都身穿白衣头戴白冠送行。行至易水之上，荆轲作歌，歌辞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荆轲为变徵之声，宾客人人垂泪沸泣。荆轲又为羽声慷慨，闻者人人嗔目裂眦，发上指冠。勇士夏扶站在荆轲车前，刎颈相送，以壮行色。他是在荆轲出手之前刎颈自杀的第三位侠士。
　　荆轲于是升车而去，终不回顾。
　　到达秦国，入宫见秦王。秦舞阳震恐色变，荆轲带笑而进。取出督亢地图献上，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荆轲于是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刺之。秦王惊起，绝袖而去，拔剑，剑长拔不出。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奔。众臣惊愕，猝起不意，尽失其度。过了好一会儿，秦王背负长剑，拔出剑击荆轲，断其左足。荆轲倒地，投匕首击秦王，中铜柱，火出。秦王再击荆轲，断其两手。荆轲身中八创，自知事功不就，倚柱大笑，箕踞而骂，说：“事功所以不就，是因为我想要活擒你献给太子。”荆轲已死，秦王悒悒不乐许久。　　六、“秦威太赫，燕怨太激”
　　据清代《易水志》记载，在近二千年之后河北易县境内仍遗存有荆轲馆、荆轲城、荆轲山遗址。荆轲馆在北易水南岸，郦道元说：“昔燕丹尊轲上卿，馆之于此。”荆轲城在易县城西九里，易州城西五里，周回二里。荆轲山有明代万历十四年御史熊文熙的题辞“燕义士荆轲之故里”。易县境内还有樊於期馆、樊於期城、樊於期山、高渐离城、黄金台等遗址。樊於期馆和樊於期山都在易州城西南七里处，北易水东岸，因为樊於期是自刎身死的，所以俗称此处为血山。高渐离城在易州城西南十六里处，易水北岸，清代名为高离镇，郦道元说：“盖太子丹馆高渐离处也。”黄金台在易州城东南三十里，高十余丈，东西宽八十余步，又称金台，土人称为贤士台，又称招贤台。黄金台南十余步有池，称为黄金陂。黄金陂西北有钓台，高一丈余，方四十步。在黄金台北面还有小金台和兰马台，都有数丈高，秀峙相对，翼于左右。此外还有东金台、西金台，真可说是高台林立、台馆相望了。
　　荆轲是一位著名的侠士，《史记·刺客列传》中共记载了五位侠士，荆轲是其一。司马迁说：自豫让之后四十余年而有聂政，自聂政之后二百二十余年而有荆轲。数百年间仅区区五人，可见在司马迁眼中称得上侠士的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
　　什么是侠？侠就是不君不臣，不偏不倚，自成一家。侠士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既不遵从国君之命，也不遵从世俗的观念，而只遵从自己独有的价值标准。侠士注重读书。士是读书人的称谓，称得上是侠士的人都读书有成，文武兼通，并不单只习武。侠士重信义，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侠士注重德操，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议论别人的短处，“交绝不出恶声，去国不洁其名”。他们注重名誉，不是沽取虚名，而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绝对完美、绝对自信。他们帮助别人时报一答十，不是出于对别人的关心，而是为了证实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和然诺的力量。他们不在意成败，不吝惜生死，不是因为轻视生命，而实在是因为太爱情生命。生命有两种，苟安偷生自欺欺人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矢志不移独立自存是有意义的生命。侠士爱惜的是有意义的生命，所以他们都意志坚强，“立意皎然，不欺其志。”为了保全这个志向，他们就会在需要的时候不惜生死，所以像程婴、侯赢、田光、樊於期、夏扶甚至在完成使命之后也要自杀而死。生不苟合，死不苟且，死法和生法同样重要。做侠士最重要的不是敢于去和强敌拼死，而是敢于在值得的时候自己杀死自己。
　　由于侠士有自己特殊的价值标准，国君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干乱国家法令，私设刑罚。普通人也不认同他们，因为他们活着不求财利，死时不情生命，全然不可效仿。只有他们自己少数几个人之间相互认同，但也都是默认于心，从不明说。这样的一种人生确乎称得上是白虹贯日、感天地而泣鬼神！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好读书，为人博闻强记。他很富有理智，从不与人斗胜。在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目视之，荆轲默然离去。在邯郸与鲁句践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默然逃去。这是因为他不拘小节，欲立大功。能建非常之大功的人，也必有非常之言行。荆轲称自己是“常侍君子之侧，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田光称赞他是“体烈骨壮，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像这样的一位大侠，他的言行举止当然会有超越常人之处。在卫国，荆轲曾经出手解救十余位贤士大夫脱离危急。在燕市，他与屠狗为生的高渐离为友，终日饮酒于市，酒酣，高渐离击筑，荆辆和歌，相视大笑，已而又相泣，旁若无人。大笑是因为自信，哭泣是由于感怀生命，旁若无人是因为他们早已抱定一死以报答世人。只有处士田光知道荆轲不是寻常人，知道他是“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他的情趣志向远远不是普通人用一般的价值标准可以框范的。
　　侠士必须是刻苦砥砺，孤介独行。只有田光能请出荆轲，而田光自刎身死。只有樊於期的人头能使秦动容，而樊於期果然甘心授首。夏扶只因不能同行，就在车前刎颈以壮行色。黄金投龟，烩千里马肝，断美人之手，荆轲面不改色。然而荆轲来到燕国肯定不是因为希图燕太子丹的黄金、馆舍、车骑、美女，别人可能是，他决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强秦的后果，早已预存必死之心。何况田光、樊於期、夏扶已先他而死，荆轲更是义无反顾。但他入秦又不是为了太子丹一人一国的私利，他是为他自己平生的志向。荆轲说：“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狂狷”了。
　　易水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作歌，众人无不动容，而荆轲升车而去，终不回顾，看似无情。荆轲已死，鲁句践悲痛自悔，说：“从前我还怒叱他，他会以为我是什么人！”这几位侠士志向之高之烈以及他们之间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达到无以伦比的境界。
　　太子丹和荆何之间也有一种契合。在谋刺秦王的过程中，这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正如宋代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评价的：“有燕丹而后有荆轲也。”荆轲自己也说：“昔吕望当屠钓之时，天下之贱丈夫也，其遇文王，则为周师。骥骥之在盐车，驾之下也，及遇伯乐，则有千里之功。”古人常说的知己的含义，不在于了解他的为人，而在于知道他的份量；不在于关怀他，而在于尊重他。燕太子丹肯用金瓦给荆轲投龟，是认为荆轲值得这么做，其意在于告诉人们他看待荆轲比黄金还要重，于是他就成为荆轲的知己。荆轲以太子丹为知己，太子丹以荆轲为天下士，认为得荆轲则永无秦忧，二人之间的遇合也算是千古不逢的了。
　　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奇志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产生出的激变，就形成和成熟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独特风格。慷慨悲歌或燕赵悲歌自战国秦汉以来已经成为固定的成语，人人皆知，但是对它作深一步解释的人并不多。唯有袁褧《枫窗小牍》中说道：“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徵”。这个解释准确而深刻地道出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秦威太赫是不正常的，燕怨太激也是不正常的，是过激、过头的。燕地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文化的形成，不是社会正常和社会繁荣的结果。社会正常发展与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文化则是一剑以当百万之师的偏锋奇锋。燕地苦寒卑弱，因此它的文化也就自伤自怨，刚烈悲壮。“慷慨悲歌”中的慷慨，又写作忼慨，忼又写作亢，本指咽喉。在声乐上，慷慨是情绪激昂、声音高亢的歌唱方式，音域由以宫、商为基调上升到以徽、羽为基调。悲歌也是专有所指的一种歌唱风格，在《燕丹子》中有“为壮声”、“为哀声”的描写，其悲壮之情可以由荆轲《易水歌》中“易水寒”、“不复还”数语具体印证。在心理上，慷慨悲歌是一个情结，是由文化的落后和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一种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
　　燕昭玉的报复伐齐和燕太子丹、荆轲的谋刺秦王，标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因为从此以后他们的事迹以及由此而体现出来的慷慨悲歌的风格，便成了燕文化最主要的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在当时存在，在后世也存在，从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了。历代文人学者在说到燕地时，都反复不断地重申这一点。晋代诗人陶渊明《咏荆轲》诗说：“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唐代诗人骆宾王《于易水送人》诗说：“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唐代散文家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宋代诗人胡曾《易水》诗说：“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此送荆卿。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明代诗人李攀龙《易水歌》诗：“匕首腰间鸣，萧萧北风起。平生壮志心，可以昭寒水。”清初学者黄宗羲《马雪航诗序》说：“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此外如唐代陈子昂、李白、贾岛、柳宗元、罗隐，宋代邵雍、司马光、苏轼，元代李时行、刘因、杨维祯，明代王大用、王衡、李东阳、屠隆、张新、李先芳、王世贞，清代陈维菘等人，也都各有吟咏。可知自从战国末年以后，“慷慨悲歌”确实已成为燕地所专有、直到清代延续近二千年而不改的独特文化风格，成为燕文化的独特标志，古往今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景仰，被天下有志之士视为人生的典范。　　七、赵文化的形成
　　赵文化武勇任侠的特征也形成于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玉的胡服尚武为最主要标志。赵国的文化源出三晋，而晋国正是古代法家智慧与武勇任侠风尚的发源地。早在迁都邯郸前后，赵氏之中就已接连出现了几位侠士。赵朔时，赵氏遇到大难，同宗四位大夫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都被灭族，于是赵氏门客中出了公孙杵臼和程婴二人，保护赵氏遗孤。公孙杵臼问程婴：“抉立孤儿和殉难而死哪个更难？”程婴说：“死容易，扶立孤儿更难。”公孙杵臼说：“那么你来努力做这件难事，我做容易的，先让我来死。”就殉难而死，以掩护程婴。程婴带着孤儿赵武藏匿山中，十五年后，赵武重新被立为大夫，程婴继续在左右保护他。又过了数年，赵武长大成人，举行了加冠礼，程婴便毫不迟疑地自杀而死，为的是到地下向公孙杵臼复命。
　　邯郸原为赵夙的后代赵午的封邑，时称其为“邯郸午”。赵鞅（赵简子〉在吞并邯郸时，赵午家中出了一名家臣名叫涉宾，是位忠诚的侠士。赵鞅在晋阳囚禁了赵午，命令他的从者脱剑而入，唯独涉宾不肯从命，很有豪侠风骨。赵午死后，涉宾拥戴其子赵稷在邯郸和赵鞅对抗，一直持续了七年。
　　与此同时在赵鞅的家臣中，也出了一位董安于。赵鞅吞并邯郸引起了范氏和中行氏的干预，于是董安于为赵鞅承担罪责，说：“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还活着干什么！人谁不死，我死得已经晚了！”就自刎而死。
　　到赵鞅之子赵无恤（赵襄子）时，又出了一位大侠豫让。豫让为知伯荀瑶的家臣，赵无恤与韩、魏合灭了知氏而三分其地，豫让吞炭漆身，前后两次刺杀赵无恤，欲为知氏报仇。有一次，赵无恤从晋阳城外汾水桥经过，豫让预先潜伏在桥下。赵无恤的车刚一上桥，马就惊了，赵无恤说：“一定是豫让在这里。”一看果然。赵无恤感动得喟然叹息而泣，于是脱下自己的外衣交给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击向外衣，衣尽出血。豫让说：“我可以下报知伯了！”于是伏剑自杀而死。豫让吞炭漆身，改变了自己的形状，连妻子也认不出他。只有他的朋友能认出他，知道只有他才能忍得下这样大的痛苦。朋友问他：“以你的才能，去臣事赵襄子，一定会得到信任，使你亲近他，从而有机会报仇，何必受这样的苦难呢？”豫让回答说：“如果我已经臣事了赵襄子，还要去刺杀他，就是对君主怀有二心。吞炭漆身固然很痛苦，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让天下后世对君主有二心的人感到惭愧。”豫让死前，赵襄子责备他说：“你不是也臣事过范氏、中行氏吗？知氏灭亡了他们，你不去报仇，却反而委身于知氏。现在知氏死了，你却单单为他报仇，是什么道理？”豫让回答说：“我臣事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像普通人一样对待我，所以我也像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知氏以国士对待我，所以我也以国士的所作所为对待他。”
　　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都为之涕泣。自此以后，侠义之风在赵地就成了一种传统风尚。《庄子·说剑》中讲述说，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者三千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有余人而好之不厌。并描述当时剑客的形象是：“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嗔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后来李白在其著名的《侠客行》诗中写道：“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就是根据这段描述而来的。
　　赵惠文王的父亲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玉是赵国最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关于他“胡服骑射”的典故十分有名。当时赵国北有燕，东有东胡，西有林胡、楼烦，而且又与秦、韩二国相邻，中间还有一个中山国在其腹心。没有强兵无以立国，身穿长衣不便骑马，赵武灵王果断地决定变更服制，穿胡人式的短衣，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即位后的第十九年，赵武灵王胡服上朝，正式下达了胡服令。叔父公子成不赞同，他亲自前往家中说服。将军赵文、赵造、周绍、赵俊不赞同，他说：“反古未可非，循礼未足多。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并坚决说：“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不出数年，赵国开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雁门，筑长城，自阴山至高阙为塞，为赵国成为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即位后的二十七年，赵武灵玉索性将王位也禅让给了王子何即赵惠文王，自号为“主父”，专门统率将士在西北边境上开疆拓土，与胡人征战。林胡王向赵主父献马，楼烦王出兵相助，在惠文王三年，赵主父灭亡了中山国。赵主父甚至还计划从云中、九原袭击强大的秦国。一次，赵主父想观看秦国虚实和秦昭王的为人，自己装成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道真假，随后觉得来使状貌甚伟，不像是臣子，派人追赶，赵主父已经出关了。后来一问知道是赵主父，秦昭王大惊。
　　赵武灵王出于征战胡人的军事目的，扩建了邯郸城。目前所发现的赵国邯郸城的城址在今邯郸市区西部，由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构成。其中王城又由西城、东城、北城三部分构成，平面呈品字形。西城和东城后人称之为“赵王城”，是赵武灵王修建的军事性城市。在这座城市中，没有祖庙、社庙和系统的宫殿建筑。西城中的南部有一座土台，俗称“龙台”，是赵武灵王议事、阅兵的地方。龙台北面还有一座土台，是赵武灵王居住的地方。东城和北城都用于驻军和操练，其作用和燕国的下都武阳城正相类似。大北城南北长四千八百八十米，东西宽三千二百四十米，西北面与灵山、铸箭炉、皇姑庙、梳妆楼、插箭岭、王郎城相邻相连。大北城才是赵国真正的都城，宫城、祖庙、社庙都在其中。当时有一条牛首水流经城中心，宫城在牛首水南，市场在牛首水北，在牛首水的中央架有一座市桥相通。城内的中部和东部，有炼铁作坊、铸铜作坊、烧陶作坊、制骨作坊、玉器作坊等多处。大北城也是平民和贵族居住的地方。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家中有一座高楼，他的一位美妾住在楼上，见跛脚人蹒跚汲水而大笑，赵胜杀了她，说：“不能爱色而贱士。”魏国的公子无忌在窃符救赵后，也曾留住在城中。在大北城宫城的东北，有一座赵武灵王修建的丛台，是当时最为名胜的建筑。汉代刘劭的《赵都赋》中说：“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即此台。据载，当年赵武灵王登临丛台阅兵，赵国武力鼎士盛服而集于丛台之下者，一旦而成市，可见赵国兵马之盛。
　　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用廉颇、赵奢为将，继续开疆拓土。廉颇为赵国良将，素以勇气闻于诸侯，一生中南与魏战，东与齐战，都接连取胜，“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故事千百年中家喻户晓。赵奢本是赵国的田部吏，掌管收租税，因执法不私，得到平原君赵胜的举荐，进而掌管国赋，很有成效，民富而府库实。赵惠文王二十八年，秦国军队包围了韩国的閼与（今山西和顺），赵惠文王召廉颇来问：“可救不？”廉颇说：“道远路狭，难救。”又召乐乘来问，乐乘的回答和廉颇一样。又召赵奢，赵奢回答说：“道远路狭，好比两只老鼠在洞穴中争斗，谁勇敢谁就得胜。”于是赵惠文王就派赵奢为将，解救閼与之围。赵奢率兵西去邯郸三十里，杀牛飨士，并且教他们骑射，严守烽火，多用间谍。他在军中约定：“如果匈奴入寇，都赶快收拾财物到城中坚守，有敢和匈奴战斗者斩。”如此数年，匈奴不时入寇，但赵国的损失也不大。不过匈奴人都认为李牧是胆怯，连赵国的士卒也认为自己的将领胆怯。赵王因此责备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大怒，召回李牧，改任他人为将。匈奴又来入寇，赵将出战，往往不利，损失重大，无法耕种和放牧。赵王请李牧复出，李牧说：“君王一定要用臣，臣请一如从前，才敢奉令。”赵王同意了。李牧仍和以前一样，匈奴也仍然不时入寇，得不到财物，认为李牧怯懦。士卒们每天受到李牧的款待，都愿为他死战。这时李牧就精选出一千三百乘战车，五万名勇敢的士卒，十万名优秀的弓弩手，然后大纵牲畜四处放牧，牛羊遍野。匈奴小股入寇，李牧佯装败北，单于听后，率全部人马滚滚而来。李牧多布奇阵，张开左右翼延敌，而后一齐夹击，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灭亡了襜襤，击败了东胡，征服了林胡，单于远逃到漠北，其后十余年匈奴人不敢靠近赵国。李牧一战成名，封武安君，任大将军，曾带兵攻燕，夺取武遂、方城。又率军击秦，在宜安和番吾打败秦将桓齮和王翦。
　　赵文化的勇武任侠是具有传统的，它的豪奢冶游也是全国闻名的。战国结束以后，原赵国版图划为郡县，赵地也和燕地一样都具有近边和尚武的特点，二者更加趋同，在地域和文化上都更加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沙丘、中山、邯郸时，也使用了“悲歌忧慨”一语。通过《史记》、《战国策》、《燕丹子》等书的叙述，定型于战国时期、以慷慨悲歌为特征的燕赵文化被地记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