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追求：当代中国思想重构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关键词]现代性；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科学；历史传统
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又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这段时间中，中国思想经历了一次全方位的重构。如果说，前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思想构建的主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当代中国思想构建的主轴，则应归之于现代性的全面追求。
现代性追求，并非始于当代。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在((敬告青年》中号召人们应当自觉而成为具有现代素质的人，这种人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稍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人们应当从以安息为本位进到以竟争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进到以个人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进到以法治为本位，等等，实际上就是现代性问题。但是，在随后漫长一段岁月中，它被搁置一旁，被遗忘了，甚至被认为回避了斗争而遭到批判。
现代性问题重新提出，和现代化建设被确定为奋斗目标紧密相联系。现代化建设，最初注意的是、农业、科技、国防等物质层面，后来扩展到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制度层面，再后注意到人自身具有现代素质。这样，对现代性的把握逐步丰富与全面起来。正是对现代性的追求，推动了当代中国思想的重构。
现代性追求与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构建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世纪之梦。世纪之初，康有为就写了《大同书》，将社会主义视为理想世界。孙中山将他的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1949年以后，毛泽东更全力以赴将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实际。
我们先前所师法的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只要看一看1953年至1955年全党干部多么认真地逐章逐节学习(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1958年多么仔细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便不难认清中国社会主义的直接渊源。比之斯大林，我国那时的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更加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因为更急于在农民小生产的生产方式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利用国家权力，通过将农民组织成小生产共同体的办法，一下子飞跃到社会主义。而商品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工农、城乡、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都被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而任何试图改变这一模式的尝试，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为了维护这种社会主义，最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当代中国思想的重构，便是从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构建开始。
最初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明确了只能以社会实践为衡定一切是非的标准。随即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如区别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思想的讨论，生产力问题的讨论，改革问题的讨论，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的讨论，股份制问题的讨论，多种所有制的讨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讨论，民粹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社会主义本质与基本特征问题的讨论，一步一步将现代性注人社会主义。
当社会主义和现代性相结合时，在以下一些根本问题上和先前社会主义模式明显区别开来:其一，社会主义只能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决不能以自给自足的农民小生产或小生产共同体为基础。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总将落后的农民小生产理想化，不承认资本主义是比农民小生产的经济远为进步的生产方式，反而依靠农民小生产去消灭资本主义大生产，依靠自然经济去限制商品市场经济。以为只要将农民和手工业者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组织进生产合作社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正是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倾向的极度膨胀。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封建的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其二，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以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建立具有经济性质，主要是依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依靠人自身积极性的发挥，而不是凭借不受限制的权力，持续不断地发动所谓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强加于人民，压制人们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其三，在中国，由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旧式生产方式仍占极大比重，现代市场经济很不发达，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走出传统的集市、庙会买卖圈，由“亚洲式的买卖”转变为学会按欧洲方式做买卖。在这一情况下，实行单一的国营经济与小生产共同体式的集体所有制，将计划经济绝对化，由国家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掌握全部资源、资本、人才、劳动力，掌握生产、流通、分配全过程，最终必然导致资源、资本、知识、技术、劳动力依照权力层级结构，在利用时高度等级化，区域与部门之间割裂化，严重妨碍劳动者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发挥，造成效率低下和资源、资本、知识、技术、劳力的浪费。为防止国营经济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经济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蜕变为权力经济，必须容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特别是多种形式的股份制经济、民营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外资或中外合资经济的发展，必须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发挥原先基础非常不同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自主性、积极性，有利于将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在真正的生产社会化基础上，而不是权力垄断基础上。
其四，社会主义的建立，一方面，同国内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同世界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只有采取改革和开放的政策，积极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及其他资源，才能真正做到利用世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成果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开放与国内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完全可以形成优势互补。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的政策，无助于人们建立马克思所要求的“直接的世界联系”，自然也无助于社会主义基础的真正建立。
其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将持续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时间。不能期望社会主义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将不断有个从空想向科学飞跃的问题。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学说还远未成熟，它必须在实践过程中，继续不断，不断提高，不断深化，不断在理论上升华。它必须始终不断地从中国实际和世界实际出发，将科学社会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构建还没有完成，探索与创造仍在继续。许多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将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不断得到考验与锻炼。
性追求与民主的新觉悟
民主，是的又一个世纪之梦。然而，一个世纪下来，究竟什么是民主，主权在民究竟如何落实，一直莫衷一是。践踏宪法、蔑视法治、蹂嗬人权、摧残民主的事件，层出不穷。“文革”期间，实行了所谓“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际上，是一切以个人意志和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态度为转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数人应有的权利被无情剥夺。“文革”结束后，民主便立刻再次成为人们又一项强烈诉求。
先前，社会主义总是和专政联系在一起。“文革”中制定的1975年宪法，规定了“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取消了“公民在上一律平等”的条文，而资产阶级的界定又有着极大的随意性，而这一切，正是无数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思想根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成千累万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对99%以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了改正，对地主、富农分子和他们的子女摘去已套在他们头上数十年而将他们划人另类的阶级成分帽子。这些重大举措受到人们广泛欢迎，也使人们反省，如果不具备现代性，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便不可能根除，社会主义便会与民主化无缘，而没有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当代中国，围绕着民主问题，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论战。与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针锋相对，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必须坚持人道主义，防止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的主张，引发了一场反对“精神污染”的思想批判运动。1986年被界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思潮，引发了一场反“自由化”斗争。1987年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1988年就出现了新权威主义的鼓吹，1989年春夏之间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波。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确定和体制内政治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是政治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对垒。经由这些论战，民主与现代性追求逐步结合，终于形成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新觉悟。
其一，民主的根本意义就是坚持主权在民。这里的民，不是抽象的民，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个人。不仅仅是民的总体，连同所有民的个体，都被确认为权利的主体。宪法所规定的人的所有自由和各项基本权利，是保障人的自立自决，从而使主权在民实体化的基础。人们有着民族、地域、语言、信仰、习俗、财产状况、受程度等等种种差别，在为公共利益而依靠多数形成代表民的总体的决定时，决不能因此而危及包括少数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各项自由与基本权利。只有从法律上、制度上给这些自由与权利提供确实的保证，民主方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人对于自由和权利的自觉，人的主体性的真正确立，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工作。
其二，掌握权力而不受制约与监督，将难以避免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因此，民主化体现在政治结构上，必定是权力的结构性互相制约、互相制衡，以及对于权力的有效检查与监督。权力必须依法取得，依法行使，凡有违法行为，都能迅速被发现，并迅速被纠正。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保障全体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并不断扩大他们的这些权利，包括他们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批评乃至控告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等等。
其三，民主的推进，除去在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层面进行努力之外，还必须在他们两者之间形成雄厚的中介力量，有效的中介组织。这种有组织的中介力量，有利于优化实现公民自由与权利的外在环境，锻炼和提高公民自治及政治参与的能力，也有利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行使权力时效能的提高。
其四，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政治民主化必须有序地加以推进。不能指望民主制度朝夕之间就能健全地建立起来，但也不能借口人民缺乏民主与法治的素质而将政治民主化推到遥远的未来。激进主义希望推倒现行体制，另砌炉灶，结局将是使社会再次动乱，无政府状态重演;保守主义希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和政府权威，潜伏着从新权威主义滑向专制主义的危险;两者势不两立，其实，都不一定真正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推进。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内部改革的天地还相当宽广，超越各执一端的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经验主义，便可利用这一空间推进民主的真正实现。
性追求与的新定位
科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与民主并列的两面大旗之一。叮是，后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民族战争与国内斗争上，“科学救国”被视作非常不合时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对于技术科学一直相当重视，对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则因与生产实际距离较远而常给以冷遇，对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则一直防范多于支持。漠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导致唯意志论泛滥，主观随意性一度左右了、政治和社会的，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开始了科学新定位。思想界从反科学和伪科学盛行的惨痛教训中，觉悟到我们这个民族，不仅要重视技术科学、自然科学，而且要非常重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管理科学，因为这些方面的失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许多时候远远大于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失误所造成的后果。
八十年代科学领域一个显著特点，可称作西风劲吹。不仅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广泛吸取西方各国成果，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也积极借鉴西方。
社会科学中，最为活跃的是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各种部门经济学研究成果成批地介绍进来，并被立即应用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给决策者提供政策诸询。文理相结合的经济管理，更加全面地师法西方各国成功经验。社会学得到复兴。人口问题，妇女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老龄化问题，社会大变革中无数新的问题，推动了社会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的运用。政治学和法学，由于无数需要制定，由于时时要同国际商贸法律打交道，较之先前，也有了很大发展。它们一一成了中国的显学。
人文科学中，首先活跃。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以及各种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一被介绍到中国。萨特、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哈耶克，一个又一个，成为哲学界热点人物。人的“主体性”的阐释，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提出，尽管哲学界意见不一，但打破了先前哲学僵硬的架构。文学，史学，新闻学，也沿着相似的路线，突破了原先凝固化了的体系与结构。
八十年代人文科学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热”的勃兴。以1982年11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首次中国文化学者研讨会发端，短短几年，出版了一大批名目各异的中国文化丛书，各种相关的刊物、讲座、研讨会、培训班蜂涌登场，许多省市政府部门在这股热潮推动下，开展了文化发展战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文化发展规划。“文化热”的勃兴，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们注意到现代性的塑造、培育，除去物质层面的各种科学、制度层面的各种科学极为必要外，精神层面各种科学也不可或缺。文化研究，除精化外，还更注重大众文化，观念文化，还更注意物化和制度化了的文化。它表明，对于科学，人们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批自然科学研究者转而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人们已觉悟到单纯注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将造成社会重大偏向的又一表征。他们来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带来了对于原来研究者说来完全陌生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他们将自然科学新方法用于分析社会问题和人的精神问题，形成一阵“方法论”热，给许多学科带来很大冲击。虽然这股浪潮并未持续很久，便渐渐趋于冷落，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却由此而产生与兴盛，各学科研究方法普遍有了突破。
九十年代以来，以“科教兴国”为总背景，科学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造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状况有了改变，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和工程科学家重新受到了人们的敬重。科学知识借助现代传媒系统开始普及。
西方影响在各个科学领域仍然到处可见。但是，有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多年实践经验积累，有了对中国国情较为深人的了解，同时，也有了对西方相关学说产生背景较为具体的认识，人们对西方各种学说有了条件作多方面的比较和慎重的选择。源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从边缘文化立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立即在中国获得应和者，用来纠正八十年代“西风劲吹”的偏向。
一部分当政者因要立竿见影创造“政绩”，家关心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他们都更关心科学成果的实用价值。九十年代后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令人目不暇接的成就，造成了似乎人类许多难题靠它们便可迎刃而解的神话。一方面是科学实利化，另一方面是科学万能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两种反弹，一是呼吁警惕人文精神失落，二是呼吁防止科学主义主宰人们思想。但是，人文精神失落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正在转型，人们的包括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内的整个价值系统正在重建，目前正处于新与旧共存、青黄不接的时期。而科学主义，或科学霸权主义，在中国并不是现实的危险，因为科学思维并不占支配地位，在人们日常思维中，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随波逐流仍然非常普遍。一些邪教、巫术，吸引了那么多追随者，不就是明证么?
性追求与传统的新审视
现代与历史如何衔接，现代性与历史性如何统一，这个问题长时间来一直困扰着思想界。原因在于中国从古代走向现代，与其说是历史的，毋宁说是先前历史自然发展的中断。就中国而言，现代性先是表现为师法西方，后是表现为师法苏联，直到当代，方才成为中国历史自身自然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虽然现代性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内在要求，与先前全部历史的联系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同时，现代性同西方化、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便不能不常常与西方化同中国化的统一、全球化同本土化的统一这样一些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
当代中国立足于现代性对历史传统的新审视，大要说来:八十年代是批判多于肯定，因为当时急于走出传统;九十年代是肯定多于批判，因为这时要让现代性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扎根，从历史传统中广泛吸取资源。
八十年代对历史传统批判多于肯定，是因为当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及先前一次次伤害了许多人的运动记忆犹新，结合历史传统，急于弄明白: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为什么那么强固?农民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理想国为什么那样深远?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什么要经历那么多艰难曲折?中国有过辉煌的古代，为什么没有自主地发展到现代?人们努力从传统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结构、制度和观念，寻找历史根源。
当时，也有对历史传统持肯定态度者。最突出的是新儒家。他们以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为根据，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并不冲突，相反，从传统儒家可以生出儒家资本主义，推动现代化成功，甚至可以解决西方现代化高度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但是，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只是用西方曾经流行或现正流行的理论，对儒学作出新的诊释而已，真正的原创性并不多。
九十年代对历史传统肯定多于批判，是因为改革的深人，开放的扩大，现代化建设的进展，要求现代性必须扎根于中国历史的土壤，从中国既有条件寻得支持。而全球化的急速发展，又激起了民族主义与本土化的反弹。肯定多于批判，集中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民族主义倾向。一反先前对传统文化严厉批判的做法，形成了所谓“国学热”，刊物的名称《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外汉学》等等，回归传统的气息极为浓烈。一些著名的“文化遗民”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受到高度评价和过分赞扬，继承“五四”传统为继承晚清民国治学传统所取代。与此同时，一些文化糟粕，也在弘扬传统文化名义下沉渣泛起。
其二，本土研究的深化。表现为历史空前规模的整理与出版;许多专门性的高水准的研究著作问世，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从前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的方面;传统的研究方法、最新的研究方法和大量实地调查互相结合;评价趋于客观，尽可能展现历史原貌，给人们提供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或歪曲了的历史资源。
其三，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和世界范围更为深人地思考现代性与历史性的关系。现代性和历史传统不仅具有历时性，而且具有共时性，这不仅仅因为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现代性与历史传统事实上仍然共生共存，而且因为历史传统总有形无形地渗透于现代性之中，无论现代性对此自觉还是不自觉。中国现代性尽管不是先前历史自主的自然演变，它的每一部分同样深深保留着历史传统的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立足于此，人们已经开始同时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面，来对现代性与历史传统的关系作更为开放的全面考察。而且，其范围不仅仅限于中国本身，人们的视野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大文明历史发展的进程，全球范围内现代性与历史传统的关系。
对性追求与当代思想重构的反省
现代性追求，为当代中国思想重构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价值目标，一根全部思想据以运转的主轴。但是，现代性本身却并非确定无疑，恰恰相反，它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现代性，与市场化、化、城市化、世界化相联系，兼有社会中产化、世俗化、多元化、参与扩大化、政治运作法治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可是，所有这些子项目，每一国家、每一地域、每一不同文明背景，都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独具的特点，不存在超越一切个性而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地域、一切文明背景的固定模式。中国在追求现代性时，便要结合所有这些子项目，仔细辨析，哪些部分只具有各别性，哪些东西真正具有普世性，而这些普世性的东西，又如何与中国的独特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当然就使现代性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现代性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是无可置疑的实际，它给人们带来了一种与先前游牧文明、农耕文明迥然不同的新的文明。但是，这新的文明并不仅具正面效应，负面效应与正面效应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它与正面效应同时存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世界化、中产化、世俗化等等，给人们的自由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但是，也让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风险，例如生态灾难、风险、能源风险、人的主体性丧失风险等等。在现代化进程中，从现代性最先得益者，在现代性增强过程中丧失先前既得利益者，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现代性正负面效应的感受常常截然不同。就中国整体而言，仍处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之中，但是，除了继续承受现代性不足之苦外，已开始尝到现代性所带来的新的冲击，新的痛苦。这一切，便使得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更为强烈。
信息时代对于现代性的挑战，是造成现代性的不确定的又一原因。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不仅改变了传媒，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数据库、数字化借助正在成为人们活动的中心，或人们生存的一项新的基本条件。信息爆炸导致知识与社会走向高度不确定性、断裂性、模糊性，从而根本否定现代性所要求的知识和社会的完整性、系统性、稳定性。后现代主义解构权力，颠覆一切中心，扬弃人自身，反抗各种系统话语，和现代性尖锐对立。中国在追求现代性时，也不能不同时面对后现代的无情挑战。
现代性本身的不确定性，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同时并存，这就使当代中国思想重构经常呈现出严重的无序状态。但是，只要把握了这个总的背景，于无序中仍可发现有序。
当代中国思想重构，不仅涉及社会精英层，而且涉及全体社会成员，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重构。尽管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其影响仍所在皆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思想的重构已经推进到改变全体社会成员的日常思维，推进到他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等实际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尽管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那里，改变的力度、幅度很不相同。这应当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经历过的一个全方位的思想大变动。尤其是年轻人，青年一代，在这场思想重构中，常常走在最前列。“代沟”是客观存在。所有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益群体之间，都存在着类似的沟渠。他们彼此之间思想取向经常发生严重的歧异，甚至由此而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与政治冲突。思想重构的进程，不能不因此而受到难以避免的制约。人们在进行思想重构时，正越来越自觉地注意直面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当代中国思想重构，应当说，速度相当快，力度相当大。但是，由此就常常不免形成太多的浮躁、浮夸、浮泛，沉着、沉潜、沉稳相对不足。不少人匆匆忙忙从国外移植来现成的思想，稍加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发明大加张扬，真正独立自主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还相当贫乏。一些学者勇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但常常不能免于趋时、趋权、趋势;又一些学者倡导回到书斋去专心治学，但又常常不免脱离现实变革的实践和活泼泼的时代精神。一个民族要成为有思想深度的民族，必须树立严谨正派的学风;而这种学风的形成，知识精英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他们能不能率先成熟，直接关系着他们能不能在现代性确立进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
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仍在继续，思想的重构也仍在继续。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将怎样?我们都是当事人.不应当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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