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形象

   90年代的，处在世界多极多元话语的总体氛围中。可以说，文化论争的尖锐冲突，大众传媒的不断扩张，全球化市场化的不断裂变和重组，以为主轴的世界舞台的复杂化，以及9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大重组和经济大动荡，使得跨世纪中国充满着问题和希望。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末，真正的全球性眼光是：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这个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种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一切价值加以解构，走向绝对的个体欲望和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在"新理性"指导下，正确地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曾经被改写的民族文化身份。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的改革在取得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社会分配不公、精神价值失落和文化衰颓等。对此，我们只能找出其文化症候，加以文化理论阐释和务实的现实性解决。在这充满机遇和选择的后殖民主义时代，如何在全球资本运作中重新阐释和确立"中国形象"，如何看待新世纪的"中国形象"，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的前沿课题。
       其一，从"政治文化中国"走向"知识经济中国"。
       在我看来，中国无疑是从7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80年代的"文化中国"，即注重探讨文化，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然而到90年代转轨进入了"经济中国"时代，中国在迅速地传递着关于经济的话语，关于经济生活决定自身命运的一系列切身问题，关于泡沫经济现象的出现与消除，关于富人俱乐部神话和富人消费神话。于是，随着文化论战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被边缘化，经济上升为时代的主战场，并日益成为时代的主轴。
       可以认为，"经济中国"从一种失序、无序、杂序的状态慢慢进入有序和整饬的阶段，并将在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进入"法治中国"阶段。不管是经济法、知识法、国际法，还是社会生活的种种法规，都将使中国形象与真正的国际性轨道"并轨"。
       那么，在世纪末和下世纪的中国，将具有怎样的"形象"呢？我以为，既不完全是"政治中国"、"经济中国"，也不完全是"文化中国"、"法治中国"，而应该是整合之后的"知识中国"（或"知识经济中国"）形象。学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际化语境中，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这一核心范畴以后，知识经济成为90年代的重要话题。经济学家大多强调寻求一种能够将知识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范畴的理论，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新型经济，即将知识作为资本来开拓。而人文社会家则坚持，这是一个全新的"经济-文化"转型，这一从"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迈进意味着，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价值"的重要性空前突出，"知识话语"的生产和再生产，已然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个体创新能力和知识资源的开发，成为国民精神文化和经济推进的真正动力。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化"进步""发展"概念，而使以知识生产和创新为目的的知识分子的人的因素得到空前的张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知识中国"与"法制中国"的建立，是21世纪中国新发展的重要契机和动力，并使中国得以切实解决自身的各种问题，参与新的国际事务。  
       其二，"中国形象"的多重性和生成性。
       应当看到，当代国际化语境使得"中国形象"具有开放的多重性和生成性，使得使知识分子必得在不同的利益阶层或价值圈层、不同的理解角度或阐释空间中，在激进和保守、社会批判和自由主义的论争中，把握和描述自身存在的合法形象，从而使中国的未来形象多元开放而难定于一尊。这也许是某种遗憾，然而，正是这种"握手已违"的遗憾，使新世纪的"中国形象"不至僵化，并使我们不在遽下结论中保存持问题的开放性和可能性。  
       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问题很多，怎样才能使不至于走偏锋而正确地洞悉问题的难点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认真清理当代话语中的基本问题，看那些是假问题，那些是真问题的虚假解决。二是从中国文化身份的立场重新界定自我的文化战略和基本价值走向。，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悖论在于，当代知识分子在强调自己的本土独立性的同时，又常常标榜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二者在矛盾中却似乎又相反相成：作为世界公共权力话语场中的一员有着"走向世界"自觉，但同时在整合进国际新秩序中时又深隐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民族文化身份成为自身的本土身份符码，而身份确认之时又向往成为世界公民。应该说，在对西方的新冷战式对抗时，只能获得一种狭隘的身份意识，这有可能既断送了性也断送了本土性。而只有在东西方话语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  
       后殖民语境中的问题使我们明白，当代中国问题决非任何单一模式可以解决，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这使得我们必须既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厘清全球化理论的某些误区；既清醒地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网状问题，又不是情绪化甚至煽情式地决然对立，从而对新世纪的跨国际语境的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正确意向性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形象与当代中国学者的努力分不开--在新的层面上认真分析当代国际文化的基本动态，对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保持充分的注意，在文化研究中不以冷战的方式加以对抗，丧失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机会。已然说明，中国20世纪中对"现代化"的延宕，已经造成了重要的民族生存的问题症结，如今，只有在全球语境中切实地从事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策略，成为新世纪中国形象重新书写的基本保证。  
       其三，"中国形象"的实现与公共空间的建立。
       作为总体的"中国形象"的设计，对当代知识框架和思想资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中国精神意识库存加以清理，从而消减中国意识危机，排除自我幻象，建立公共社会的公正原则和有限性原则。这意味着，当代知识审理和文化研究，既不可能是过去时代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发展史，也不是阶级斗争史，更不是那种冷战模式的简单挪用。它强调知识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对各种界限的打破和重新设置。同时，在运用各种方法的时候，又不完全杂糅拼凑，而是力图揭示其关系、间隔、差距、独立性、自律性。这为今天的知识社会学、知识学、知识文化学、知识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  
       无疑，后现代使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消费社会行列，消费自由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体制再生产、社会和个人协调整合，以及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键性话语。在这个多元时代，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权力语境中，应尽力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表述，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公共性空间的丧失，终究达成某种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识。  
       90年代的"中国问题"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90年代中国文化转型和知识经济的引入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下世纪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基本走向和内在脉络，在经济转轨中进行公共空间话语的有效建立。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化策略问题，而是跨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定位和呈现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形象不断完善、丰富、发展和创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