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政治参与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关键词】阶层结构；阶层分化；政治参与；民主政治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Chang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China, with the constant adjustment of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relation, China has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s of stratum structure and 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 which brings complex impac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simultaneou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ffects the process of social stratum changes in a degree. This essay has a preliminary discuss on the relation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nd makes an attempt to put forward some correlative solutions.
Key words: stratum structure; 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mocratic politics
一、理论背景
政治参与是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关于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随着人们对政治参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本文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出发，采用陶东明、陈明明对政治参与下的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1］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最主要的现象，是社会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论领域之一。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对社会分层是这样解释的：“组成某一社会体系的个人，在社会的某些重要方面，他们被看作较另一个高些或低些。”［2］社会分层的变化过程就是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过程，社会阶层结构，即是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指标，如收入、职业声望和受程度等，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的结果。
政治参与和社会分层二者都是一个的、具体的概念。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政治现象，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是在西方社会革命后，市民社会相当成熟的情况下广泛发展起来的。在经济时代，缺乏市民社会基础，基本是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西方政治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本质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马克思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出发，视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人民大众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很自然得出“人民民主”这一政治性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参与是人民大众自身的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看，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封闭性，阶层分化程度很低，阶层结构僵化。现代社会结构则具有开放性，社会阶层分化的合理程度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的关系。
从利益分析的角度看，政治参与的实质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影响政治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以获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社会分层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不均等分配。因此，二者本质上都是关于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的分配问题。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是现代政治系统保持良性运作的一个重要支持条件。
改革开放后，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制转型的大背景的产物，急剧的社会阶层分化是社会主义暂时无法消灭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分析的起点。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的体现，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结构的重大的变迁，给我国的政治参与机制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影响，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参与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数量增多，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减轻了非常态政治参与对阶层分化秩序的危害。因此研究阶层结构变动与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对于推动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和形成合理的阶层结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改革开放前后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比较分析及其内涵
按照依附关系（ relation of dependence）［3］,可以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划分为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即所谓的三分式阶层结构。按照等级关系（relation of ordering）［4］，可以把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划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三个高低有序的阶层，即所谓的三阶式阶层结构。无论是三分式阶层结构，还是三阶式阶层结构，其本质都是一种身份制的社会。由于实行城乡分割的体制，群体的形成主要是根据他的血统（出身）、职业特权身份、政治身份和阶级成分为标准，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和不同单位之间的壁垒森严，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了很强的刚性的特征。各个社会群体打上了先赋性烙印，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重重。很显然，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是不合理的，违背了社会结构的普遍，给我国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始发型”改革，从所有制和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入手，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最核心的就是社会阶层开始分化，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迁，具有相同利益的群体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阶层。现阶段我国出现的社会阶层分化也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就客观要求社会流动的加强。随着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剧，阶层经过不断的分化与重组，形成了新的阶层结构与利益格局。中国现阶段的阶层结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各个群体内部的层化现象明显，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增强。（2）阶层之间相对开放，刚性结构向弹性结构转化，社会流动加大。（3）出现了一些新的群体。［5］我国已经具备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并非简单的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多元结构的转变，它折射出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蕴涵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管理体制，社会被高度的国家化，社会权力相对萎缩。再加上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脆弱，阶层结构僵化，流动性差，无法为政治参与提供良性的社会基础。国家的基本政策和制度拒绝社会群体的流动，公民难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缺乏政治参与的内在的利益驱动。现代政治学把政治参与划分为动员参与和自主参与，认为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建国初期作为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公民政治参与很快被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代替，不是公民主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而是公民被运动、被动员，因此真正的参与已不存在，属于典型的动员型参与、“倒政治参与”，群众已经丧失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地位，我国的政治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不断深入，国家与社会呈现出了适度的分离，社会的自主性开始增强，反映在阶层结构上便是阶层开始分化，政治资源开始由高层流向低层，由于公民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公民的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效能感有所提高。伴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公民的政治参与日益成为中国政治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参与的双重效应分析
当代所发生的阶层结构变迁，从利益的分析角度看，实质就是社会利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利益分化和利益重组，使得人们政治参与的动机及对政治体系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转型，使得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从原来国家整体利益的一致认同中摆脱出来，社会策成员的利益意识日渐成熟和理性化，为我国政治参与的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日益扩大，阶层之间的摩擦更加明显，不同阶层对政治体系的不同要求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巩固和维持已构成了现实的冲击和挑战，成为我国政治参与正常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阶层分化带来了参政主体——公民意识的嬗变
政治参与主体是指介入政治过程的公民或公民团体，在对政治参与的分析中，主体是个至关重要的基本范畴，是进行政治分析诸多变量的一个最为丰富的变量。社会阶层分化给我国的政治参与主体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影响，既有积极的影响，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
第一，阶层分化强化了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为政治参与提供了内在的基础。主体意识强调自我精神、非依附性和非盲目性，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社会阶层分化及其相互关系是社会利益状况分化的体现，随着市场的发展，每个社会成员和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社会利益竞争的大舞台中，不同的社会成员由于处于大体相同的社会地位，追求大体相同的社会利益，处于大体相同的生活方式，这样便可能产生共同的利益需求，进而形成一定的利益阶层或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由于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平等，随着阶层意识的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也必然增强,公民参政不再被视为一种义务，而是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参政不再是一种被动、盲目的行为，而是一种主动、自愿的行为。［6］这与民主的价值原则是一致的，公民参政观念的嬗变，为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观念的支撑。
第二，经济地位的差别对政治参与主体的社会影响分析。不同阶层反映了一个人收入的多少、职业地位的高低和受水平的程度。阶层归属感的不同是社会公民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产生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阶层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和政治参与之间关联度十分明确。［7］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体现出的经济地位越高，政治功效感和政治能力感便越强，他的政治参与欲望也会随之提高。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对政治权利的需求程度也不同。顾善杰把中国人的需求分为九个层次，低收入阶层往往更加关注物质生活状况，而政治权利作为一种在普通公民看来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需求，在经济地位还不高的阶层看来，政治参与的欲望往往并非十分的强烈。［8］
我国现阶段阶层分化日益明显，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的差别不断扩大，使得物质财富越来越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独立力量。家、外商、私营企业主和其他高收入阶层凭借掌握的丰富的经济资源，主动影响政府的决策。现实生活中，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生产力，往往为之开绿灯。在优势地位阶层日益成为政治参与的显著力量时,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忽视，由于经济收入低下，劳动型利益阶层对于自身经济状况的关注要远远超过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层面对这部分阶层而言显然是间接的，他们的政治参与功效感明显不足。这部分社会群体对政治参与的利益认识不足，很多人游离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倾向，因为政治参与利益的认知是个渐进的过程。事实上，社会弱势群体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已经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如何吸纳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参与的要求已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社会阶层分化促进了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
公民团体是政治参与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构的确立，单一的公有制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整体格局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强化了人们的阶层认同感，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被唤醒。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逐渐结成不同的团体，采取集体行动向政治系统表达所在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以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团体的政治参与日渐活跃。各类新生团体开始成为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的主体，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力量，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主要实现形式。
改革前，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等社会群众团体尽管早已存在，但由于国家对社会实行高度的控制，社会团体组织的自主性很差，无法得到正常的发育，各类社会团体往往是作为一种准政府组织的身份出现，还远远不具备一般社团应有的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和功能。1978年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有了很大的收缩，权力资源开始由国家流向社会，社会领域的独立性和自治性逐渐增强，团体的有效参与正在提升，对利益的综合、表达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在影响当地政府决策方面已具有相当的能量。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各类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功能的发挥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首先，各种社会团体的发育，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阶层、群体背景越来越浓，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其次，社会团体把分散的社会个体整合起来，社会成员以组织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再次，公民加入社会团体后，个人行为受到团体纪律的规范和制约，促进了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稳定进行。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不确定因素还很多，阶层分化还只是刚刚开始，社团组织的发育总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一些新出现的阶层群体的利益，如城市农民工，还没有哪个专门的组织团体来代表。已有团体的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组织化和规范化的程度也较低，社会团体对成员的政治参与行为的整合力度不够，社会团体的稳定性较差。
（三）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政治参与模式的转换分析
公民政治参与模式是一个国家政治参与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它主要由公民政治参与的心态、意识规则、行为方式、目标模式和价值取向等诸方面构成。［9］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实际不断更新，是个动态的范畴。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水平，也影响了我国政治参与的性质，作为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要求的政治参与的模式，正在发生具有现实意义的替代性的变化。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中，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旋律以“革命”为核心内容，依靠政治动员促进政治参与的发展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参与模式。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容易出现忽视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倾向，造成公民的被动参与、盲目参与和依附参与。建立在忽视个体利益基础上的政治参与的人民群众，往往会不顾自己政治行为的后果及其应负的责任，使我国的政治参与机制的建设陷入忽视个体利益—盲目参与—忽视个体利益的恶性循环，给政治参与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恶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阶层分化背后蕴藏的是社会利益结构、利益格局的重新组合与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是动员参与呈强势的话，那么现阶段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正在转变为以公民的主动参与为主。从我国的政治参与的实际来看，公民在政治参与的选择上，已不再追求暂时的轰动效应和形式主义的参与模式，更加注重政治参与的实际效能，不再追求不切实际的“大民主”目标，而是追求现实条件下各阶层所能达到的基本满意的结果。这些都表明，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各阶层人们的公民意识在走向成熟，建立在以朴素的政治热情和非理性化基础上的政治参与模式已逐渐退出了我国政治生活的舞台，我国的政治参与模式正朝着良性的方向发生转换。当然由于阶层分化还刚刚开始，这种模式还只是一种趋势，离成熟状态还相差甚远。
（四）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要求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的提高
政治稳定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关系。［10］在公民政治参与愿望增强，而政治制度化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政治稳定将面临严峻的考验。20世纪50、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治动乱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公民大规模、主动地参与政治对一个还处在政治体系调整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未必就一定是件好事。公民参与政治意识的增强，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自制度化水平低，参与渠道匮乏，现有的政治体系难以承受过度的政治输入压力，民众对政府提出的一些要求无法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之中得到满足，必然转向非制度化的渠道，造成政治不稳定，出现所谓的“参与危机”。
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在行为层面上具体表现，就其政治作用来看，政治参与是公民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资格，通过政治权力最终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关键环节。［11］作为承担着社会资源分配的政治体系，公民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与之发生联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整齐划一的情况下，对利益一致性的强调完全压倒了利益的特殊表现，人们在这种利益仿佛无差别的世界里，不是为了某种具体的利益而参与政治。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结构的重新调整，根据李强的观点，从利益结构的角度，可以把我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四大利益集团：特殊获利者集团、普通获益者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和社会底层集团。［12］每一集团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向政治系统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利益相对受损阶层和社会低层阶层的人们，在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他们要求进行经济利益的诉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特殊获利者集团本来对改革的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认可的回报。所以这个集团一方面获得了很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对现状不满,倘若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离散倾向就更严重，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随着这一阶层掌握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政治参与能力和功效感的增强，为了维护合法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的认同，必然产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加强与当局的联系。
从规范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具有优越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阶层人们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期望。既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政治协调结构代表社会各界人士利益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有政府性民意代表结构如信访制度等，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的程度不高，各项制度在具体的运行机制方面还很不健全，不断分化的社会各阶层还无法在现有体制中找到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人大的选举制度还很不完善，人大的权威与宪政规定还有很大的差距，选民的罢免机制不健全，代表的素质不高也影响了人大自身功能的发挥。（2）政治协商制度出现了“行政化”的趋势，依附性较强，受执政党态度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不够深厚，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3）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缺乏自主性，更多地表现为党的附属机制，还不具备一般社团的影响力和功能，反映其所代表的社会成员利益的力度不够，独立参政能力较弱。
四、参与影响社会阶层结构调整的进程
前面我们把政治参与当作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一个因变量来分析，讨论的是当代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参与的复杂的影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政治参与不会对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发生作用。政治参与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在人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进程。
（一）政治参与通过社会再分配机制影响社会公平
政治参与的内驱力蕴藏在人们的利益关系之中，马克思早就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13］公民介入政治过程，影响了政治体系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当公民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感到利益分配不平等时，便会产生强烈的社会挫折感和失落感，进而转化为政治参与的内驱力，指向政府决策，以争取包括物质利益、政治利益和精神文化利益在内的各种利益。“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常常导致国民产品更平等的分配。” ［14］从理论上讲，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可以经过：通向政治权力的捷径→要求分配利益→政府所得再分配政策的程序实现经济的平等。［15］ 由此可见，政治参与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利益的平等，影响到社会利益、阶层格局的调整。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的平等程度与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应呈现出正向的变动关系。但是，不同阶层的公民由于在经济收入、职业地位和受程度上的差异，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公民不可能象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公民那样有效地利用政治参与的机会，意味着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乃至发会各种能力行使政治影响力的资本是不均等的，起点是有差异的，结果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16］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阶层的政治参与所获得的社会利益份额是有差距的，特别是随着改革进程越来越表现出非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如何在各阶层之间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做到公正合理地分配改革利益和改革成本，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我国政治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早已被消灭，从理论上讲，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政治博弈。但是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差异较大，政治参与所表达出的声音强弱是大不相同的。优势阶层能够较好地运用所掌握的资源，将自身利益向政府进行表达，社会影响力较大。而弱势社会阶层则往往是人微言轻，政治参与的实际效能较低。在这种起情况下，政治制度若不能吸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非制度渠道的政治参与方式便会趁虚而入。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状况，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够保障社会各阶层进行利益表达，缓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不同阶层的利益竞争倾向于正和博弈，为阶层结构的调整提供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环境。
（二）政治参与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社会分层
西方政治学界对立论持以下观点：（1）在经济腾飞之前，扩大政治参与会对平等政策构成压力，会吃掉为经济增长准备的资本积累。（2）扩大政治参与缩小了决策的权力，降低了经济增长政策的效率。（3）扩大政治参与会引起政治的不稳定，因此，成为5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17］但是这并不能表明政治参与对经济发展没有积极作用。政治参与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理性公民依据成本-收益选择，参与政治，可以为经济决策集思广益，提高决策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各阶层的政治参与有时只反映本阶层的利益，一些特殊的利益群体甚至只以利益分配为目的而参与政治，不利于社会-经济公平政策的实行。这实际涉及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党在经验之后，提出的符合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测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一个简要办法是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明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较为合理，既有利于提高效率，也没有违背社会公平的原则。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改革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6，而到了199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则上升到了0.452。这种利益结构令人担忧，低收入阶层太多，高收入阶层集中的财富过多，而作为缓解社会阶层之间冲突的中等收入阶层又太少。社会上的高收入阶层较多地占有了其他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合理的状况，造成阶层之间关系的紧张，引起政治秩序的混乱，阶层分化失控，影响社会公平。
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我国阶层结构优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民营科技的创业人员、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出现的社会群体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来源，吸纳他们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对于调动他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形成合理的阶层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政治参与通过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而影响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的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移动的过程。［18］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状态的表现，为社会分层体系注入活力，特别是结构性流动，如城乡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流动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
社会个体在试图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时，存在着两种选择：个人流动与集体政治参与。亨廷顿认为，个人流动与政治参与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反比关系，是相互排斥的两条渠道。［19］这种把个人流动与政治参与当作两极的做法，显然难以说明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做到二者相互兼容。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为社会流动争取机会，提供动力，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而且，通过公民在政治生活的竞争机制，鼓励社会成员的流动。
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通过政治运动来阻止社会流动的做法，被历史证明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给各种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群体和阶层平凡，赋予社会成员平等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逐步得到落实，逐渐消除了实行了几十年的带有先赋性的政治分层标准。政治参与权利的恢复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投身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加速了社会的流动，从而整体推进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重组。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社会流动因民主政治的程度不高而受到一定的制约。随着民主政治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流动将日趋合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流动化日益显著，若移动的机会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挫折感加剧，这是产生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20 ］现阶段，公民通过政治参与为自己争取教育、谋迁、迁居的机会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是优化政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地区差异明显的高考招生制度等正在发生声悄悄的改变。公民通过社会流动，突破了传统的身份制社会的框架，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成为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的原动力。
（四）政治参与为阶层分化构筑政治文化保障机制
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推广到政治文化方面，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形式参与政治生活，可以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公民的知政、参政和议政的能力，增强对国家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归属感。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强化了公民意识，塑造了合格的公民人格，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培养了合格的公民。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公民政治参与，培育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提倡的平等、法治、民主、权利、竞争等现代观念，构筑了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政治文化基础。急剧的社会阶层分化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文化为其做支撑，在影响阶层分化的诸多因素中，政治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直接影响人们对日益分化的社会阶层现象所持的基本态度。政治文化能否与阶层分化相协调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关键。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决定了政治体系必然倾听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避免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弱势阶层的不堪忍受的被剥夺感的出现。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能够形成谅解、宽容的政治文化，为社会分层提供心理支撑机制，将社会成员的暴力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现有的政治体系能够较好地协调不同阶层的政治参与时，政治文化的凝聚力便越强，即便是利益相对受损阶层，也往往不至于与政治体系发生过分的冲突。
五、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促进我国参与的健康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化必然是一个阶层结构不断变迁和合理化的过程，合理的阶层结构是我国政治参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基础。与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状况相比，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一个雏形，距离“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型结构，要走的路还很长，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偏大，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偏小。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促进我国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一）正确认识处理阶层关系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体现了我国社会整体性利益正在向多元化结构的过渡，多元化的利益存在为我国政治参与、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但是，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摩擦加剧，对国家政治整合构成了现实的冲击和挑战。在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政治生活主题的情况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成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内容，突出地表现为三对隐性的社会结构性矛盾：（1）社会利益差别与政治一体化之间的矛盾；（2）党的领导地位与现行政治合法性认同之间的矛盾；（3）精神文明建设与贫富差距造成的观念、情感“壁垒”之间的矛盾。［21］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上必须解决的三大课题，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二）逐步构建合理规范的阶层分化秩序
当代中国急剧分化的社会秩序是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实现的，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中，社会阶层的分化存在许多负面问题。改革走的“权力市场化”的道路，突出表现为国家资源的占有及分配不平等，一些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获得者，直接将人民给予的权力、地位等优势资源来为个人谋利益，事实上，这就赋予了这些社会群体某种特殊的社会身份，造成阶层分化的起点不平等。二是社会横向流动的壁垒依旧存在。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和行业之间出现集团性分化现象。营造规范公正的阶层分化秩序，是我国阶层结构优化和政治参与健康发展的社会前提条件，应大力改革户籍制度，打破身份制社会对“公民以足选择”的限制，取消横向流动的体制门槛，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合理化良好的制度安排。
（三）加强政治权威，拓展完善政治整合机制
L.派伊认为，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有三个：公民参与的扩大，政治系统权威的增强，机构的分化与一体化。［22］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当不同利益主体的政治要求扩大时，必须防止政府权威的流失，提高政府体系吸纳社会不同阶层政治参与的能力，协调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确保政治参与的速度和广度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构建政治整合机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23］。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重要的还是有利于增进新的社会阶层对我国政治体系的认同，提高我国的政治整合能力。政治引导是政治整合机制的一个重要功能，积极利用各种政治社会化手段，引导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尽量避免政治冷漠现象，政治冷漠暗示人们对政治体系的疏远，暗含着政治权威认同危机。
（四）适应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培育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
主流政治文化与非主流政治文化并存于现阶段中国的政治文化领域，处于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它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规定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对于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非主流的政治文化，虽然影响不如主流的政治文化，但对某一阶层、群体的政治行为也有相当的约束力。
两种政治文化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发挥主流政治文化在政治整合和政治稳定中的作用，把不同阶层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化解社会张力，减少不同阶层在政治生活中摩擦，扩大社会阶层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认同，引导社会各阶层朝着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的角度来调整阶层关系，增进社会主义过国家各阶层对根本利益一致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坚持“双百”方针，积极引导非主流政治文化在现有的政治秩序、许可的范围内健康地发展，调动各阶层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中国在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的政治文化，它能够将本国各种群体、阶层整合在一起，在维护我国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政治发展的代表者L.派伊认为，政治发展意味着从臣属型文化走向公民文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对平等原则更加敏感，更多的人接受普遍的法律，政治体系的能力不断增强。［24］面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必须加强我国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
（五）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我国走的符合国情的渐进式的改革道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渐进改革的“高成本效应”逐渐显现，突出表现在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期望与政治制度化建设之间的格局不平衡。要实现中国政治的稳定发展，关键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一个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政治参与要求。
首先，实行依法治国，实现公民参与的法制化。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25］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6］要实现我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就是要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建立必要的法律制度，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行必要的法律确认和必要的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公民的政治参与经常化、秩序化。这就要抓紧落实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其他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立法，诸如新闻法、出版法、舆论监督法、人大监督法、政务公开法、公开举报法、申诉法等等。
其次，开发现有政治资源，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推动现有制度有效运作的一个重要资源来自于对现有制度功能的深度开发。［27］如前所述，我国现有的政治参与体制分化程度不高，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阶层分化的需要，开发现有政治资源，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一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开发人大的政策决策功能，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二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尽可能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的制度话和规范化。三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做到公平、公正、高效的协调各阶层利益矛盾，减少冲突和不稳定因素。
再次、从增强公民的自治能力入手，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社会主义本质是人民民主，在制度层面上，体现为人民参与国家管理和实现自我管理。
一是要大力培育各类社会团体，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起着承担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综合所代表成员的利益向政府反映，为公民向政府直接进行利益输入提供了一种缓冲机制。团体要实现社会层面的参与，植根于国家的社会化进程和政府有效的政策扶持。团体参与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需要加以法规的引导，任期发展，可能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秩序的混乱。由经济和社会发展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必然带来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进行重新分配的要求，我们不应被动接受，而要主动利用和转化，根本出路在于进行制度创新。（1）改革完善我国社团和中介组织的成立制度，为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可以实行登记备案制。（2）为保证社团和中介组织的民间性、自愿性和独立性，应取消“挂靠制”，改变社团经济上依附于、有关部门的状况。
二是要大力培育基层民主，提高基层群众的自治力度。对大多数公民具有最大推动作用的参与动机应分布在与公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基层生活和局部利益之中。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于中国这样缺少民主传统的超大型后发国家来说，民主政治的大厦必须建立在基层群众充分自治的基础上。基层民主建设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处理好基层组织的党与群众自治的关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党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主要的就是要代表基层群众的利益。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基层群众自治提供有效的政治支持，强化党在基层中的不同阶层的凝聚力作用。
注 释：
[1]陶东明、陈明明：《当代参与》，第10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2]辽宁省社会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阶级、阶层及社会流动》，第340页，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
[3]、[4]Erik Wright: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P.13.
[5]、[18]陆学艺等：《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第27页、第6页，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6]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的十大趋势》，《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
[7]（美）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第33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顾善杰等：《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析》，第137页，黑龙江出版社，1995年版。
[9]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第14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25]（美）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1页、第12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11]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2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2]China economic information network(中国经济信息网) ，2000年4月6日。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4]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难以抉择》，第79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15]（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第5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6]、[17]、[20]转引自（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第51页、第55页、第5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9] （美）塞缪尔.P.亨廷顿：《难以抉择》，第101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21]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第302-30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22] L.W.Pye and S.Veba,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13.
[23]江择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4]转引自徐大同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政治思潮》，第475-47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6]《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6页。
[27]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第466-46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