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 ——与张文木先生商榷(上)

张文木在《科索沃战争与新世纪安全战略》（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一文中说：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事实上，自80年代开始的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打击中正在结束。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在发展模式上的书生之见，采取符合时代变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当欧洲战火烧到边境的时候，苏联才幸免于难。张文木在他的另一篇文章《21世纪：战争与和平》（载《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1999年第13期）中断言：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在80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重新研讨对21世纪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在最新发表的《问题与中国前途》（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中，张文木更明白宣告：目前的形势已把中国的和平主义者逼到死角，和平与发展是现实已不存在的海市蜃楼。

　　科索沃的战火无疑对中国人的思想定势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一时间处于失衡的状态，但是像张文木这样明确质疑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毕竟还是比较少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遇果然已经被科索沃的北约导弹炸飞了吗？我们正处在一个即将结束的和平“间歇”时期吗？80年代以来对时代主题与特征的基本判断应当重新检讨吗？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与张文木先生商榷。　　

　　一、和平；仅仅是“间歇”吗？　　

　　张文木认为现在的和平局面只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一个“间歇”期，也就是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论，而他的论证依据则是列宁的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和帝国主义理论。为什么张文会给人们一种突兀感？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之类的措辞在中共和政府的中已经久违了。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报告同时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是，经验也表明，世界人民能够以坚持不懈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略部署。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而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就已经不再出现帝国主义的字眼。这是报告人的个人行为吗？显然不可能。邓小平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也没有恢复十二大报告有关帝国主义的提法。然而，在这十几年中，学校教科书一直在继续讲授帝国主义的旧教条。是报告偏离了理论基础，因此现在需要由张文木这样的理论家来纠偏呢，还是学校文科严重脱离实际，赶不上理论创新和时代发展呢？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世纪初的产物，如果到世纪末仍然鲜活有用，那么就完全有资格进入社会经典的殿堂。但是，从列宁本人开始，它就不断受到阉割与修正，最后则被以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党打入了冷宫。

　　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20世纪人类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除非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便不断鼓吹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输出革命，否则，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弱小的苏维埃政权，就必然会被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所扼杀。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遵循理论的剪裁。外国干涉随着俄国内战的结束而结束，帝国主义似乎并无灭此朝食，将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中的气概。1921年俄国大旱，数千万人濒临绝境。美国商务部长兼救济署长赫伯特·胡佛在提出的两个先决条件——释放被关押的七名美国人和美方救济人员在分配救济物资时不受干预——被满足后，与苏俄方面签订了里加协定。美国救济署依照协定运去了七十万吨以粮食和药品为主的物资，光物资发放站就有15000个，共花费了6千万美元，除了美国国会的拨款，美国红十字会、联邦教会理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民间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筹集到了数百万美元。在这次行动中，至少有一千万以上的俄国人（多数是儿童）因为美援而获救。事实教育了列宁，使他认识到存在着新生苏维埃政权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可能性。和平共处是列宁的首创，也是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外部条件，但此时它并没有任何理论的依托，只是一种事实的陈述与愿望的表达。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首次为和平共处提供了一种学理性的解释，但这种理论已经大大偏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斯大林理论要能自圆其说，必须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中间地带国家的矛盾置于它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之上。用他本人后来的话说：“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他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这就必须假定帝国主义者都是非理性的，所以他们才会置帝国主义掘墓人于不顾，首先不亦乐乎地自相残杀。（这里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批判周恩来，就是因为后者批准发表一篇文章，揭露超级大国的相互勾结，而不是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争夺。）但斯大林还是留了一条帝国主义论的尾巴，他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外交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修正的只是列宁在夺取政权前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到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新思维，谢瓦尔德纳泽鼓吹“对话代替对立，合作代替仇视，坦诚代替怀疑”，基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帝国主义论，便完全被置之脑后了。

　　毛泽东尽管十分反感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但不知不觉地也受到了他的思想影响。顾准曾敏锐地觉察到，毛提出“农轻重”的方针，可以被理解为“和平主义的发展经济的方针”，顾的这一观点也受到孙冶方的高度重视。虽然不久后毛本人又用“备战第一”、“国防建设第一”取代了“农轻重”方针。

　　1962年春，时任中共对外联络部长的王稼祥在给领导人的信件和主持撰写的文件和提纲中，阐述了对外工作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到下半年国内政治风向转变后，便被批判为“三和一少”（毛泽东在和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把王的意见概括为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文革”中更上纲到“三降一灭”；但在20年后，却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指针。王稼祥指出：“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大战。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大战的危险，而冲淡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只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才能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不要说，只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即巩固的和平，一个长时期的和平。”“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说得超过了和平运动。”“主观能动性是绝不可以低估的，否则对我们是不利的，看来，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好像这些都是对外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手法。”“我们不宜突出，不易打头阵”，“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须要适度收缩”。

　　显而易见，从60年代初的王稼祥到90年代初的邓小平，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右派的”外交路线。“左派的”外交路线也并不真正把帝国主义论奉为圭臬。1972年2月，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然后他又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以此为开端，他搞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就是从日本、中国、欧洲直到美国的反苏统一战线。与指着尼克松的鼻子说我们将会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的赫鲁晓夫相比，很难说谁更离经叛道一些。毛与赫在外交实践上是针尖对麦芒，把帝国主义论当作“放空炮”，则是师出同门——修正了列宁主义的斯大林外交思想和战略。

　　为什么帝国主义论的战争与和平观从一种睿智卓识沦落到“放空炮”的境地？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大踏步地前进了，人们的思想也必须随之而发展，在理论上原地踏步，就必然落后于时代。对诞生于本世纪初的列宁理论，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根据列宁的说法，世界大战是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但是在二战以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G7(G8)以及欧共体（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发达国家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已经基本上被平衡发展和一体化所取代。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但是在二战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其他诸种因素的影响，像30年代初那样的持续性世界经济危机就没有再出现过。根据定义，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既没有朽也没有死，因而指派给帝国主义的种种非理性的、疯狂诉诸于战争的行为方式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谁也不能在理论上完全排除今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世界的永久和平”将始终是人类的一个梦想；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够实现王稼祥所说的“世界的持久和平，即巩固的和平，一个长时期的和平”，或者邓小平所说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便已足矣。帝国主义论不能向人们预示和保证这样一种前景，即持续地以战争的威胁来考验人们神经的忍受力，而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战争的发达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迟到了一个世纪还不见踪影。对于资本主义尚且缺乏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深刻认识，帝国主义论及其战争与和平观便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

　　如果把战争仅仅看成是特定制度和国家性质的派生物，就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美国学者斯佩特指出：准备战争和战争本身一样，它们都是文化熏陶的结果。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法西斯将军们总是用这样一句口号来结束自己对士兵的演讲：“死亡万岁！”自1914年以来，人类一直过着一种在执着地走向战争的生活。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着的心态，把牺牲人的生命看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求整个社会的、经济的、精神的力量都为之组织起来。这样一种心态源于在上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前半叶占据上风的国家主义文化——它把确立、巩固和扩张国家主权视为最神圣的价值。黑格尔说：“民族存在的主要目的在成为国家，并保存下去。”“发生于一民族身上的事，……其与国家的关系，有本质上的的意义。”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列举了从黑格尔到希特勒的国家主义的一些主要观念：“（a）民族主义，根据主义者的观念，国家是创造国家的民族（或种族）之精神（或血统）的具体化；被挑选的民族（现为种族）注定要统治世界。（b）国家为一切其它国家的的敌人，必须在战争中肯定其存在。（c）国家免于任何道德的责任；历史，亦即在历史上的成功为唯一的审判，集体的效用为个人行为的唯一原则；允许宣传者说谎和曲解真理。（d）战争的‘伦理’观念（整体和集体主义的），特别是新兴的国家对抗古老的国家；战争、命运和名声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e）伟大的人物的创造性角色，具有世界性、历史性的人物，具有深度知识和高度热情的人物（现在已成为领导原则）。（f）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险’），与过着布尔乔亚式生活的俗人相反，是一位‘英雄’”。希特勒宣称：“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坚持我们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目标，即为德国人民确保其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须的领土。仅仅是为了这一目标，我们的人民应该再度流血，在上帝和我们的后代眼中，这一行动也是合法的。……因为地球上没有一个民族所占的尺寸土地不是以较高的意志和较高的权力为基础的。”“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著编年史。”而在世纪末的今天，主权的思想霸权已经让位于人权。一则是由于两次大战上亿人为国家而牺牲的惨痛教训；二则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两种潮流的夹击，使国家主权被矮化，成为人类组织中的一个普通层次，人权本位更加突显。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全球伦。为国家主权而牺牲个人人权，为国而战，牺牲光荣，其神圣的光芒日益暗淡。在这种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和平运动应运而生。正如王稼祥所说：“这个运动具有广泛性，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那些仅仅害怕核战争灾难的普通的人们。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在社会中，战争并非体现人的冒险精神的一种游戏，而是达到既定政治目标的一种特殊手段或者说最后手段。如果由于武器装备的革命，使得战争升级的结果不再能够达成既定目标而是导致人类的毁灭，战争本身还能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便打上了一个大问号。核武器、核军备竞赛、核威慑战略、核冬天、核裁军、核禁试，这些全是列宁去世后才出现的人类新问题。赫鲁晓夫是宣告核时代来临的一位超级布道士。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再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标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毛泽东虽然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人在核战争中死掉一半也不怕的硬话，但他也是一位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大师。他在60年代初曾说过：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但不要多，无非是用来吓吓人，壮壮胆。原子弹你有了，我有了，可能大家都不用，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和平就有把握了。历史证明，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虽然世界上战火不断，但核大国之间从来没有爆发过战争，核武器确实遏制了世界大战。由于老一辈人的努力，中国现在已经穿上了核盔甲，他们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两弹一星”上，而没有用在如张文木所期待的远洋海军上，应当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看看俄罗斯，它的核武库仍在支撑着大国地位，而它的远洋海军，大多数趴在海岸上晒太阳，有些已经变成了废铜烂铁。现在鼓吹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人中，不全是帝国主义理论家，还有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流派的信徒，文化冲突论的鼓吹者等，这里暂且不论。但是，帝国主义论在学术界重新粉墨登场，配合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陈腐口号，却是最值得人们警觉的一种思想新动向。　　

　　二、：是否已被“剥夺”？

　　　　由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张文木不便从正面进行批驳，但他确实不喜欢这种提法。因此他一会儿说和平与发展不是海市蜃楼，一会儿又改口说是；并不断预告和平与发展的“机会”“正在减少”、“正在结束”。原因就在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法严丝合缝地与传统理论接榫。张文木提醒说：“现在人们常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目前有许多人确实忘记了），我们同时也处在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时代。”说现在处于与资本主义决战前的一个和平“间歇”期，马马虎虎还可以接受，说资本中心地区能够听任允许资本外围地区发展自己的经济，就太离谱了。“随着来自殖民地的高额利润向宗主国大量回流，及由此产生的那里的工人阶级贵族化后果，原来存在于资本宗主国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便转化为世界性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压迫，是中心国家防止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垄断资本又岂能允许外围国家发展起来，危及自己的命根子呢。既然资本的本质没有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不是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吗。张文木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应有的发展权，与北方国家限制和剥夺这些南方国家发展权之间的斗争。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这一论断，完全是上述僵化理论的一种演绎，而不是对鲜活事实的理论。

　　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利被“限制和剥夺”，有什么证据呢？南方国家人口增加，平均寿命增加，恩格尔系数下降，文盲率下降，这些不都是明摆的事实吗。有人可能会说，发展权利不仅意味着绝对发展，而且意味着相对发展，南北国家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尽管有种种唬人的统计数据，但只要抓住一个关键性的数据，其他数据均会不攻自破。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发达国家，只要这一趋势保持不变，前者或迟或早总会赶上后者。新加坡、香港、的人均GDP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的GDP总额赶上美国也已指日可待。南方国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有两个关键因素：资本引进和技术引进。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其最终结果是资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工资水平的拉近。近十几年来，美国的平均工资率徘徊不前，东亚国家（日本除外）的工资水平成倍上升。发达国家工人反对资本流出是理所当然的，这会使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贬值；发展中国家反对资本（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入，避免被“剥削”，已被历史证明为不智之举，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坚持。发展中国家天然享有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即使有心阻止先进技术的转移，也是做不到的，在商品和设备的贸易以及人员交流中，无不含有无偿技术转移。包括中国在内的低收入国家获得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的无偿援助和软贷款，最贫困国家的欠债屡屡获得减免，发展中国家获得单方面的贸易优惠，这些都不好说成是“限制和剥夺”。

　　笔者无意为北方国家歌功颂德，在国际利益格局中尽可能地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利益、更好的条件，总是南方国家官员和学者的责任之一；这里只想说明，现在毕竟已经不同于殖民主义盛行的19世纪和中国面临日本侵略压榨的30年代，说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并无任何不妥，而且这一时代方兴未艾，远远谈不到“正在结束”。

　　让我们暂时转换一下观点，假定国际资本确实“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限制和剥夺”中国的发展权，那么又有什么因应之策呢？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为了加强国家的经济安全，减少对外贸和外资的依赖程度，也就是说，重新回到60年代自力更生的老路上去。区别在于，当时是面对封锁不得不采取的对策，现在是未雨绸缪主动脱钩，这也是50年代拉丁美洲“依附论”者的主张。风头正健的“经济安全”论（包括“粮食安全”论、“能源安全”等不同表现形式），不仅有违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也与通常被认为经济上比较保守的陈云思想背道而驰。陈云在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两次复出，抓的头等大事都是进口粮食，第一次是几百万吨，第二次是两千万吨；他也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积极提倡者。

　　让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比较劣势资源密集型产业如粮食耕作上不断追加边际效益递减的劳动投入，是最大的经济浪费（即对增加经济产出机会的“剥夺”），是对发展权最大的自我“限制”。中国大使馆被炸后美国资本并没有撤出，台湾海峡剑拔弩张后台湾资本也没有撤出，东亚危机后中国出口增长率再次转跌回升，这说明中国在引进外资和对外出口方面都还没有达到顶点，为什么要自己先把门关上呢？

　　与上述被动防御性的“经济安全”论不同，张文木主张一种更具进攻性的“经济片面发展”论。他说，中国本来是想“打时间差”，利用美国“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上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斯大林式的“符合时代变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有深刻的片面）”。也就是说，在全面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来不及时，先片面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张文木论证说，“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线。”全力发展一支具有制海权的远洋海军，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邓小平生前一直坚持，首先“尽可能地减少军费来加强国家建设”，然后“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张文木则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以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因为保障中国发展权利的“关键是平等地享用国际海空航线”，“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西方霸权国家才露出了早年海盗的面目。”据说，“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美国的历史相似。……美国早期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并不是经济优先，而是海军先行。”近来，颇有人主张军备扩张和军工先行的“经济片面发展”论，理由不一而足，诸如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说；又如：“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加强国防建设，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需求、增加就业的作用”，等等。这些论者究竟是在为国家利益奔走还是在为行业和小团体的利益呼吁，人们不能不表示怀疑。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提醒世人，要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假借国家安全名义来谋取集团利益；几任前苏联领导人也有过类似的告诫。

　　考虑到前苏联由于参加军备竞赛而加速了崩溃，考虑到里根总统曾在“星球大战”计划上设局引苏联军方入套，这里不妨按照阴谋论的思路提出一个疑问：美国人见到中国人自己把“经济片面发展”论的特洛伊木马牵入国中，会不会正捂着嘴偷着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