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城”心理障碍的消解路径与策略选择——以长沙、株州、湘潭的访谈记录文本为样本的分析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关键词] 农民工；心理障碍；思想政治教育
※括号内容依次为访谈对象的姓名（或代号），性别（F表示女，M表示男），年龄，访谈时所在城市（CS表示长沙，ZZ表示株州，XT表示湘潭）
一、研究回顾与本文起点
作为城市化、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实际生存状态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对农民工“融城”的各方面思考，学界在理论层次和经验层次等方面的研究已比较丰富，比如：对农民工的阶层特性与社会地位的研究（李强，2004；朱力，2003）；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研究（李培林，1996；李长江，2004）；对农民工的情绪、社会心理研究（李强，1995/2005）；对农民工城市主体关系的互动研究（李强，1995；朱力，2001；潘泽泉，2004）和从传统走向的农民工视角变化研究（李培林，1996；周晓虹，1998；江立华，2003/2004）等等。
上述有关农民工“融城”的研究大体概述了当前主要的研究视角。当然，我们尝试归类的视角其彼此之间的界限也具有模糊性，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但总体而言，每个角度的研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当前看来，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日益突显的心理障碍问题呈增量趋势，在“融城”的大背景下关注农民工的心理障碍并寻求消解之法，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学界对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研究也零星有所涉及，但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维度，并结合理论层面予以说明，提出实践性的分析路径还不多见。因此，全文尝试从社会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维度对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予以合理的释读，并以长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访谈调查记录为分析样本，在力求理论合理阐释的基础上，描绘出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表征，并以此探究出问题的解决路径。
二、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当前看来，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占我国人口的63%以上，并且每年以600万800万的规模迅速增长。预计未来10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包括劳动力及家属）将在1.5亿人以上。[1]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跨地区流动就业，在所有的大中城市，在建筑、纺织、制造、第三产业等许多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这一群体的出现及其在工业和城市社区中的作用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的转型与社会变迁，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2]本文的研究依托笔者近两年（20052007）利用寒暑假时间在长沙、株州、湘潭三地所做的跟踪访谈记录文本为分析样本，通过对15个个案详细的文本记录和话语分析，透视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实际上，“借助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和更加宽泛的社会背景，并通过对其做出分析，可以揭示话语表达中的社会意义。”[3]
本文界定的“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具体是指脱离土地、背井离乡，进城就业务工的农民群体。心理障碍主要侧重于农民工面对城市强大的辐射力以及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利益体系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冲击、心理壁垒等。思想政治教育，全文主要将其归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以及道德教育，使得“融城”农民工群体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素养和道德规范，从而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
三、样本分析与理论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由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4]，对广大农民工群体而言，生活在不断变化的转型期，并从乡土走向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个演进的过程对其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冲击。通过深入访谈及对其生活的观察，我们得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实践轨迹可以描述为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这四大向度，并且，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心理演化的路径趋向类似于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为了更方便于比较研究，全文主要从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的两大层面来做一步的说明和阐释。通过对调查文本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乡土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城市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失衡状态；想象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相对平衡状态、实践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则处在失衡状态。事实上，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农民工其获取的利益和期望值呈减量趋势，其心理状态也由平衡走向失衡，而对于想象世界和实践世界，生活场景和指向空间的位移，这必然会导致农民工“融城”的心理由平衡状态转向失衡状态。（见图1）
通过访谈研究发现，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实践形态和心理转换逻辑被上述四个世界所型塑。乡土世界是他们生长之农村社会。进城之前的想象世界主要源于他们的梦想，以及他们听到、看到打工归来的亲朋和邻居或受媒体影响后形成的对未来的憧憬，是一个虚拟的主观世界。进城后的想象世界是一个实践中的、不断调适的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就是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他们获得现代性、完成城市化的场所。实践世界是他们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对于“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来说，实践世界是处于城市世界之中的。[5]
这里我们尝试引入“参照群体”理论予以进一步说明。美国学者希曼（HerbertHyman）提出“参照群体”这一概念，指出：“一个人没有加入但又按照其价值规范来评价与指导自己的行为的群体。”[6]随后这一概念演化为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负所属参照群体、正所属参照群体四大类参照群体。所谓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并不属于它，并且希望回避的群体；所谓负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但不愿意承认，希望摆脱的群体；所谓正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并且主观上认同的群体；所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不属于它，但是渴望加入或者渴望模仿其成员的群体。这种对于参照群体概念的延伸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细化了主体对于参照群体的主观感受。[7]事实上，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其潜意识之中就将自我定位、消费方式、消费态度、转为城里人的意愿以及城市心理定位等方面还没有将城市居民视为其参照群体。
“总感觉自己不是城里人，即使赚再多钱，这个陌生的城市也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狗窝’”。（XB，F，32，CS）※“我在长沙呆了好几年了，总感觉他们城里人消费很大方，好象个个都像大款，大把大把的用着钞票，而我们农村来的，总会盘算着花好每一分钱，我们干的大多是体力活，钱来得不易。”（HBX，M，41，CS）“在湘潭打工也有好多年了，总感觉城里人相互猜疑，互不信任，我们乡下来的更是难以走进他们的圈子，说实话，不是为了多攒几个钱供小孩读书，我还真不想到城里来打工，更没有想过把家将来搬过来。”（LYZ，F，29，XT）“面对城里人，我们乡下人总有心理隔阂，不管是穿着、吃饭住行，还是语言交流，城里人乡下人一眼就可以看出。”（WXB，M，27，ZZ）
从以上访谈文本记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大部分民工并没有将城市居民作为他们的参照群体。他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农村人群体对他们来说正在经历一个由所属参照群体向非所属参照群体的转变。由此，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过渡之中的心理落差和心理失衡就会表现出来，这也不难理解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真实反差效应。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调适和心理引导在过渡转型期尤为关键，如果引导得法，这些冲击可以成为“融城”的催化剂，加速融合的过程，减少融合的摩擦性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疏导，则有可能冲击农民工已有或固有的思维，并由此产生强硬的心理壁垒，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通过整理分析得出：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这其中会存在心理障碍，具体心理表征可概述为以下几大方面：
（1）双轨体制下的城乡双重尴尬。土地是农民天生的就业保障和生存希望，他们对于土地有深厚感情，不愿意背井离乡。但是，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农民群体开始向往城市较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层面上的结构性调整，这些更促推着这部分人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城市寻求致富的途径。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双轨演进下的制度规范无法在身份认定、权利拥有和福利给予等方面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农民工一方面希望在城市谋求发展，但城市又有内生的歧视性待遇；另一方面又割舍不断与农村的联系。“我们乡下人到城里务工，一没有文凭，二没有一技之长，想攒点钱，又受到城里人歧视，我们总是很矛盾，不知道是接着干下去，还是直接返乡回家。”（PBB，F，36，XT）“有时城里没有搞到钱，家里的农活也荒废了，结果会是两头空。”（CSS，M，32，ZZ）
（2）市场经济思维的冲击与不适。农民工进城务工，首要目的是致富，面对市场经济占据下的话语权和分配权，“利”与“义”的地位开始出现偏差。市场达尔文主义衍生的畸形的“利义观”，极容易蛊惑刚踏入城市的农民工。当面对利益冲突和现实差距时，农民工常常出现矛盾的心理，对传统道德法则的背离会导致行为和思维的人格分裂。“有时打点零工，气也受了，钱也拿得少，总感觉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城里人和乡下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FXM，M，21，CS）“我有几个老乡，到城里找工有一段时间了，身上带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生存，有的甚至干起了小偷小摸的犯法行径。”（STH，F，46，ZZ）“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想去试一下，这是被逼出来的。”（QBX，M，23，XT） （3）自信与自卑的双重矛盾心理。农民工经过城市先进文明的洗礼，不论是个人素质、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超前于仍然生活在的驻守农民，这时农民工容易萌发一定程度的自满。然而身处都市，现行制度不论是在户籍、、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都只承认城市居民，城市在许多公共资源享有上并不将农民工容纳在内。由于先天身份的人为划分，农民工在上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对公民所应具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意识淡薄；上，不但工资上与城市人相差甚远，亦无法获得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中，更多的是被自卑心理所笼罩。“我在城里干了好几年，过年回老家，乡里邻居都羡慕的跑到我家问这问那，感觉我就是城里来的贵人。可是，一想起在外务工的经历，心里又不是滋味。”（PJW，M，45，CS）“我在城里呆不惯，总感觉低人一等。”（HMK，F，24，XT）
（4）择业盲目与悲观的情绪。为了获得生存，农民工首先要在城市里谋取一份职业，而先天素质所限和制度设置上的诸多壁垒使农民工往往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经常出现盲目择业的状况。而过于注重城市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过于希望得到城市人的接纳和认可，在遭遇求职不顺的时候，农民工过度的敏感心理被最大化的暴露出来。特别是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往往不能理智处理，容易表现为半途而废或者悲观厌世的不正常情绪。“我小学都没毕业，来株州找事做都已经两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实在不行，就回去算了，自己带的钱也不够了。”（FXW，M，18，ZZ）“这是我干的第五份活，没有文凭，也没有什么特长，太脏太累的活，我一个女孩子还真不想干。”（CSX，F，22，XT）
（5）孤独压抑心理的无处排放。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农民工实际上成为“城市边缘人”，不能与城市人平等共存，迫使敏感的农民工群体不自觉的回避与城市人的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态。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在空间上接近了城市，但在精神上却没有真正的融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总是一个孤独的群体。面对现实的遭遇，甚至那些来自城市人的偏见，这些都极其容易引起农民工的强烈心理反映。[8]这种压抑的心理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则容易导致农民工的反抗行为，产生所谓的“族群对立”，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我每天干完活，就是睡觉，跟他们城里人找不到共同语言，即使搭上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YRQ，M，35，CS）“他们城里人总是瞧不起我，以为有钱就了不起，我干的活是他们不愿干的，要不是家里还欠些债务，我早回去了，在这里呆着就是郁闷。”（GKL，M，41，ZZ）
四、路径构思与策略选择
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与心理不适，主要归因可做以下两方面解释：首先，二元体制双轨演进下的现实制度体系与城市、农村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的城市制度体系没有代表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缺乏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政策支持。而城市现有的制度体系不足，主要表现在城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与就业培训制度。其中，户籍制度作为首要城乡壁垒，是城市化和农民工社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为城市所接纳，身份的边缘化使得农民工在心理上普遍感到迷茫和困惑。“从目前状况看，户籍制度已成为一种“社会屏蔽”，它有效的使农民工被屏蔽在城市的所有公共资源以外。”[9]更具体层面的表现是：第一，农民工在本来就不占有竞争优势的就业上更加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农民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其次，传统与话语观念的冲突。农民工深受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影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信守平均主义和经济上的狭义的功利主义[10]，而农民思维在遇到城市资源分配体系时，以前封闭的精神世界受到极大的刺激。由于自身因素的受限，在面对许多城市较好机崾敝荒芟勰健Ｔ诰蒙鲜杖胛⒈。徽紊衔葱纬捎辛Φ淖橹死春次雷约旱娜ㄒ妫痪裆闲枨筘逊Γ睦硌挂植谎宰悦鳌６鞘泄逃械姆裾吆凸嬲轮贫仍诿娑耘┟窆な保涞髡虻乃俣裙庠诳凸凵铣晌缡有缘奶蹩睿苍谝欢ǔ潭壬仙撕α伺┟窆さ母星椤/DIV>
城市农民工作为社会转型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当前看来，农民工“融城”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时，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还明显不够，甚至属于空白状态，由此，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在眉睫。通过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能有力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审视当前农民工“融城”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路径构思和相关策略选择：
（1）明确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三大原则。消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应突出三大平等的原则。首先，政治平等。确保农民工在组织中享有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正当权利，切实通过有效途径维护和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其次，经济平等。对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实行同工同酬制，实行按劳分配制和多劳多得的原则。最后，机会平等。应加强和完善农民工岗前培训、技能培训机制，保障农民工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
（2）把握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对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全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应该具备诸如全民普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宏观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农民工的特殊性进行特殊的微观教育，譬如公民道德指南、城市道德规范、市民日常行为规范等微观方面的教育。此外，还应对农民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其自身调适能力，使其克服懒惰、仇富、自暴自弃等不健康心理障碍，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应对社会变革和身份迁移。
（3）探究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工作的实效性，除了明确工作指导原则、把握工作内容之外，还应积极探求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法。依据当前农民工思想、生活的特点，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几种方法：
其一，典型引导。典型引导是指运用典型的事或人作为示范，将被引导者的思想行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树立榜样，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是最基本、最有效的教育途径和方法之一。农民工的先进典型就生活在农民工队伍之中，最贴近农民工的生活和实际的需要，易于激发其模仿、从众的心理活动特点。通过典型引导法，可以激起农民工的思想和情感的共鸣，引导其学习、对照和效仿，并内化为自己的感情和行为。
其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是使用真挚的感情来感化教育对象，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人是感情动物，常需要交流。农民工的工作不固定、远离家庭、身边缺乏朋友，始终沉浸在压抑和苦闷的情绪中。当面对挫折和失败时，极容易出现不正常的宣泄手段，因此特别需要获得情感的宽慰和理解。要做好农民工的情感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树立民主观、平等观，充分尊重农民工、了解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困难。
其三，心理咨询。转型期农民工“融城”会面临许多心理问题，如心理失衡、心理恐惧、心理焦虑等，这些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情绪和行为，成为“融城”过程中的主要心理障碍。由此，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咨询有效的结合起来，并将心理咨询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范围之内，以提高思政工作的实效性，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应在城市专门机构或工会、广播、电台等开设心理咨询平台，为农民工随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其四，营造环境。人的思想是从获取信息到内化逐渐反省的过程，这一过程当中思想的形成和演变离不开环境的作用。环境的影响，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我们应努力创设对城市农民工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良性环境，消除恶性环境对他们的腐蚀和影响。农民工“融城”后流动频繁，对他们造成影响的是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因此，应加大力度整治社会环境，树立新风尚，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聚集的地区，应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创建文明的社区和和谐的社会环境。此外，还应加强对城市居民的教育，消除他们对城市农民工的误解、偏见和歧视，真正意义上建构一种友善、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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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农业经济导刊》，2007年第1期。
[2]郑功成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3][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4]何枫、倪明胜：《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5]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发现》[J]，《社会》，2006年第2期。
[6]朱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7]徐铭：《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衡的危机》[J]，《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S2期。
[8]康来云：《农民工心理与情绪问题调查及其调适对策》[J]，《求实》，2004年第7期。
[9][10]吴宝善：《农民工的心理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