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郊农民工惯习在都市求职场域中的运行机制 ——对长春市近郊农民工流动秩序的解读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陶 宇 张霁雪 时间:2010-08-12

  【摘要】文章以求职场域、惯习为理论脉络深入分析了长春市近郊农民工在都市求职场域与近郊乡村之间的生存状态。笔者认为近郊农民工进城是一种在惯习制约下的选择,不仅有价值理性的执著、成本的工具理性权衡,更有家庭本位和传统情感的渗透、土地情结的牵引、熟人社会的示范。由于资本的不足,他们的求职生活充满了艰辛,而解决的方式应当在重视农民工近郊流动的优势上,不仅要有政府力量的理性治理,更重要的是对如何提升农民工多种资本的思考。
  【关键词】近郊;农民工;求职场域;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变迁的深入,农民开始逐步地走出土地,如候鸟般流动在都市与乡村间,开始着多样化的职业选择。这一牵动着亿万家庭的流动现象自八十年代始就引起众多学者的极大关注,他们从社会学、学、学、法学等诸多角度,对农民工流动问题的产生与解决给出了多样的解读。本文立足于吉林省农民工流动来思考:吉林省承载着大量农民工的输入和输出,而其农民工的流动模式亦有其独特性,即以近郊流动与省内流动为主。统计表明:全省进城农民工离开本乡到县城、离开本县到省内城市、离开本省到省外城市所占的比例分别是51%、29%与20%。与之相应的,全国的调查比例分别是38%、30%和32%。可见,吉林省农民工流动表现出较强的向内型流动特点,流动的空间半径相对较小。在全国范围内农民工流动的对照之下,农民选择近郊流动基于怎样的情境权衡?吉林省近郊农民工的求职场域如何形成?他们的行为又为周遭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样的思考,本文试图以长春市近郊农民工为切入点,深入分析近郊农民工在都市中的求职场域的形成,追寻在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与心理根源,并探索其未来的趋势,希求以此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做出一点探索。
  一、求职惯习在近郊农民工求职场域的运作机制
  布迪厄提出了“惯习”这一概念,即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个体的身体之中,是人的一种性情的分类图式,亦即一种精神的或认知的结构(刘少杰,1998: 210)。关于求职的一系列建构原则,即制约与影响求职者求职策略的内化于主体之中的社会制度、传统文化与心理等因素所构成的潜在图示,笔者将其概括为“求职惯习”。在近郊农民工求职场域形成的过程中,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这些交错纵横的复杂关系编织与作用在一起,构成了近郊农民工求职场域的形成与发展。
       (一)走向城市——价值理性的执著
  如同每一位进城务工者一样,近郊民工们为寻求个体之空间、家庭之发展、未来之希望走向城市,这种向上性即是流动的驱动力。如杜蒙特所提出的社会毛细管论所认为,社会中每个人都具有不断向上发展的渴望,这些发展的渴望就像油灯中的油,会顺着燃烧的灯芯向上,而现代文明正是建立在个人生存观念基础上的。
       (二)选择近郊——工具理性的权衡
       选择工作在附近城市、生活在家中这样一种方式,这里出于一种成本的考虑,包括货币成本与心理成本。货币成本体现在:直接转移的就业成本,如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往返费、职业介绍费和通讯费等;相对于原有生活费用而言,其维持在城市基本生活中不得不增加的生活成本,包括增加的衣食住行和通讯费用;政策制度性费用,包括由原有相关政策制度强行规定的专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暂住证、务工证、边防证等各种卡证费用和罚款等。
  (三)“流”不可以远——家庭本位的思考
  农民工对家庭的责任是影响与制约其求职策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传统文化的家庭中心主义使中国人的行动单位上是整个家庭而非个人。没有豪华奢侈的家具,没有现代文明的娱乐,虽然生活清苦,但家庭的温暖、孩子的成长使他们无法停止奋斗的脚步,为家庭之振兴、之发展,这正是近郊农民工得以骄傲的情感优势与动力源泉。
       (四)“动”终要回来——乡土社会的牵引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孝通,[1998]2006:7)。乡土中国在费孝通老先生栩栩生动的描写中显出她的形象来。而吉林省籍农民工的流动,是根植在吉林省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流动,具有与众不同的本土性。广大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却心系黑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深厚情结,成为影响他们流动距离的重要因素,使他们“流”却不可以远,“动”终究要回来。

  (五)安土重迁——传统观念的力量
        由来已久的风俗习惯培育了农民凝重而悠远的乡土情结和故土难离的观念,没有土地的农民总觉得生活是无根的飘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这些将会给农民工的流动带来些什么呢?是在艰苦的环境下无法磨灭的乐天精神,还是生活失衡后的冲动冒险?根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威廉·奥格本,1989:260)“安土重迁”、“小富即安”的观念、传统的重农轻商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和重义轻利的行为方式,在吉林省表现的尤其明显。就像在采访中许多农民工说到的,不求发大财,主要是为了补贴家用、提高生活,这形成了农民工近郊流动的特定方式。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无可抗拒的新的生存理念的萌芽与渗透。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初来城市时年龄较小,却憧憬着未来、希望留在大城市。尽管城市对农民工有很多限制因素,年轻的他们并不想因此退却,再大的阻力也难以阻止他们的脚步。
  (六)策略何以可能——熟人社会的示范
  同时我们看到,近郊民工进城也受到了示范效应的影响。以亲戚、老乡为主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使农民工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带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更在心理方面为邻里乡亲增强了信心。
       二、结语
        近郊民工的流动选择中,传统伦理及客观现实决定了他们不仅有理性选择更有感性制约:首先是要确保必要的收益,其次才是学上所说的理性人的收益最大化,即外出打工。长春市作为省会,成为近郊农民工流动的首选。因此,处于乡村民间自转与国家公转下的星体——农民工,他们围绕利益的获得向城市流动的这种策略是在客观与主观的权衡下做出的选择。农民理性选择行动的实现,实际在宏观层面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变迁以及农民社会流动的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农民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提高。在振兴东北老背景下,如何发挥长春市经济辐射作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和谐社会,长春市近郊农民工凸显出的问题的解决便成为关键。自我运行的得以实现,是求职场域之外的外部需要的变化或者机遇相契合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我们需要在对长春市农民工求职场域内部惯习与外部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中寻求其未来之路。我们希望通过对近郊农民工惯习、资本与其在都市中的求职场域的探讨,能够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带来一点思考。



       [1]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2.
       [2]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3]格兰诺维特著,沈原译.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M].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