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

　　关键词：社会学； 城市农转非新移民； 文化重构； 社会融入； 城市主流文化 

　　论文摘要：城市农转非新移民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移民，其社区具有明显的乡村文化特征。不仅如此，在一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里，还存在着低俗的、有害的群体亚文化。只有对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进行系统的文化重构，才能更快地促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的亚文化跨越，才能更有效地提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的素质，从而使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能够最终实现从乡村文化、落后的文化状态向城市主流文化、先进文化的转变，从而促进社区的和谐健康。 
　　 
　　一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在社会变迁中，属于文化范畴的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最为滞后，它不但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变迁，而且也滞后于社会制度的变迁。[1]不仅如此，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变迁也未必就是朝着城市主流文化、先进文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很有必要从现在起就对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进行重构，通过改变其社区的文化落后状态，消除社区的不良文化，减少阻碍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实现从乡村文化到城市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跨越的障碍，形成文明的、学习型的社区文化，从而促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和谐、健康发展。 
　　在我国的研究中，一般将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扩大、工程项目建设等而由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群体称为“失地农民”，而几乎不将他们作为城市新移民来看待。从称谓上看，“失地农民”一词不仅不合逻辑，而且也不能囊括这一群体的本质。原来的农民既然已经获得了城市户籍，也就不再是农民了，因此“失地农民”一词不合逻辑。实际上，他们的本质是城市新移民，“农转非”标注了他们的移民类型，即是新近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群体。因此，将他们称为“城市农转非新移民”最为准确。 
　　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是以农转非新移民为主体构成的居民区，主要包括农转非新移民集中安置小区、农转非新移民集居群落等。这些社区一般集中在城市边缘地带和城市近郊，其居民除了农转非新移民外，还包括部分流动人口。由于刚刚脱离农村，因此从文化形态来看，农转非新移民社区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底层，其文化带有比较明显的乡村文化特征。这可以从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居民的价值观、思维模式、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清楚地看出。在价值观方面，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居民小富即安，安于现状，思想保守，缺乏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在思维模式方面，他们习惯以自身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缺乏集体主义思想。在行为规则方面，法纪意识、公德意识和文明素养明显缺乏。在生产方式方面，由于他们突然转变为从事工厂工作、服务工作，因此很多人都不能适应，再加上技能缺乏，使不少人处于失业状态。在生活方式方面，有的城市农转非新移民还保留着农村的家庭生活方式，如养猪、养鸡，用房子堆放垃圾，收购废品，洗的衣服随便晾晒等。[2]研究者在深圳农村的调查发现，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的闲暇方式停留在相互串门、聊天、打麻将、拜神祭祖等上面，精神生活非常贫乏。[3]由此可见，城市农转非新移民还没有适应城市文化，其社区总体上看处于文化落后状态。 
　　我国城市化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发展。城市农转非新移民要在城市中获得发展，就必须适应城市文化，实现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的亚文化跨越，并融入城市社会。所谓亚文化跨越，指的是城市新移民的在进入城市社会后，为了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改变其原有的以乡村文化为背景的文化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并代之以城市文化为背景的文化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我国一些城市中出现的“城中村”现象，与城市农转非新移民亚文化跨越困难或失败有直接的联系。而造成城市农转非新移民亚文化跨越困难或失败的原因又与其社区比较浓厚的乡村文化、“城中村”亚文化气氛密切相关。 
　　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文化重构的目的，是改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乡村文化状态，促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适应城市文化，融入城市社会，实现亚文化跨越。显然，要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城市农转非新移民个体的努力是很难达到的，即使达到也是效率低下的。并且，一个社区文化的变化，必须依赖整个社区居民的变化。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虽然也可能会逐渐向城市主流文化方向发展，但是这一进程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变迁需要外力的介入。对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进行文化重构，就是要通过系统地文化建设，利用群体的影响力和社区居民的自我，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落后状态。 
　　 
　　二 
　　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落后状况一方面是文化变迁的滞后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致力于提升社区的文化层次和品位，消除其社区与城市的文化差异，这对于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及其子女的亚文化跨越、社区的和谐健康发展和社区居民素质的全面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可以促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顺利实现亚文化跨越。在城市化进程中，农转非新移民必须完成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变，即实现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的亚文化跨越。亚文化失败或不完全，将对城市新移民和城市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研究者指出，新移民在文化、亚文化和社会心理上的不适应，是造成城市社会行为失范的主要原因之一。[4]而要帮助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尽快实现亚文化跨越，就必须依靠对整个小区文化的重构，即改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乡村文化状态，消除社区中的某些不良“亚文化”属性，使城市社会主流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进入小区。当越来越多的城市社会主流文化优秀元素进入了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以后，他们受到的积极影响就会增加，城市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将逐渐替代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原有的价值体系、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使其亚文化跨越顺利实现。
　　2． 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可以促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和谐和健康发展。在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素质存在较大的问题。在某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中，存在着打麻将、赌博等不良生活习惯以及过于追求物质享受的世俗观念。[5]在一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中，“许多住在楼上的居民把垃圾往楼下随手一丢,不仅破坏了社区的卫生,还经常引起楼上下的居民争吵。加之脱离土地失去原有作息方式，原来几代同堂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因为城市居住条件限制而改变，许多人缺少精神和经济支撑心理变得烦躁不安，少数游手好闲，打架斗殴，影响社会治安。”[6]这种文化状态显然不利于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和谐和健康发展。但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文化的落后。这种文化落后主要表现在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环保意识、公德意识、法纪意识和人生观的落后之上。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文化重构将致力于向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灌输公德意识、法纪意识、环保意识，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使社区的面貌得到根本的转变，从而促进社区的和谐健康发展。 
　　3． 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可以促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农转非新移民素质的相对较低是一个事实。因此，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也要将素质提高作为重要的内容。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将通过宣传、教育和引导，提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的文明素养，使其具备基本的文化水平，形成与城市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礼仪意识和礼仪行为，遵纪守法意识。在文化水平的提高方面，可以通过举办文化补习班、职业培训班等方式，为城市农转非新移民打下继续学习的文化知识基础和职业技能。在礼仪意识与礼仪行为方面，可以通过讲座、座谈等方式提高他们的认识，通过“文明礼仪之家”、“文明礼仪之星”活动，树立榜样，通过社区宣传栏曝光不文明行为等方式，强化社区居民的文明礼仪意识和行为。在法制观念方面，社区必须进行经常的法制教育、法制宣传，增强居民的法制意识，使居民逐渐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 
　　4． 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可以促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子女顺利实现亚文化跨越。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子女是正在成长的一代，是未来城市社会的建设者。他们同其父辈一样也要实现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的亚文化跨越。由于青少年儿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并且他们正值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因此只要给予他们好的影响、教育和引导，他们的亚文化跨越就会十分顺利地实现。目前，在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较差的环境，给这些正处于亚文化跨越过程中的孩子的影响是不好的。一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子女行为习惯差、文明素养差、思想意识落后、抱负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环境氛围造成的。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将大大减少对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子女产生不良影响的因素，增加好的影响因素，因此对于他们的亚文化跨越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 
　　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B.Tylor)认为，“文化是一种复合物，它其中包括知识、信仰、、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能力与习惯。”[7]因此，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重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采用多样的文化重构途径和方式。 
　　1． 改变安置方式，使农转非新移民在与城市原住民的密切交往中受到积极的影响。我国的农转非新移民安置一般采用原地集中安置的方式。这就造成了单一的或以农转非新移民为主体的社区。由于农转非新移民一般都安置在城郊，因此其社区又与流动人口社区相临或混合。从社会融入的角度看，这使城市农转非新移民从乡村文化到城市主流文化的亚文化跨越发生困难。研究者指出，“‘集中安置’方式强化了被动城市化群体对传统社会的记忆,阻碍了其对城市社会文化的认同。”[8]同时，由于他们多数是被动移民，因此对于背离以前的农业生活他们主观上不愿意适应,客观上在实际效果中也不能适应,这也就造成了他们在城市里过着类似农村的生活，成为都市“农民”。[9]由此可见，一些农转非新移民沿袭以往的生活方式、采取自我排斥的策略，就与乡村文化的强烈影响有关。而要使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尽快实现亚文化跨越，就必须使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直接地、持续地影响。因此，在农转非新移民安置的时候，如果能够将农转非新移民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小区里，或者避免形成单一的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则会使他们获得与城市原住民交往、交流的机会，从而受到城市原住民和城市文化的积极影响。当然，这也需要对城市农转非新移民进行指导，也需要对城市原住民进行引导，以避免双方在交往、居住中出现矛盾和冲突。尽管让城市农转非新移民与城市原住民混合居住会增加其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几率，但是只要引导得当，最终是会产生积极效果的。 　　2． 加强职业，改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的就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出现新移民懒散、无所事事、以打麻将、赌博等为主要娱乐方式的原因，与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较低的就业率和较高的失业率有关。由于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大多数是被动移民群体，对移民后的城市生活的准备程度普遍较低，尤其是他们缺乏在城市生活所必须的工作技能。在政府不能安排工作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法就业或就业后很快就会失业。据调查，在某些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里，没有工作的成年人达30%以上，[10]有的小区甚至65%的人成天就在家里“闲呆”着。[11]如果城市农转非新移民不能在城市找到工作，则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失范行为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从而整体影响社区的生活方式。这说明，对城市农转非新移民进行职业教育，提高其职业技能十分必要。造成农转非新移民社区居民较低的就业率和较高的失业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的就业观念落后。调查表明，“城市近郊的农民一般有当地人的优越感，既想工作轻松，又要工资高，还要上班时间短。钱少的工作不干，辛苦的工作不干，困难的工作不干。不少人习惯种田那种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受不了工厂严格的劳动纪律的约束，适应不了加班加点和流水生产线的工作环境。因而，依赖征地补偿或者安置补助费，无所事事，平时多以搓麻将、打扑克度日，既无农可务，又不愿意外出打工，坐吃山空。”[12]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一方面应该加强职业教育，使城市农转非新移民通过学习掌握在城市工作所必需具备的劳动技能，从而找到工作，使其生活方式随之改变；另一方面，对于就业观念存在问题的城市农转非新移民也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工作对于家庭及子女未来的重要性。 
　　3． 用先进的文化改造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全面提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的素质。用先进的文化改造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并不是简单地用城市文化来改造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而是用城市主流文化来改造之。用先进的文化改造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也要注重保留和弘扬乡村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元素。例如，乡村文化中人的朴实、节俭、诚实品质等就应该保留。用先进的文化改造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应该通过创建和谐社区，提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的公德意识、环保意识、法纪意识，融洽邻里关系；通过创建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改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及家庭中文化氛围欠缺；通过创建安全、卫生和文明社区，改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治安、卫生环境较差的状况，改变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养成健康、高雅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二是充分发挥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和自我教育作用。可以通过培训，使城市农转非新移民认识到社区的文化重构对社区、家庭、子女、自身的积极作用，使他们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的文化重构中来。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我教育作用。例如，可以通过树立榜样，对其他居民产生教育作用；可以通过建立各种社区兴趣、、文化、读书小组（团体），相互学习促进；等等。 
　　总之，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的文化落后状况及其与城市主流文化的差异会妨碍城市农转非新移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从而使其亚文化跨越失败或不完全。城市化的目的不是造就“城中村”，也不是造就城市的“二等公民”和“都市农民”。对城市农转非新移民社区进行文化重构，是整体解决城市农转非新移民文化适应、社会融入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城市政府应该着力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 
　　[1]孙璐.论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J].理论月刊,2006,(11). 
　　[2]杨盛海,曹金波.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瓶颈及对策思路[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2). 
　　[3]郑红梅.深圳农村城市化探析——农民、准市民、市民的角色转换[J].特区, 2005,(6). 
　　[4]阎志刚.城市化与行为失范型社会问题初探[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8,(3). 
　　[5]程骏.“城中村”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J].基础教育研究,2006,(7). 
　　[6][11]吴绍琪,薛育余.重庆城郊农转非社区问题及对策——石桥镇柳背桥小区个案分析[J].城市问题,2004,(6). 
　　[7]米切尔.新社会学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5. 
　　[8]杜洪梅.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融入问题探析[J].宁夏党校学报,2007,(3). 
　　[9]范云峰.三峡库区“城市农民”现象调查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10]张海波,童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12]彭穗宁.论失地农民到市民的再社会化[J].理论与改革,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