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锴训道与德——兼及“形上与形下”的问题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张丰乾 时间:2010-09-01

对道与德的讨论,是的一个核心问题,不是从《老子》那里才开始,也不会从我们这里结束。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五代南唐徐锴的观点,同样是传《说文》,但是他在《说文解字系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创造性,要远在其兄徐铉之上(或者说徐铉基本不关心义理的问题),也是许慎所没有展现的,当然也影响了段玉裁。我们之所以把他放在特殊的位置,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被纳入“思想史”的视野——对他的思想,我们甚至不是置若罔闻,而是闻所未闻。

徐锴的思想在《说文解字系传·通释》中有所表现,他在“以经解字”的同时,注重引用道家、道教的言论训释字义,对于一些处于中心地位的语汇,他动辄说“《通论》备矣”。我们且看他在《说文解字系传·通论》中对“道” 和“德”的解释。他认为:

道者,蹈也,人所蹈也。一达谓之道,二达曰歧旁,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夏后太康之第述大禹之戒以歌曰:“微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其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此禹遵陶唐之道也;尧舜同道,尧曰:“稽古”,推可知矣,此夏道也;萁子作洪范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 “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此殷道也;《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周道也。

左道者,衺僻之径也。直道必循川涂,衺径越山,便而行利速也。直道夷而远、安而逸,心泰而无虑,风气舒缓,其所负荷也多;衺径险而速、危而逼,心惕而多畏。不有跋踬之患,必有虎狼之患,风气拥迮,其所负荷也少。

权道者,违经而和于道也。道,经也;权者,不久之名也,不得已而行也。若人之遇尊者于途,必歧道以避之。尊者过不旋踵,则复故道也。维君子能行权。

道,积之于雅素也,立身行道,当慎其始,积久则不能自返也。曾子曰:“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之行于世,兢兢业业,畏天之渝,不敢驱驰。故于文,辵首为道,辵者,乍行乍止,首,始也。

在徐锴看来,道是人的践履,或者是践履的对象。他表现出了强烈的“道统”意识,认为一通到底的“道”才是直道。我们不难引申:这样的“道”,因为“一达”而能“传”,也因为“一达”而能“统” ,道是统的依据,又是传的对象,夏、商、周概莫能外。古人言必称三代,就是对那个“道统”念念不忘,在竹简《文子》中,也会发现“道者,先圣人之传也”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徐锴对于“直道”和“邪道”的隐喻,以及他所引用的曾子的话,使我们明白:传统思想中所谓的“形上形下”,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区分,并不是说有些东西是形上的,有些东西是形下的,而是说同一件东西,从“形而上”的角度去看,它就是“道”,从“形而下”的角度去看,它就是“器”。我们所极力追寻、拼命维护的那个“道”,无非就是我们脚下的“路”,可以说是最为“形而下”的东西,但又因为它的“须臾不可离”,要“统”起时间和空间,要“传” 之千万人,它又是最为“形而上”的东西。(1)“道在屎溺”并不是故做惊人之语,而是实事求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观察世界,诚然是一种“超越”,但又复归于素朴,落实在“形而下”的地方,用诗的语言表现出来,(2)“极高明而道中庸”,何尝不是超越的超越呢?

徐锴根据“道”从辵,从首,强调“立身行道”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乍行乍止”是《说文》对辵的解释)要兢兢业业、“不敢驱驰”。《尚书·五子之歌》其一曰:“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檩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是大禹给他的子孙流传下来的治国之道,是何等的有自知之明,又是何等的小心谨慎。而那些自以为君临天下,在“大道”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无所忌惮的“独夫”无一不遭受了败亡,古人对此有极为深刻的认识,道家更强调“无为”、“无执”。

《吴子·图国》:“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 。首者,始也。道家尤其是老子反复强调“慎终如始”和“知止”,特别是认为道的本性是“周行而不殆”——总是从“头”开始,原来都没有离开“道”的字形!

同样是从“首”来训道,郭店竹简中有可以题为《说之道》的一组竹简,对于“道”的训释则是从说的角度:

凡说之道,急者为首。既得其急,言必有以及之。

言以始,情以久。非言不雠,非德无复。言而苟,墙有耳。往言伤人,来言伤己。言之善,足以终世,三世之富,不足以出亡。

文中“急者为首”、 “言以始”的说法显然是以道在字形上从“首”为根据的。所谓的“著书立说”,就是“文以载道”,“说”乃是弘道的基本方法。

“道可道,非常道”,在没找到“道”之前,无话可说,在找到“道”以后,“彻悟”之下,说出来那个“道” 就不是平平常常的“道”;但是,任何能够被诉说的“道”,都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道”。所谓的“主体性”或者“创造性”是应该被鼓励的,但是又必须是被限制的,否则就会产生“主宰性”或者“惰性”,导致独断独裁与抱残守缺。

徐锴以“蹈”来训释道,兼顾了音义,也使我们有了发挥的余地。践、履、蹈、蹑都有踩、踏、行走、实践、遵循的意思,但是,“蹈”的对象往往是带有危险性的,如“蹈火”、“蹈河”、“蹈虎尾”等等,(3)“循规蹈矩”也是一种危险。筚路蓝缕者往往“不有跋踬之患,必有虎狼之患” ,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负重而忍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几十年乃至几代人以后,方被认可,不亦远乎?自以为走在大路上,安于既得利益或者满足于现状得过且过,就会循规蹈矩,最终是死路一条,不亦悲乎?故而,路在脚下,“直道”并非主宰一切、远在彼岸的主宰,而是可以被讨论、被选择的对象。“大直若曲,道固委蛇”,“直道”与“邪道”的区分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或者说他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判断的标准,就在于“德”。

徐锴对“悳”的本意“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内得于己,天之性也;外得于人,人之佐也,取于人之言也。”强调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主要是有价值的言论。而自己要对待别人的时候,“悳”的要害在于“直心”,“直其心则人归之也”。而“德”又是“悳”加上“彳”,徐锴解释说:“彳,小步也。德,升也,言渐进也。” 修养德行的确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易·大畜·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徐锴对道和德的训释,和我们的理解有一致之处。“道”始终和“路”、“走路”或者“言说”分不开的,而“德”则无法脱离“得”来说明。

《素书》开篇把道、德、仁、义、礼、五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其中对“道”的解释,对“德”的理解,和我们在文中提到的徐锴对道和德训释相一致,真可谓“道不远人”: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注释:

(1) 形上与形下决然分开的思路在学界颇有市场,但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他们认道的特性不是体现在所谓“超越的形而上”的方面,而是在于它的原发性、整体性和不可区分性,否则,又何从理解“道常无名,朴”,何从理解“复归婴儿”的境界。见叶秀山:《我读<老子>书的一些感想》,《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郑家栋:《存有的召唤——简释<老子>的道与无》,《史》1995年第3、4期合刊。

(2) 宗白华先生推崇泛神论的思想,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屡次谈到了这一点。他的诗《信仰》是具体的例证:“红日初生时,我心中开了信仰之花。我信仰太阳,如我的父!我信仰月亮,如我的母!我信仰众星,如我的兄弟!我信仰万花,如我的姊妹!我信仰流云,如我的友!我信仰,如我的爱!我信仰一切都是神!我信仰,我也是神!”见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二版。比张载的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更进一步,而且有强烈的自我认同。这种“泛神论”是以尊敬、爱护以至于信仰的角度看待万物,从而体认其中的美和境。但是,当一神论占据了统治地位,当神脱离了“形而下”的时候,就会变得高高在上,蛮不讲理,乃至于独断一切。“处处留心皆学问”,“处处留心皆神妙”,对于“道”,也需要作如是观。

(3) 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五年重印挖改本,第1472页;《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7月修订本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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