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

摘要：史家们是否需要通过一场新的综合穿越内史与外史之间、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的种种壁垒，突破现行科学观与科学史观的限制，有意识地为二十一世纪科学史研究开拓出新的生存、空间？提出此一问题是本文之宗旨。作者还从（广义的）科学编史学（包括科学史史、科学史与狭义的科学编史学）角度就此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希藉此敦促同仁更多地关注此一问题。
关键词：科学史　科学编史学　综合　科学共同体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科学史研究呈现出不断分化的发展格局。读一读被学者们奉为当今科学史研究之最高成就之一的《剑桥科学史丛书》，我们不难发现，那里的每一本书都似乎能够自我构成一个自洽而封闭的等待着理解的空间，它们被以丛书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却无力向读者乃至于社会大众提供某种关于科学史及其含义的一致的理解与说明。
迄今为止，我们仍可以在科学史的任何一个子研究区中清楚地感受到两种主要传统之间的对峙，即内在主义传统与外在主义传统之间的对峙。当一名新的研究者准备进入科学史的任何一个子研究区域时，他仍不得不马上作一种选择：内史？还是外史？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的科学史研究应走向一种新的综合。这种“新的综合”意味着对内史与外史之分、思想史与社会史之分的某种超越，意味着要能够成功地理解各个子研究区里已取得的学术成就及其价值，意味着写出区别于各种旧综合著作的新的综合性科学史著作，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要通过对科学史研究之目标、价值、研究规范与编史原则的系统反思，重建适于作为未来科学史研究之基础的科学观、科学史观以及可行的科学编史学纲领。
之所以说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新的综合，是因为我们不能认为，在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萨顿、柯瓦雷等人的工作中开始建构并逐渐获得较普遍的社会认可的时期里，不曾发生过一场综合。这场综合在科学史史上的地位就如同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样重要。这场综合通过一张力图揭示“科学进步”的理性之筛，为现代科学史研究确立了最初的目标、价值、研究规范以及编史原则，因此，在今天看来它是极不完备的；但是，它深深地植根于那一个世纪之交里人们对于科学的本性、对于科学与、哲学乃至于一般人类生活之相互关系所持有的某种共同的看法或信念之中，并因此而取得了它的成功。这场综合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尽管人们常常将萨顿力图尽括古往今来科学技术之伟大成就与合理方法于一部庞大的编年体著作的努力视为一种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正是这类梦想激发着那些科学通史或学科史作者写出了许多在今天仍无法替代的著作，如丹皮尔、梅森、帕廷顿等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柯瓦雷从科学思想史角度分析了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物革命，以一组英雄史诗般的作品，为内史型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典范。
今天的科学史家们已不再象本世纪初叶的科学史家以及科学哲学家们那样，拥有某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与社会氛围；他们对于科学、科学史的基本见解亦很不一致，而且，尖锐的分歧不仅存在于科学史家们之间，还时常发生于科学史家们与科学哲学家们之间，发生于这些学者与科学家们乃至于与众公之间。
尽管我们可以从“互补”、“分工合作”等角度理解这些分歧，但这类解说却并不能在实际上给出关于科学、科学史的某种整体的、谐调的说明，这不啻是将综合的任务推给了读者，希望他们自行在心中完成我们无法完成的综合。这应该说是我们的失职。又，尽管已有的试图熔内史与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于一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并未取得真正的内在的成功，说得具体些，尽管巴特菲尔德在其《近代科学的起源》中、李约瑟在其SCC中实施内史与外史、 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强行转换的手法遭到了学者们的拒斥，〔1〕但这并不足以使人得到结论说， 我们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道路通向“新的综合”。
欲走向新的综合，我们应首先致力于发展某种关于科学的历史哲学见解的工作，并由此通向某种新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以往的学者们曾将视线更多地投向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关系的分析之上，这促使形形色色的个案研究的迅速面世。这类个案研究往往借助于现代科学哲学所提供的某种科学模型来解释科学史上的某些个案，但往往并不带有普适性。因此，这类个案研究变成了就连科学哲学家们也难以一致认同的科学模型的无力的脚注。
现代流行的种种科学哲学学说主要关心的是科学在全部历史时间上的“通性”，实际上是在回答“理想的科学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且他们在解答此类问题时的主要依据是它们对现当代科学的了解与分析；但就科学史来说，如果它不能对科学的活生生的历史提供有效的、整体而非零星的描述与说明，就不能算是成功。因此，科学史研究应抓住科学的“特殊性”或“个性”，应首先指向种种特定历史时空下、与特定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充盈着种种特殊性的种种科学及其运作过程：如是取向的科学史不一定是一定为真的科学史，但忽视历史时空之中的种种科学之种种特殊性或个性的、其他取向的科学史，即便是极富魅力的，也一定为不真的科学史。
当科学史研究能够给出带有特殊性的科学在空间中的分布以及这种分布随时间变迁而变迁的过程，我们便能够了解种种小写的科学是怎样汇聚成某种全球性的、大写的科学的过程，继之，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刻划今天意义上的大写的科学的空间特性与时间特性，并由此将目光伸向未来。在此图景中，我们还不难明白：以往的科学史研究已为“新的综合”准备了某种基础，没有这种基础，空中楼阁式的新的综合亦是不可想象的。
为了充分地理解现代科学史研究业已取得的思想与方法成就并由此找到一条通向新的综合的现实的、可行的道路，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加强科学史史与科学编史学的研究。
应该看到，以往的科学史研究，无论是内史的还是外史的，也无论是思想史的还是社会史的，大都更多地侧重于描述受种种“研究传统”或“范式”约束的种种科学家群体或“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认识行为或社会行为，更多地侧重于研究满足某种主体间性的科学知识或“客观知识”的结构以及它们的发展途径或生长形式。事实上，这些研究已尽其所能地对于科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性”或“时代个性”作出了揭示，而且这类揭示在未来的综合中应占有其应有的一席之地。但是，由于这类研究是在缺乏某种适当的科学史哲学见解的情形下、在现代科学哲学见解的牵引之下进行的，以致它们关于科学史的分期问题的答案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又，由于这类研究在选择史料时往往单单挑选适于说明科学家群体或“科学共同体”之科学认识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史料，以致它们只能停留在与“科学共同体”相应的认识层次之上，不足以对个别科学家的整体行为（包括越规行为与非理性行为在内）提供适当的说明。更重要的是，这类研究就其本意而言并非是为了揭示科学在不同历史时空条件下的种种独特性或个性，它们以某种关于科学之“通性”的现代认识为出发点，就不得不接受内史与外史之分、思想史与社会史之分，这使得一种典型的内史与一种典型的社会史必将处于永久性的分立而“互补”的关系之中。会心的读者不妨在心中品味一下默顿与萨顿这俩人的工作，便不难理解他们在思想上、在工作上既近且远的关系。〔2〕

在此，我们不能不对最近以来十分活跃的人物传记研究投以赞许的目光，可以说，那些成功的人物传记研究将成为未来新的综合的先声。尽管至今尚有人对这类研究是否适于称为“史研究”表示质疑，但这只能说明质疑者本身还囿于某种较为刻板的科学史观而不能自拔。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的关于科学研究的一些学科（如科学史、科学、科学社会学）必须突破诸如“科学共同体”、“研究传统”、“客观知识”之类的概念所能刻划的那种“科学”的疆界，在对科学之树的最小的活细胞——个别科学家的整体行为——实施显微研究的同时，探寻某种更大规模、更深刻的综合型研究道路，才能为它们自己拓展出更宽阔、更自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科学的最基本、最丰富的特性正是体现于生活中的每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活动乃至于社会活动之中。只有当我们深入到个别科学家的整体行为之中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所谓不同“范式”之间、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才有可能将它们之间的内在连续性揭示出来，才有可能促使以往的各种分立性的研究融合成某种连贯的整体性的解释与说明。应该看到，非科学的因素、伪科学的因素时常出没于科学家的科学行为之中并对之发生着或隐或显的作用；在一个科学家的内心世界里，不合逻辑、非理性的、来自意志的想法与那些合逻辑的、理性的想法交织成一个整体，并且时常在这个思想整体的生长或演化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类似于催化剂或开关因子的作用。
人物传记研究因其本身的性质而必须对某一位科学家的各方面的活动与行为——无论是科学方面的，还是非科学方面的——作出全面考察，事实上，它所面临的必定是某种综合性的研究。因此，它在选择史料方面不受内史与外史之分、思想史与社会史之分的限制，这便为这类研究者尽可能充分地占有撤去了种种人为的障碍。但是，由于现有的、可供选择的编史方法均不足以担当起梳理人物传记研究所面临的如此复杂的文献系统的任务，研究者们不得不自己去探寻适当的编史方案并且在此方面遇上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新障碍，以致我们至今仍很难见到内在一致的、真正成功的科学家传记研究。以牛顿传记研究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多年以前，巴特菲尔德曾告诫牛顿研究的参与者们要将牛顿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理解，但是，到现在为止真正以此为目标来进行研究的学者或学者群却为数甚少；韦斯特福尔应该说是这少数人中间最突出的一位，但是，其批评者们只是承认他对牛顿思想与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却无意承认他的长达千页的牛顿传记《永不停息》真正揭示了牛顿其人及其整体思想、工作体系。显然，仅仅靠分析并不能通向综合，正如日光的解析与还原一样，在科学史研究中，我们要用“三棱镜”，也要用到“聚光镜”。
值此世纪之交的重要时刻，我们在此呼吁同仁更多地关注在本文中被讨论的两大问题：科学史研究是否必须走向新的综合？如果是，我们应该怎样促使它走向新的综合？答案肯定不是唯一的，而本文的答案以及它关于科学史之价值与编史原则的见解是：科学史研究唯有通过某种新的综合才能完成对其以往的一页历史的超越，为此，它应该将视线更多地投向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形形色色的小写的科学及其生长氛围，以充分地了解科学相应于时间、空间以及人物的种种特殊性或个性，并以此理解全部科学史，以此表现科学史家对某种合乎人性的（人性≠理性）、大写的科学的美好渴念——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科学史不单单研究知识或思想的生长历程，它也研究人、研究“科学家”作为一广义的集合名词所能包容的形形色色的个人（不仅仅只是成功者）与群体（并不特指所谓“科学共同体”），这样，它既是一种历史学，也是一种人学，它既揭示人类思维结构（其要素并非全是合逻辑的或合理性的）及其生长历程，正因为此，它也揭示着人性。

　　　　文献
[1]C.Hakafoort,The Missing Synthese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Science,History of Science,Vol.26,1991,pp.207—216.
[2]C.Rosenberg,Isis at Seventy-five,Isis,Vol.78,1987,pp.515 —517.
[3]C.Rosenberg,Woods or Trees?Ideas and Actors in the　Historyof Science,Isis,Vol.79,1988,pp.565—570.
[4]L.Pyenson.What Is the Good of History　of　Science? Historyof Science,Vol.27,1989,pp.353—389.
[5]P.Forman,Independence,Not Transcendence,for　the　Historianof Science,Isis,Vol.82,1991,pp.7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