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顿“人性化的”科学史观评析
摘 要：萨顿将史视为人类文明史的支柱部分，主张科学史应该是一部全世界的、完整的综合史，并应证明科学、界和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尤其要充分反映科学中深邃的人性，以促进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的，促进人类的团结和进步。萨顿的科学史观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由于其方法属于实证主义编史方法，因而难免过于强调科学的细节特征，把科学史变成了“剪刀加浆糊的”等种种缺陷，以至于无法完成浩瀚无边的科学史创作工程，也未能达到“写”就一部“人性化的”科学史的目标。
关键词：萨顿；科学史观；实证主义编史法；科学人文主义
Abstract： George Sarton regard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s the mainstay of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hould be an integrated history, comprehensive and world wide．He also argues that one should prove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nature and human society and that one should lay bare， in particular,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human attributes In the realm of science so as to promote humanities， i．e．scientific humanism and further improve human unity and progress． Sarton's concep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still bears its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theory and reality. But， due to the fact that his approach belongs to that of positivist chronicles， it is inevitable for him to over－emphasize the detailed features of science so much so tha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would be changed into a sort of piece－together history, which cannot but be thought of as something regrettable． Hence， one cannot complete the project of writing up a history of science that touches boundless rang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writing up a “humanized” history of science， according to Sarton．
Keywords：George Sarton； concept of science history； positivist chronicles； Scientific humanism.
乔治•萨顿被世人称誉为科学史学之父，是一位集人文主义者、科学家和学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是我们时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因为他赋予科学史以新的原理和新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一门新的历史学科，这种新人文主义似乎可以取代旧人文主义。” [1] 萨顿在他的巨著《科学史导论》导言中指出：“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 他还明确指出：“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被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常作为背景而存在。”[3] 为此目标，“萨顿对科学和文化活动的其它形式之间的互动展开了深度诠释。”[4] 他以毕生的精力去实践自己的主张。他意识到 “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5] 而非仅仅意味着对过去成就的记录。萨顿的终身信念和基本观点是：所有的知识具有统一性，科学史的价值在于把科学和人文主义沟通或连接起来。他始终把这一信念贯彻于自己的学术研究等实践中，企求写就一部“真正的”、“人性化的”科学史。
一、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支柱部分
历史可按学科分为宗教史、和工艺史、史、史、和制度史等，何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起最关键的作用？萨顿认定是科学史，因此“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6] 主要理由是：
其一，科学具有其独有的优越性，并对社会总体发展起着重大而关键的作用。众所周知，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而从本质上说，科学又是社会生产力中最积极和最重要的一种。马克思早已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邓小平则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在建党八十周年“七一”讲话中则更进一步地概括说，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显然，萨顿在20世纪初也看到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把科学视为改变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最强大的、革命性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萨顿一再强调不能把科学仅仅视为物质性的力量，科学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更重要的是科学具有巨大的精神价值。他明确指出：“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7] “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事实上它是如此强而有力，以致成为革命性的力量。……它无疑是人类经验中所出现的一种最重大的改变：文明史应该以此为焦点。”[8]
其二，科学具有其他学科所无以比拟的客观性，可以证明人类的统一性和进步性。萨顿认为，人类的主要目的是要创造真、善、美。他把人类创造活动主要分为艺术、社会改革、宗教和科学四种类型，并认为“科学活动是这些活动中惟一具有一种显而易见和无可怀疑的累积性与进步性。”[9] 基于科学的客观性，萨顿指出，科学发现基本上同种族条件和国家条件无关，科学是团结与和平的主要工具；它又是累积性的，以至于每个科学家都可以从他的前辈停下来的地方开始工作，而不像艺术家和笃信宗教的人那样总是做西西弗斯式的苦工，往复不已。萨顿一再强调：“我们的文明从根本上与以前的文明不同，是因为我们关于世界、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更深入了、更精确了、更可靠了，是因为我们逐渐学会了解释自然之力，是因为我们通过顺从它们的，经过奋斗掌握了它们，并把她们转向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10] “恰恰是只有从这样一种关于人类的科学发现的观点来看，不断在经验中生长着的那种人类和单个人的比较，才是合理的，而且，这就一次又一次比任何别的东西更有力地证实了人类的统一性；只有在科学的领域中，一种明确并且持续的进步才是确实可见的和无可置疑的；在人类努力的其他领域里，我们简直无法谈论什么进步。”[8] 简言之，科学由于具有客观性，因而最具合理性，它超越种族和国家。科学还具有累积性和继承性，是人类统一性和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惟一标志。
在萨顿的眼中，科学史是关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知识增长的历史，是不断扩大光明、缩小黑暗的历史，是消除有意或无意的差错、反对迷信和精神罪行的永无止境的斗争史。与此同时，科学史还是思想上宽容和自由不断增长的历史，是人类的统一及其崇高目标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实的记录，也不是思想概念的考察和鉴定。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史给人们传达一种被他称之为“新人文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信息。一言以蔽之，自然科学与技术是支撑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而科学史也就是人类文明史的支柱部分，这是萨顿关于科学史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难以达成这一认识，以至于科学史总是被历史学家乃至大众视为人类史的一小部分。萨顿因此大声疾呼要重视科学史建设，他以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建设科学史学科，写了大量的著作、，办了数种相关的专业刊物、并在大学中创设科学史课程，创设科学史学专业，培养出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使哈佛大学成了世界性科学史学研究中心。
二、科学史应证明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萨顿始终坚持认为自然界是统一的，科学是统一的，人类是统一的，这三个统一乃人类知识综合统一的根源和基础。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而非某个国家或民族的。他认为，科学是目前“仅有的一个对于全人类都是完全共同的事业”。[11] 东方国家尤其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能忽视。既然科学史是科学及其发展历程的客观反映，因而也就理应是具有世界眼光，理应既包括了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尤其要特别强调东方在科学上的贡献，并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史观。
首先，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假设是自然的统一性，这个统一性是在整个知识发展中间接地被证实了的。譬如，每一个定律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对这一假设的确证。又如，人们用各种彼此独立的方法成功地测定了每一个自然常数，又是对这一假设予以了定量的证明。自然是一体，如果自然中没有统一性，如果宇宙事物不存在规律性，而是一团混沌，完全无序，只是偶然发生的奇迹，那么，科学研究将无从谈起，科学的进步也就没有什么可能性。
科学的统一性至少还可以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加以确立：第一，自然科学的每一门学科的进步都取决于其他学科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各门学科之间是以许多方式有机联系着而不是截然分立的；第二，“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12] 历史上，曾频繁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不同地方，用不同方法同时做出了同一科学发现，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科学中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证明了科学是一体的。“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在科学创造中的国际合作是自发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环境无关。”[13] 因此也就证实了“尽管有许多分歧和敌意存在，但是，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观点。总之，“这三个统一性——自然的统一性、科学的统一性、人类的统一性——只是同一统一性的三个不同方面。”[14] “科学的和谐是由于自然的和谐，特殊地说是由于人类的思想的和谐。要得到真实的图像，不仅自然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作为镜子的人也必须是真实的。”[15] 正如查尔斯和D•辛格所指出，萨顿思想的关键在于认定知识是一个整体，除了实用以外，为了其他目的将之类分成科学、文学、宗教和美学等，都是对知识分类目的的误解。
基于以上的认识，萨顿指出，必须批判科学史观上的西方中心论，批判“科学技术纯属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乃至整个东方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自然科学”的观点。 他指出，将科学仅仅视为西方文明的产物，“这是一种假象，这对于东方和西方都很有害，尽可能充分地揭露这种错误是有好处的。”“我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东方人民对于我们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我们文明的核心——科学也是一样。”[16] 为清楚地看出东方对于科学发展的巨大贡献，正确评价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他把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知识的经验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全然是东方的；二是希腊人所建立的理性基础，这个阶段是西方的，但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三是中世纪，这个时期主要是东方的；四是近代科学，这个时期是西方的。萨顿确信，东方和西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无论是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伟大的科学家既从东方又从西方吸取智慧和力量。他指出，近代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验的精神，近代科学的所有胜利，都来自于对实验方法自觉不自觉的运用。希腊科学虽令人景仰，却不能自然地转变为近代科学的基本精神。“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方法和数字，实际上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在中世纪，这些方法又被东方人民大大发展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17] 他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不完满的，因此还必须不断发展，寻找新的推动力。从古代科学到近代科学，从近代科学到科学，无论是科学方法，还是科学精神都需要转变。为了实现这种转变，西方人无疑必须再次接受东方人的启迪。他认为，希腊曾为人类科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希腊人往往认为希腊精神是绝无仅有的惟一科学精神，把外国人一律看作野蛮人，而傲慢自大是导致希腊文化衰亡的重大原因。萨顿警告西方人不要重蹈希腊人的覆辙。
萨顿认为，科学史的国际意义还远未被人们充分理解，以国际主义精神来研究科学史的人就更少。他极力主张并身体力行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状，科学史应证明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三、科学史应该完整而人性化
科学史应该是综合、完整而人性化的，特别地，它应该使科学人性化，成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桥梁，这是萨顿关于科学史作用的最为重要的观点。
既然科学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是统一的，那么，由于写一些专题论文和各种综合性文章可以为写综合科学史打基础等，因而是有用和必要的。然而，萨顿认为，“以时代来‘划分’是最合理的方法，以国家、学科或其他方法来划分是不妥当的。” 因为以国家或地区划分，容易忽视东方对科学的贡献，从而产生西方中心论的弊端。而以学科划分之所以不妥，是因为各门专科史必定以技术性内容为主，而一般科学史的内容远比各专科史的总和要多得多，“在一般科学史中，人文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则更为强大，因为它不仅涉及科学的各个分支，涉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而且要讨论它们所受到的各种社会与哲学的影响和冲击。每一个伟大的发现，都以多种方式溢出它原来的领域。” 诚然，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可能掌握一般的科学知识和历史，即自然和人的一般知识的历史？……我相信这是可能的，而且我的信念因许多伟大学者的成功努力而得到增强。”[18] 萨顿在Isis首期中指出：“只有一部完整的科学史才能使我们正确地估价在一个时期或一个特定领域中科学的演变过程。”他认为，作为一个综合科学史学家，会“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看到科学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持续性，因而也能够更好地评判人类的发展。”进行综合科学史研究（而非分科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原因是：科学的门类日益增多，与此同时，随着其各学科的不断完善，其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性更多地被揭示了出来，这就使我们日益确信科学是具有统一性的。“科学史家不应满足于只研究各门科学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应分析时常出现于科学思想与其他文化和经济现象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我们的研究本来目的，首先就是确立科学思想的连贯性。所有能够影响并改变科学现象之演化的自然现象、心理现象或经济现象，都将在我们的研究之列。”[5] 因此，以时代划分而建构综合科学史应作为科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萨顿不仅如此主张，而且也按此实践，他的《科学史导论》就是以这一方法原则来建构的，书中以半个世纪为一个时段，收录并论述了相应时期的世界上所有的较为重要的人物，而不管其属于那个民族和国家，真正体现了作者的坚定信念及其国际主义情怀。
萨顿反对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认为科学、宗教和艺术都是对人类，对自然界的反映，科学企图用自然的语言去解释自然，也就是去证明自然界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他指出，设想将自然的研究与人的研究分离甚至对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自然的研究是由人来进行的，虽然这种研究要求客观性，但仍得以人类经验和价值观来观察解释一切，“科学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无论我们是研究人的历史，还是研究自然的历史，我们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人。我们无法摆脱人，即使我们想这样做。”[15] 因此，必须在将一切文化的交流，以及一切由于文明进步而对人类整体文明的诸种影响都加以考察的基础上，对科学成就和科学思想的起源及其各个发展阶段予以研究，建立起综合而完整的、人性化的科学史。这也就是科学史研究的两个目的和理由：“一个是纯粹历史的理由，要分析文明的发展，即理解人类；另一个是哲学的理由，有理解科学更为深层的含义。”[19] 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萨顿才又强调“科学史是人文科学的一个部分，一个基本的部分。”[20]
萨顿认为，科学是充满人性的，无论从其起源、发展过程，还是从其结果来看都是如此，科学与人文是统一的，人性化的科学家即新人文主义者，是一切人中最能意识到他的传统以及人类传统的人。而历史学家和旧人文主义者却对此视而不见。眼下的关键问题，无论是从人文主义的观点还是从纯科学的或纯哲学的观点来看，尽可能地说明科学对人类的开化能力和解放能力，说明科学的人性，都是科学史家的责任和志趣。“至于历史学家，我相信，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懂得，为了政治的目的而需要他，但是不知道为了更高的目的而需要他；这种目的就是我在这次讲演中所试图描绘的，那就是科学的更深入的注释，科学传统的捍卫，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互相协调（你们也许愿意把它叫做科学的人性化），以及科学对美好生活的奉献。”[8]
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由于受到科学和技术训练，已日益专业化，狭窄化，以至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分裂等种种严重后果，萨顿深刻洞察到这一现象并指出：“现在，我们只求获得知识，甚至尽力去加以净化，乃至攀登到每一座山峰的极顶，这一切都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使它人性化。……显然，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21] 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而其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途径则是科学史。科学本身是有人性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必须符合人性，关键是要创立起人性化的科学史，科学史要真实重现科学创造的所有过程，它不仅要全面重现科学本身的发展历程，而且要把科学家的喜怒哀乐、思想境界、奉献精神等都要挖掘出来，以重建新人文主义。作为科学史家的重要职责是保卫优良的科学传统，是要努力挖掘、弘扬科学中的人性，“写”就一部综合而完整的、人性化的科学史。
（一）萨顿对科学史学科的创建贡献至少有三点：
第一，提出了科学史处于文明史核心地位的观点。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论证了科学史的独立价值，断言“科学史是惟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这样，科学史在所有的历史中就是核心和最重要的，因而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把科学与技术视为支撑社会的最重要因素，因而科学史也就是人类文明史的支柱部分。总体上说，萨顿这一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第二，创立了科学史学科，并为现代科学编史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以渊博的学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和对不辞劳苦的积累，为科学史的研究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他未完成的巨著《科学史导论》，他亲手创办的杂志Isis和Osiris，以及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本学科的教学实践等，为科学史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某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其标志有二：一是该学科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二是其研究课题基本固定、研究方法基本形成和成熟，并有其学术自主性。就科学史而言，职业科学史家的出现是学科建立的外在表现，而自主的科学史编史纲领的出现则是学科成熟的内在标准。一般认为，20世纪，科学史首先在社会建制方面成了一门专业性学科，是以萨顿及其成就为标志的。[22] 萨顿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史学之父。除此之外，萨顿坚持自培根到孔德和保尔•坦纳雷以来的主张，即科学史的研究者要把实证知识视为整体，要以通史（综合史）代替专科史。并由他本人里程碑式的工作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正如库恩所指出，虽然“后来的经验表明，各门科学其实并非浑然一体，按照一部科学通史的要求，即使有超人的学识也难以把所有的进步都编到一部连贯的历史叙述之中。”但是，萨顿的尝试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其工作成了现代科学编史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3]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科学人性化的主张，成为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的首倡者。萨顿“对亚里斯多德很热情，但对柏拉图却表现出强烈的藐视态度。虽然他爱描写科学理念的美感和科学家们对事业的英勇献身，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成为一名‘科学至上主义者’，而且，他对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邪恶副产品(evil by-products)拥有一种严肃的判断力。” [24] 他关注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现象，并努力去寻求解决的方法和途径。他将科学史视为弥合两种文化鸿沟的桥梁，视为科学人性化的惟一有效的途径，因而极力主张并身体力行去创立人性化的综合科学史，他主张科学人文主义，为科学与人文的协调统一、共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萨顿科学史观的现代价值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科学史观的缺陷。萨顿指出，努力追溯西方传统是必要的，但同样也需要对东方传统有更多的了解。萨顿不大熟悉科学史，因此未能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做出中肯的评价，因而是有缺陷的。尽管如此，他的主张和观点对纠正西方人的文化偏见，促使一些西方科学家把目光转向东方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林德宏、张相轮曾指出，或许可以说，正是萨顿在1930年发表的题为《东方和西方》的演说，促使七年以后，英国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走上了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道路。如今，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已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对人类科学的巨大贡献，进一步证实了萨顿关于东西方文化亲如手足、相互促进的观点，弥补了萨顿对中国科学技术论及不多的缺陷，使世界各国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25]
萨顿强调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科学史观，强调世界各民族的独特贡献和地位，这在今天、文化等日益“全球化”、“一体化”的形势下，为保持文化多元，保持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防止单一的西化，为文化今后的发展不至于停滞和枯竭，其意义就更为重大。
其次，萨顿“人性化”的科学史观为科学史研究指明了新方向。林德宏先生也曾指出：“科学史也应当以科学家为中心，以科学家的科学思想为中心。这应当是科学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26] 现在的许多科学史论著，充满了“科学味”，却缺少“人情味”。有一些科学史著作从表面上看也是以科学家为中心的，但仅仅把科学家的思想视为历史环境的产物。虽然也列出了一系列科学家的大名，但这些科学家很少具有个性，过于强调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抹煞了感情的影响和作用。“可是，最善于抽象思维、最严肃的科学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充满了‘多彩多味’的感情，谁能说这种感情同他们的科学事业毫无关系？”[27] 科学史论著以科学成果为中心，而不是以科学家为中心的结果，将科学史写成铁的必然性和绝对合理的历史，这无疑造成了一种“无人的”科学史观现状，至今为止的科学史都写成了冷冰冰的、无科学家感情的、无人性的尤其是无萨顿所指望的“人性的”科学史，这样自然不利于人们尤其是人文学者对科学作人性化的理解，造成了两种文化的隔膜直至分裂对立。要真正做到以科学家为中心，就应当做到以科学家的思想为中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承认认识主体的差异性、认识思想的随意性和自由度。深入开展科学认识思想史的研究，有助于在科学史的研究中突出科学家及其思想的中心地位。
如今，在我国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在努力去“写”一部“人性化”的科学史。如吴国盛的《科学的历程》就是一部力求写成人性化的科学史，虽然只是初步的，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林德宏先生在这一方面化了很大的精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已著有《科学思想史》，《东方的智慧》和《科学认识思想史》等。可以说，沿着萨顿指引的路不断向前探索，我们将日益获得丰硕的成果，直至完成萨顿的夙愿。
五、萨顿科学史的缺陷
萨顿科学史的缺陷，主要体现于方法论原则上。
林德宏先生认为，科学史是用、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把科学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另一类是把科学作为人类认识成果来研究。后者主要叙述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即科学思想史。[28] 显而易见，这已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萨顿的科学史并不能归入其中的那一类之中，因为它属于实证主义传统的编年史，因此就具有后者所具有的种种缺陷，以致不少学者对他常加责难，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正的科学史学家。
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认为，科学史至少包含教科书历史、官方历史、评论者的历史、理性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和客观的历史六种类型。[29] 前三类历史给我们一种简单和成功的印象。当我们面对同时代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困境时，也会由于这样的印象而产生误解。再者，这三种历史对科学家来说是可行的，但是对那些需要理解科学事件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要理解科学内容本身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破坏。
理性的科学史试图迫使读者进入科学家的境地中去，并且能够分享科学家当时所拥有的知识。科学分析史则试图理解科学的本性。以前哲学家通常是这种历史的接受者，但是他们当中一些人倾向于“理性地重建”历史事件来服务于哲学思想，而不是用哲学思想去适应历史。这种历史的主要缺点显然就是柯林武德所批判的“鸽子笼方式”的历史，“这就是所有那些图式和模式的来源，历史就以惊人的驯服性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人把它自己强行纳入其中。”[30]
客观的科学史利用的是非常细节的科学事件的描述，而不是理性的重建。它试图促进科学的进步，是科学家们将智慧聚集起来的更为通常的途径。这种历史的缺点也就在于为了提取出一种方法论的“内涵”或其他什么，而倾向于强调科学的细节特征。萨顿的科学史实践或许比较接近于客观历史类型，因此也就难免这一类型的倾向于强调科学的细节特征的缺点，这种缺点被柯林武德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而这一类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柯氏批评他们似乎只是不厌其烦地抄录别人的陈述。他说：“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我就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我再说一遍，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最近，它还是惟一存在的一种历史学，而人们今天还在读着的、甚至于人们还在写着的大量的历史书，就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学。”[31] 在此，柯氏实际上对萨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霍尔（Hall）除了与柯林武德一样批评萨顿外，还特别指责萨顿喜欢传记，并且尤其喜欢文献目录。他肯定萨顿为科学史作为一门学术学科的组织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又对萨顿居然忽视中世纪的手稿或欧洲的藏书，忽视自迪昂的时代开始重新撰写的中世纪科学史表示极大不解。霍尔甚至指出：“萨顿是一个学识极为渊博的学者，然而人们不能不怀疑，就所有的方面来说，他究竟是否曾经是一个历史学家。” 退一步来说，在霍尔的眼里，即使萨顿是一流的科学史家，但其科学史并非一流的，“在科学史家中间，萨顿——只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从未发觉的是，第一流历史学者并不使历史本身成为第一流的历史，并且，其他的优秀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的也正是这一点。”[32]
库恩对萨顿科学史的缺陷也曾予以明确批评。他指出，直到20世纪初，科学史一直受自孔多塞、孔德到丹皮尔和萨顿几乎连续不断的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把科学的进展视为理性战胜原始迷信、人类以其最高方式发挥作用的惟一实例，由此产生的编年史最终是忠告式的，除了告知人们何人何时首先做出何种发现外，它所包含科学内容的有关信息异常之少。由于创建了科学史学科，萨顿值得人们的感激和尊敬，但是他所传播的科学史专业的形象却造成了许多损害，以这一方式写成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科学史是合理的方法战胜粗心差错和迷信的了无生趣的编年史，而它毫无疑问会很容易地把人引入迷途。[33] 库恩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科学的真正历程是复杂而曲折的，远不是一条简单而笔直的路。
萨顿深受实证主义思想影响，因而明确指出其科学史的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地阐述体系化了的实证知识的发展。他的科学史实质上是一种编年史，而编年史法首先无法找到充分的理由选择历史材料，只能得到杂乱无章的不得要领的历史。用这种方法所写成的编年史是初浅的，它不仅未对历史提供进一步的理解，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歪曲了的、不真实的。萨顿从他的新人文主义哲学观去说明科学史的价值，并从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信念中强调科学通史的重要性，这在编史方法上没有什么创新，而仅仅是继承孔德的实证主义编史学传统，因而也就存在实证主义编史学同样的问题。况且，萨顿的科学史企图做到事无巨细，包揽无遗，以为如果不解释科学发展的具体而微小的起源，以及发展上的无穷盛衰变化，就无法证明科学深刻的人性。这样一来，当萨顿把视野进一步扩大，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时，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就无从下手。实践已证明此法确实不是十分有效的方法，萨顿以毕生精力写作《科学史导论》，也只写到了14世纪，“鱼形”的结构（萨顿语）使任何想继续其工作的人都望而却步了。[34]
在科学史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方面，至今已先后出现了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20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史方法。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最优秀的科学史著作都属于思想史范式。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对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尽管都有不足之处，但是它们却有各自独到之处，若使两者互补或许可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科学史的这些发展，无疑也可以视为对萨顿的编史方法的批评与纠正。
无论如何，继承和发扬萨顿的科学史思想，继续他未竟的“写”一部人性化的科学史的伟业，这毕竟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使命，我们应该为此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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