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应珉教授治疗肝癌学术思想探讨

【摘要】  崔应珉教授认为，肝癌的病理基础为脾虚气滞、痰瘀毒结，而脾气亏虚是癌变发生的关键。中从脾论治，以健脾益气为主，结合理气化湿等多种治法，创健脾益气方，临证辨证加减施治，同时结合调畅情志、饮食摄生等配合治疗，在肝癌的治疗中获得了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崔应珉/学术思想 肝癌 从脾论治

　　Prof. Cui Ying?min?s Academic Thought of Treatment of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I Zhao?xuan,CHEN Shu?ling, DONG Qing

　　1.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2.Women and Children's Hospital of Changyuan County;Changyuan Henan 453400,China

　　［Abstract］Prof.Cui Ying?min?s Academic Thought of treatment of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focused on his theory about pathogeny,pathology,prescription and tending of Carcinoma.Professor Cui Ying?min Treated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ased on pathogenesis obtained through differentiation of symptoms and signs,especially based on the splenic theory.It is mainly treated with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Jianpiyiqi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methods such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Liqihuashi and so on.The prescriptions are exact and the curative effects are remarkable.
   
　　［Key words］Cui Ying?min;academic thought;hepatocellular carcinoma;treatment based on the splenic theory

　　崔应珉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酷爱中医，殚嗜经典，精勤不倦，尤重实践。现任河南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崔教授从医三十余年，理论研究建树颇丰，临床实践常获奇效，很多疑难杂症多应手而愈，肿瘤顽疾亦多深得体会，尤以消化和呼吸系统肿瘤更为见长。其对肝癌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临证之时辨证用药，不仅可降低中晚期肝癌患者放化疗的毒副作用，而且能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病人的生存期。我们有幸列入崔师门墙，随诊3年，受益匪浅，对崔教授治疗肝癌的独特经验深有体会，现不揣浅陋介绍如下：

　　1  对肝癌病因病机的认识
    　　
　　关于肝癌的病因病机，祖国医学很早就有相关阐发。《灵枢·百病始生》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医宗必读》也曰：“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难经·五十五难》曰：“积者，五脏所生……积者，阴气也。”根据经典理论，崔师认为肝癌的产生主要是机体正气虚弱，以致邪毒侵袭，饮食不节，脏腑蓄毒，七情失和，气血乖逆，继而引起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热蕴、毒结，日久不散，而渐生肿瘤。而正虚之中，脾虚至为关键。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化源不足则正气不足，无力抗邪；脾失健运又可以引起气滞湿聚痰阻，日久元气衰微，又可加剧癌肿的进展甚至转移。据此，崔师认为肝癌的病理基础为脾虚气滞，痰瘀毒结，而脾气亏虚是癌变发生的关键。

　　2  治疗遵循“治肝先实脾，脾健肝自愈”
    　　
　　《难经·七十七难》云：“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亦明确指出：“夫治肝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崔教授深悟经旨，在治疗肝癌时从脾论治，强调“治肝先实脾，脾健肝自愈”。随着病情的，肿瘤毒素的作用或抗肿瘤治疗(手术、放疗、化疗等)都能使脾胃受到损伤，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倦怠无力等。脾胃虚弱，健运失职，后天气血津液生化乏源，加之肿瘤严重消耗，故容易引起恶病质。脾胃功能减退也给进一步中医药治疗带来困难。如果继续给予苦寒或攻伐的抗癌中草药，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以毒攻毒等治法，则脾胃极易更加受损，对肝癌的治疗不利。

    　　
　　崔师提出“养正则积自消”，对肝癌患者侧重于健脾益气，扶正固本，以增强患者自身抗癌能力，同时为祛邪创造必要的条件。中晚期肿瘤患者气血俱衰，癌毒壅滞，严重影响其生存期及生存质量。因此在肿瘤的上强调补正气，培真元，通过健脾益气、扶正固本、免疫调节，以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从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和转归。肝癌虚实夹杂，但均以虚证为多。从临床上看，肝癌早期来就诊者较少，中晚期患者占大多数，大约半数以上的患者已有腹水、腹壁静脉显露或黄疸等情况。虽然表现为虚实夹杂，但以虚证为多。
    　　
　　崔师常告诫我们：“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实中有积，大毒之剂尚不可过，何况虚人之积？滥用攻伐药物，不仅癌肿不见缩小，反而戕伐正气，损伤体质，有时可引起上消化道出血、肝破裂等并发症。”对多数病人采取健脾益气为主，兼以消导，或清湿热，或予燥湿，可使近期症状改善，远期疗效也较好，部分病例癌肿得到控制而能带瘤长期生存。“四季脾旺不受邪”在肝癌治疗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　
　
　　崔师从病因、病机、症状、病变的转归、饮食调养等多方面着手研究，提出了治疗原发性肝癌需要区别中医“肝”和西医“肝”之异同。肝癌的疾病病变部位在西医讲的“肝”，而它的病机不是属于中医的“肝”，而在于中医讲的“脾”。肝癌病的本质是“脾虚”，它的病机演变是由不同的内因、外因，导致脾虚，由脾虚而气滞，由此在“肝”这一部位产生结块，形成癌肿，再由此而形成湿热、血瘀、阴虚等不同证型。健脾益气、理气化湿等都是肝癌治疗的大法，而健脾益气更是需要贯彻于肝癌治疗的始终。当然，在肝癌的发展过程中，从“脾胃”的损害开始，还可以累及其它脏腑，临证之时还应辨证论治。

　　3  遣方用药，精心灵活
    　　
　　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和历代医家的不懈实践，形成了许多临床行之有效的方剂，这是中医学中很有特色的宝贵财富。崔师善于吸取传统医学的精髓，根据患者的不同证情，精心组方遣药组成健脾益气方：黄芪、白术、西洋参、薏苡仁、茯苓、白术、丹参、炙甘草等。方中西洋参、茯苓、白术、甘草为补气健脾之剂，黄芪、丹参可加强健脾和胃之功及去瘀生新，使脾气健旺而气血生化有源。薏苡仁经试验研究已经表明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1］。
    　　
　　健脾益气方多为甘温和缓之品，能扶助正气，长期应用无明显不适。由于肝癌的病因病机复杂，除涉及脾胃外，还有很多兼证、变证。针对不同的肝癌患者和肝癌发展的不同阶段，配合清热、化湿、养阴、消导等治则，可最大限度地提高肝癌的疗效。肝癌最常见的症状是纳差、腹胀、恶心呕吐、腹泻等脾虚食滞表象，可加神曲、生麦芽、生谷芽、焦山楂、莱菔子、荷叶、紫苏梗、厚朴等以助脾胃升清降浊畅通全身气机，如出现水肿和腹水者可加用大腹皮、车前子、泽泻、泽兰、桑白皮、葶苈子等，黄疸者可加用茵陈、栀子、郁金，呕血便血者加仙鹤草、三七粉、白及，肝气郁结者加用柴胡、青皮、香附、香橼、佛手，食积化热者加用连翘、石膏、栀子、黄连，湿热内蕴者加用茵陈、黄连、黄柏、龙胆草，肝癌肿块属于瘀血者可酌情加用桃仁、红花、丹参、赤芍、郁金、土鳖虫、水蛭，而肿块属于痰积可加用海藻、昆布、夏枯草、半夏、牡蛎、山慈菇、黄药子。另外辨病必须与辨证相结合，在辨证立方的基础上，酌情配伍具有抑制肿瘤作用的中药如山慈菇、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鼠妇、蛴螬、藤黎根、猪苓、龙胆草等。

　　4  注重调畅情志，饮食摄生
    　　
　　某些肝癌患者性情急躁易怒，得病后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殊不知此为肝病之大忌。七情在肝为怒，暴怒伤肝，肝郁不舒，或肝气暴亢，乘脾犯胃，化源匮乏，使肝体失养，脾胃失和，正气受损，则病势转重。有些患者或嗜食肥甘厚味，或贪食生冷辛辣，均可损伤脾胃，使湿浊内生而加重病情。也有一些患者对病情丧失信心，忧伤过度，劳伤心神，使病情反复加重。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久病则肝肾之阴日益耗损，这些均是导致肝癌难以治愈的重要因素。崔师常向病人讲解不良情绪对疾病的负面影响，使其保持良好心态，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他还要求患者饮食，禁烟戒酒，忌食辛辣生冷食物。

    总之，崔师在治疗肝癌时，立足于扶正祛邪，着眼于调理脾胃，辨证施治，知常达变，最终取得满意疗效。笔者因随诊时间有限，也只是窥其一斑，有待今后进一步学习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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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齐贤称,陈不尤,季 斌,等.康莱特注射液在恶性肿瘤综合治疗中作用的临床观察［J］.肿瘤防治杂志,2002,(9):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