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到“中西医汇通”
【摘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李鸿章等人发起的“洋务运动”未能挽救没落的清政府，最终以失败告终。“中西医汇通”是近代以来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目的在于融合中西两种医学的学术流派，其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所取得的成就甚微。然而，当我们摒弃某些固有的成见，把它们放到的长河中去认真地考察一下，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呢?“洋务运动”的积极意义何在？“中西医汇通”对后世医学的影响何在？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本文就上述几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 洋务运动 中西医汇通 医学史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直接影响到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医家开始努力探索融合二者的途径和方法，他们著书立说，发表各自的观点和体会，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中西医汇通派。中西汇通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明末，当时著名的家、思想家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汇通中西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于西法，“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先，必须翻译”，也就是先要学习，然后会通，由“会通”而“归一”，最后达到“超胜”［1］。而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是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他在为《万国药方》（1890年）作序时写道：“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哉!”我们暂且不论李氏秉国时为后世遗讥的一面，单就他的这一观点而言，无疑对近代中西医汇通派的学术思想影响甚大。谈到李氏，就不能不想到近代史上曾经风云一时的“洋务运动”，本文就“洋务运动”和“中西医汇通”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各自的影响作一初浅论述。
“洋务运动”的背景及其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国内出现了暂时相对“稳定”的局面，但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掌握大权的恭亲王奕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朝统治的危机感。他们在勾结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坚船利炮的“长技”，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曾、李、左等人认识到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迫于当时局势不断恶化的压力，开始寻找扭转不利时局的对策。他们继承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且极力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他们“师夷长技”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维持满清的统治；二是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免遭沦胥。这一时期，对“洋务运动”的宗旨说得最完整、最透彻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成的《校?庐抗议》中明确提出，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的洋务指导思想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道”［2］。这一思想很快就成了当时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并且开始在整个社会上流传开来，逐渐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对待中西方事物的主流思想。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开展和西方新事物的继续大量涌入，更多的问题摆在了国人的面前，需要人们去认真地反思。1895年4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第75期上发表的《匡时策》一文中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后，“中体西用”的说法流行整个社会，成为各阶层的人们都能接受的思想原则。毫无疑义，当时的洋务派是“中体西用”论的鼓吹者，如“洋务运动”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为此专门写了《劝学篇》一书，对“中体西用”论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可谓“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集大成者。
持续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近代史上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初次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经验和教训。首先，在“求强”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创办了近代史上最早的军事并建立了新式陆海军，不仅使中国踏上了军事近代化的历程，也在古老的中国开创了近代工业的先河。其次，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诸国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其所拥有的雄厚的实力，所以他们在“求强”的同时，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族工业，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电等运输业。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这些皆是新的开始和尝试。其三，兴办洋务需要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旧式体制和教学内容无法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于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籍和创办报刊等诸多新的文化教育举措开始付诸实施。其四，在思想观念方面，很多开明的官僚和士大夫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不再被认为是“师事夷人”之举，而被看成是求强求富的重要手段；而西方的制造技术和各种器物，已不再被视为“奇技淫巧”，而被看作是“制造之精”。中国已不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也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华夏”之邦，而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并且是远远不如西方各国富强的一员。［2］它表明国人已经从数百年“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开始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周围的世界。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一部分开明的国人开始反思我们民族长期以来一直引以为傲的并且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所在，这当中显然包括中医学这门曾经为我们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过不可磨灭贡献的古老学科。
“洋务运动”中的医学发展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洋务派一直在有选择地引进西学，这是整个“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西医学。西医学在经历教会途径传入，并在中国各界尤其是文化界、医界产生相当影响之后，逐步开始由政府引进。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先于1871年在京师同文馆科学馆中增设医科，教授西医学，后又于1881年在天津设立医学馆（1893年改称北洋医学堂）［1］。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上述措施收效甚微，但作为近代史上官方引进西方医学的肇端，它还是有其特定价值的。同时，西方医学的不断传入和引进给洋务派人士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处理中医学与西医学二者之间关系。作为洋务派首领之一的李鸿章，在1890年为《万国药方》一书作的序中，认为中西两种医学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即中医“以意进逻病机，凭虚构象，非实测而得其真”，而西医则“藏真府俞悉由考验，汤液酒醴更极精翔”，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中西医汇通”的观点，此论一出，直接成为当时医界“中西医汇通”的理论依据，对于中国近代医学影响深远。
早期汇通派医家的指导思想
虽然李氏首先提出“中西医汇通”的思想，但真正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的是同一时期的汇通派医家唐容川，他在其代表著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中，引用西医的解剖生说来印证中医的经典理论，如“《内经》名脉，西医名管，其实一也”，这是他汇通中西医的基本方式。他认为以《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为代表的汉代以前的经典中医学远胜过西医学，晋唐特别是宋元以降，中医学背离了经典原旨而出现了失误，才导致了近世中西医互有优势的状况。他还认为即使西医的生理、解剖学有所“长”，也没有完全超出《内经》、《难经》的范畴，如说“西人虽详于形迹而犹未及《内经》之精”。他甚至认为中医学早已超越了实体解剖阶段，而进入了更高级的“气化”阶段［3］。唐氏虽然也说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主张学习和吸收西医的内容，着眼点在保存经典中医学，表现有“重中轻西”的倾向。唐氏显然是受到当时盛行的洋务思想的影响，其学术观点基本上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医学领域的具体运用。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洋务派的思想无疑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是先进的思想，他们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当时的另一位汇通派大家是业医世家的朱沛文，他自幼从父习医，研读《内经》、《难经》等多种中医典籍，且生长在岭南一带，正当西方医学在我国广为传播兴盛之地，又曾到西亲眼观看人体解剖，接触的西医学知识相对较多，因此他对中西医学的认识相对比较客观，见解也颇中肯。在1892年编撰成的《华洋脏象约纂》（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纂》）一书中，他汇集《内经》、《难经》、《医林改错》等书中有关人体脏腑图象的内容，并详细介绍了西方解剖、生理学知识，进行中西医的相互参照比较并加以论述。从该书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西两种医学的认识，“华洋诸说不尽相同，窃意多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但又“信理太过，而故涉于虚”，西医“长于格物，而拙于穷理”，但又“逐物太过，而或涉于固”。他认为中医与西医之间，虽有可通之处，但也存在不同之处，主张“中西医汇通”要以临床验证为标准，“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朱氏提出的“中西医汇通”的观点，显然要比唐容川进步得多，开明得多。［3］这种主张中西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来促进传统中医学的观点，应该也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在医学领域的具体反映。就医学领域而言，自“洋务运动”以来，西方医学的传入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中医界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其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其发展空间在逐步缩小，这不能不引起国人（尤其是中医从业者们）的关注。于是，一些思想更加开明的中医界人士开始采取较唐氏更加切合实际的观点，去处理他们在汇通中西医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上文提到的朱沛文就是早期的杰出代表之一。可以说，唐氏的思想来源于洋务派当中思想相对保守的一系，而朱氏的观点则来源于洋务派中更加开明务实的一系，他的汇通中西医的观点较唐氏“重中轻西”的倾向而言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因为他强调汇通中西医要以临证实际为出发点，这显然更符合中医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逐渐为更多的中医界人士所接受，并成为后期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主流，其对后世医学的影响远较唐氏深远。
汇通派对后世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尽管汇通派医家的探索性研究存在着某些缺陷和偏颇，但毕竟取得了一些成就，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对后世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民国时著名医家张锡纯在继承朱氏学说的基础上，指出：“斯编（指《医学衷中参西录》）于西法非仅采用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可见他不仅主张医理上汇通中西医，还开辟了药理上汇通中西医的新途径。尤其是他中西药并用、重疗效的观点对后人影响很大，直至今天，仍不失为医家临证的一大基本原则。恽铁樵指出：“东西方文化演进不同,各有长,亦各有短”，“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直接涉及到中西医学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特点及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杨则民认为：“中医重辨证，西医重识病，辨证的目的在应用药治，识病的目的在明了病所。”他在《内经之的检讨》一文中提出：“中西医之不同，不在生理解剖、病理实验，而在整个思想体系上矣。”他从思想体系的高度来考察中西两种医学的不同之处，进而探讨汇通二者的途径，可谓认识上的又一进步。这些“中西医汇通”的观点为我们研究中西两种医学提供了宝贵的思路，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中西医结合”确定为我国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指导方针之一，大力支持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笔者认为，中西医结合是承接“中西医汇通”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中西医关系，是对中西医关系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全面准确地把握中西医汇通派医家的学术思想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
总之，“洋务运动”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但它毕竟是近代史上官方第一次主动地去认识和引进西方文明，这无疑给刚刚从梦中醒来的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使古老的踏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这正是它的积极意义所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为当时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有利于近代国人讲习西学风气的形成。就医学而言，政府首次创办新的医学机构，并翻译了一些西方医学书籍，以培养新的医学人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参考】
1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2 李 倪，李时岳，李德征，等.中国近代史［M］. 第四版. 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傅维康.中国医学史［M］.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