γ?干扰素基因型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的关系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李毅 吴卫真 王禾 时间:2010-07-12

【摘要】  目的探讨供、受者γ?干扰素(IFN?γ)基因型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的关系。方法前瞻性病例分析,用序列特异引物PCR方法,对122例肾移植受者和供给(其中94例受者的53位供者)在肾移植前进行IFN?γ基因型检测。对受者术后随访2年,追踪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情况,分析受者基因型、供者基因型及供、受者基因型组合类型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结果IFN?γ高分泌基因型受者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为42.2%(35/83例),中低分泌型受者为12.8%(5/39例),两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取自IFN?γ高分泌和中低分泌基因型供者的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分别为36.7%(24/66例)和35.7%(10/28例),两者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供、受者均为高分泌基因型的受者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75%(3/4例),明显高于其他基因型组合者的28.9%(36/90例)(P<0.01);供、受者均为中低分泌基因型的受者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为19.3%(11/57例),明显低于其他基因型组合者的48.6%(18/37例)(P<0.01)。结论受者IFN?γ基因型及与供者IFN?γ基因型的组合类型,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有显著关联。肾移植术前同时检测移植供、受者IFN?γ基因多态性有助于术前准确预测移植后远期效果,指导术前做出合理的供受者匹配。

【关键词】  干扰素Ⅱ型; 基因型; 肾移植; 移植物排斥


    近年来,随着组织配型的广泛应用、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不断涌现,移植肾短期存活率得到极大的提高,但移植肾平均半寿期仍徘徊在7~10年。移植肾后期功能丧失主要原因为急性排斥反应的再发和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而当前肾移植领域存在的最大障碍是慢性排斥反应[1]。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免疫损伤是慢性排斥反应的主要发病机制,免疫损伤与多种免疫相关基因多态性有关[2],其中γ?干扰素基因多态性尤为重要。为了进一步了解供、受者γ?干扰素基因型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的关系,笔者进行前瞻性病例分析研究,对2004年7月~2005年3月肾移植122例受者和53例供者于移植前检测IFN?γ基因启动区多态性,术后对受者进行2年随访,追踪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情况,分析受者基因型、供者基因型及供、受者基因型组合类型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首次接受肾移植受者122例和其中94例的供者53例(另28例移植受者缺乏相应供者血液标本)。供、受者入选条件:ABO血型相同,补体依赖性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CDC)≤5%,配组反应性抗体(PRA)<10%,HLA配型标准为氨基酸残基总错配0~2个。受者122例,男性95例,女性27例,年龄(39.7±0.86)岁(19~63岁);供者53例,男性46例,女性7例,年龄(26.1±0.92)岁(18~51岁),受、供者年龄及性别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见(t检验,P>0.05)。所有受者术后均采用环孢素(CsA)+霉酚酸酯(MMF)+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剂方案维持;均进行的临床随访,每月复查血、尿常规、肾功能及血药浓度,并收集相关的资料,包括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移植肾穿刺病理检查。

    1.2慢性排斥反应诊断标准(1)临床表现:血肌酐异常,升高>133 μmol/L(正常值44~133 μmol/L)发生在肾移植术后>6个月,给予甲泼尼龙冲击治疗和调整免疫抑制剂等处理后肾功能无好转,且移植肾功能呈进行性减退。(2)辅助检查:血肌酐异常,升高>133 μmol/L,通过移植肾彩超、CsA血药浓度检测等,初步排除急性排斥反应、急性CsA中毒、梗阻/返流、肾血管狭窄、感染等可导致肾功能慢性损害的有明确原因的疾患。(3)移植肾穿剌与组织学检查:根据Banff 2003分类标准在组织学上移植肾没有急性排斥反应、急性CsA中毒、肾小球肾炎复发等特征性的病理改变,而是呈现以慢性移植性肾小球病,非特异性的肾小管萎缩及间质纤维化,在肾血管方面表现为内膜明显的向心性纤维性增厚,平滑肌增生和反复单核细胞浸润等为特点的病理改变。

    符合以上前2条标准,即可临床诊断为慢性排斥反应。

    1.3IFN?γ基因型测定

    1.3.1主要试剂和仪器IFN?γ基因型检测试剂盒(美国One?Lambda公司),Taq酶(美国PE公司),琼脂糖(美国Promega公司),溴乙锭(上海复旦复华公司),PE9600扩增仪(美国PE公司)。

    1.3.2检测方法肾移植前每例供、受者取静脉全血2 mL,置肝素抗凝管,分离单个核细胞,参照[3]方法提取DNA,≤-20 ℃保存备用,移植后1周内完成检测。采用序列特异引物PCR方法,PCR程序设定按试剂盒说明书,根据IFN?γ 874 T/A等位基因位点基因序列设计相应寡核苷酸引物,扩增产物转移到琼脂凝胶上,稳压150 V电泳,至产物带漂移0.5 cm为止,置紫外光暗箱下观察结果。结果与试剂盒所提供的分析表对照,判断IFN?γ基因型别。

    1.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对于双向无序的二维列联表资料采用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受者IFN?γ基因型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根据IFN?γ基因型检测结果,将122例受者分为高分泌基因型和中低分泌基因型2组进行分析(表1),前者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为42.2%(35/83例),后者为12.8%(5/39例)(χ2=10.370,P<0.01)。

    2.2供者IFN?γ基因型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将供肾也分为IFN?γ高分泌基因型和中低分泌基因型2组进行分析(表1),2组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分别为36.7%和35.71%,组间差别无统计学意义(χ2=0.004,P>0.05)。表1供、受者IFN?γ基因型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的关系

    2.3供、受者IFN?γ基因型不同组合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为了评价供、受者IFN?γ基因型不同组合对慢性排斥反应的影响,按受者有无发生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将94例移植供者分为稳定组(65例)和慢性排斥组(29例),分析供、受者IFN?γ基因型不同组合与慢性排斥反应的关系(表2)。供、受者均为高分泌基因型组合的受者中排斥反应发生率为75%(3/4例),比所有其他基因型组合的28.9%(36/90例)高(χ2=3.817,P<0.05);相反,供、受者均为中低分泌基因型的受者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为19.3%(11/57例),比所有其他基因型组合的48.6%(18/37例)低(χ2=9.059,P<0.01)。表2供、受者IFN?γ基因型不同组合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的关系 H:高分泌;M+L:中低分泌.表中数据为例数.

    3讨论

    研究表明,细胞因子参与机体对移植物的排斥或耐受全过程,并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4]。IFN?γ主要由活化的T细胞和NK细胞产生,可使巨噬细胞活化、促进T细胞增殖、诱导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等[5]。IFN?γ与器官移植术后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受人们重视[6]。

    在本研究中,移植肾受者中IFN?γ高分泌基因型组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42.2%)显著高于中低分泌基因型组(12.8%,P<0.01)。其原因可能是IFN?γ可激活肾细胞质部分的蛋白酪氨酸激酶,加强排斥反应的发生及程度[7],高IFN?γ基因型的受者该倾向更加明显,同时慢性排斥反应过程中存在肾组织纤维化和血管闭塞性病变,而IFN?γ在缺血再灌注损伤后水平会进一步增高,如此,高分泌IFN?γ基因型的受者的慢性排斥风险较中、低分泌型受者高。有研究认为,肾移植术后IFN?γ持续高表达与慢性排斥反应的高危因素间存在密切联系,慢性排斥反应相关的临床合并症(肾小球疾病及间质小管性疾病、免疫性炎症、血流动力学因素及感染等)均导致IFN?γ mRNA表达上调[8]。在同种小肠移植排斥反应中RT?PCR技术检测显示移植肠系膜淋巴结IFN?γ mRNA表达上调,提示IFN?γ在肠系膜淋巴结的表达可作为移植肠慢性排斥反应早期预测及早期诊断的标志。

    与此相反,单独分析供者IFN?γ高分泌基因型与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的关系时,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性。究其原因,可能是供者来源的移植物合成细胞因子仅仅是局部性的,其合成量尚不足以活化巨噬细胞和触发免疫反应。然而,在进一步分析供、受者IFN?γ基因型各种不同组合对移植肾的影响时,发现供、受者不同基因型匹配与移植肾的预后有关联。受者、供者同为IFN?γ高分泌基因型的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最高,而受者、供者同为中低分泌基因型的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最低,两组分别与所有其他基因型组合者比较,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说明供者IFN?γ基因型在一定情况下对移植物的预后是有影响的,提示肾移植术前同时检测移植供、受者IFN?γ基因多态性,有助于术前准确预测和评价移植后远期效果,指导术前做出合理的供、受者匹配。对IFN?γ高分泌基因型受者尽量避免选择同样为高分泌基因型的供肾,可以减少移植肾慢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提高移植肾长期存活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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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骥. 大鼠小肠移植急性排斥反应中移植肠及肠系膜淋巴结的免疫反应性研究[D].西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