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英译中“归化法”与“异化法”译本共存的必要性
作者：刘玲, 陈雨, 王煜, 徐照
【关键词】 医学, 传统; 归化法; 异化法; 翻译;
Keywords: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domesticating method; foreignizing method; translating; English
要使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英语语言国家接受中医，就必须借助翻译这座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桥梁。孕育中医与西医这两朵人类智慧奇葩的文化背景、语言土壤不尽相同，这使得中医翻译工作难度非常巨大。在纵向研究及横向比较中医各个学科的翻译后，可发现针灸国际化推广较中医临床其他部分更为成功，其历史经验为解决现今中医翻译中存在的部分共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模式。本文对针灸国际化推广进程中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归纳，并据此对中医英译中“归化法”与“异化法”这两种翻译并存的必要性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 针灸腧穴名称翻译国际标准化的历史回顾
针灸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处处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神；西医以物、化学、生物学为基础，注重物质形态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两种医学之间的差异，使得西方医学界很难理解经络、腧穴这些在西医解剖学上物质构成不清楚、生理学上机能不明确的中医基本概念。这直接导致了针灸在早期东西方医学交流中难以得到西方主流医学界的承认。虽然相关学者做了种种形式的大量介绍工作，如荷兰人布绍夫所著的《痛风论集》、法国人吉佛西斯所著的《灸术》，但是收效甚微。
真正点燃了针灸向西方成功传播星星之火的是人类化大。工业化大发展带给了人类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对环境和健康的负面作用，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的关系，对于已经厌倦过度工业化的许多西方人，回归自然更符合他们的意愿［1］。西方民众逐渐从多种途径接触到了针灸——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医疗技术，一些患者在多次求助西医无效的基础上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尝试针灸，由于针灸对很多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疾病疗效显著，治疗结果满足了患者看病的初衷；在治疗过程中又处处贯穿着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符合了人们回归自然的意愿。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西方医学界不再刻意强调针灸与西医之间的种种冲突，而把针灸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医疗手段向本国医学界推广、向民众介绍。
以1971年7月《纽约时报》著名资深记者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来华友好访问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北京之行”和“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炎切除术”，引起美国民众对针灸的浓厚兴趣为契机拉开了世界性“针灸热”的序幕。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颅脑肿瘤切除手术，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2］。 尤其是1973年哈佛大学医学教授组团到中国考察针灸和针刺麻醉术，并拍摄下了针刺麻醉的全过程，其后在美国电视台播放，引起轰动，结果在美国掀起一股针灸热潮［3］，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兴趣及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的学习愿望。医患双方意愿形成的合力，迅速地推动着针灸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及临床运用。顺应针灸发展的潮流，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与有关国家合作，成立了许多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举办国际针灸学习班，培养各国针灸人才，如1975年在北京、南京、上海成立了国际针灸培训中心，1980年WHO又向各国医务界推荐，建议使用针灸治疗43种疾病［4］。
在这一系列“针灸热”的背景下，中国人、外国人翻译的针灸书籍的英译本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不同翻译类型、翻译风格的针灸英译书籍向民众和医学专业人士介绍着针灸，而民众和医学专业人士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英译书籍。很显然，作为医学专业人士主要需要的是准确传递针灸理论及运用的“异化法”译本，民众主要需要的是贴近自身文化的易于理解的“归化法”译本。多种译本的出现，对针灸的推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针灸中的一些基本名词的不同翻译，也引起了不同国家、不同对象在交流上很大程度的混乱。
针灸翻译的发展与学术交流的需要，最终推动了针灸翻译的国际化进程。1982年，WHO主持召开了多次针灸经络穴名工作会议，开始规范针灸穴名。1991年颁布了《针灸经穴名称的国标标准化方案》即A proposed Standard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1993年WHO颁布了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 (Second Edition)，更从三个方面规范了针灸经穴的翻译：(1) the standardized name of the classical point; (2) a brief explanation of the point; (3) a multilingual comparative list of the names of the point ［5］。
WHO关于针灸国标标准化的工作，使得针灸跨越了中医文化与西方社会的沟壑，成功地被西方医疗界认可。现在针灸被广泛地运用于各国的临床医疗实践中，为数不清的患者消除或减轻了病痛。针灸传入美国开创了中医西进的先河，也成了东方文化渗透于西方的一个典范［6］。
2 “归化法”译本产生的必然性及翻译主体的确定
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中医作为一种外来的技术，正与英语国家的固有文化发生冲突与整合。现在中医大多数的治疗方法在国际交流中面临的困难和当初针灸西进时遇到的不利因素很相似，即两种医学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英语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对中医的理论不理解、疗法不认同。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医西进上，在其他科技向全球传播的过程中也很常见。在科学传播和技术转移过程中，外来科学技术能否被一个国家或民族接受、消化、吸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固有文化能否与外来的科学技术以及与之俱来的文化基质相容，能否通过新旧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最终完成自己的文化变迁［7］。
针灸翻译国际标准化与针灸成功向世界推广两者间相互依托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具体的来说就是作为沟通不同医学、不同文化的桥梁的中医英译翻译需要正视目前所处的历史地位、文化环境，了解现阶段西方医学界和西方民众对中医的认识程度，提供合适的英译译本供相关人士选用。现阶段中医西进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英语国家中并没有良好的供中医这朵文化奇葩茁壮成长的土壤，所以在医疗工作者和民众中重点是进行中医理论与治疗方法的普及宣传。进行普及宣传的中医译本承载着沟通两种不同文化的重任，必须贴近英语国家的文化基质，必须是全体民众都能看懂而又不产生太大文化冲突的译本。这种译本应尽量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尽量减小文化背景所带来的隔阂，尽量不让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摩擦干扰到读者，尽量让中医原著向读者靠近。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更肥沃的文化土壤，才能培植好中医这朵奇葩。
要想使中医英译后的作品达到这些目的，最可行的方法就是采用“归化法”来翻译。例如：“气”译为vital energy、“藏象”译为visceral and their manifestations、“五行”译为five elements、“黄帝内经”译为Yellow Emperor's Canon on Medicine、“益火补土法”译为 the method for warming the heart to strengthen the spleen、《素问·五藏别论》中的“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译为“The comm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five zang?organs are to produce and store energy; the comm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six fu?organs are to receive，transport and transform water and food.”而承担“归化法”翻译工作的专家可以以英语国家的专家为主，毕竟他们在文化上更贴近西方本土文化读者，知道读者的需要。
“归化法”翻译后的译本易于使中医文化被西方本土文化读者接受，获得读者的身份认同。简单、易懂的“归化法”译本，可以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医，为孕育中医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英语国家的固有文化相容提供肥沃的文化土壤。
3 “异化法”译本产生的必然性及翻译主体的确定
读者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接受能力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对待文化异质与异质文化的态度也不断地发生转变。随着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对于过去那些被认为不可接受或难以接受的东西，人们现在更多地表现为宽容和认可的态度，并且它们逐渐成为已有文化的一部分。如：“功夫”gong fu、“磕头”kowtow 已融入到西方文化中。这些不断变化的因素决定了翻译策略也该与时俱进。当“归化法”译本中所含的异质文化渐渐融入到西方民众的固有文化中后，中医良好的临床疗效，会使得很多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对中医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在研究后，将会不满足于简单的、缺少源文化个性的“归化法”译本，而需要原汁原味的译本。这种译本不需要改动中医原著，而是需要尽可能地保留原文中源文化重要载体的文化意象部分。
要想满足这些读者的需要，最贴近的翻译方法就是采用“异化法”来翻译。例如:“气”译为qi、“藏象”译为zangxiang、“五行”译为wuxing、“黄帝内经”译为Huangdi Neijing、“益火补土法” 译为supplementing fire to reinforce earth (This is a method used to warm heart?yang and supplement spleen?yang)、《素问·五藏别论》中的“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译为“The so called five zang?organs refer to the organs that only store essence but not excrete it; that is why they can be man (full) but not shi (solid). The six fu?organs are responsible for transporting and transforming food, so they can be shi but not man.”
这种“异化法”译本较归化法译本更能体现中医英译的简洁性原则、民族性原则和回译性原则，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异化法”译本能保持中医用语简明扼要的特点，能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色， 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能较为准确地再现原文所含信息， 减少翻译过程对信息的损益程度，利于提高翻译质量，限制滥译［8］。“异化法”译本的根始终是置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的，虽然较“归化法”译本深奥、晦涩难懂，但承载的内容远远比“归化法”译本丰富。考虑到此时目的语读者主要是对中医很感兴趣并想继续深入研究的医疗工作者，他们需要的是没有加工、过滤、剔除过的具有特有文化意象因素的“异化法”译本［9］，需要的是译本中能大量保留下来的，而在“归化法”译本为迎合民众所放弃了的能准确地传递信息的那部分独特文化。“异化法”文字上的阅读障碍不会过多地干扰到读者对“异化法”译本的研究，反而会从语言的角度提示读者字面下可能蕴含着的中国文化。
“异化法”译本阅读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是可能会深入研究中医及应用中医进行的西方学者，所以准确传递中医字面含义及字面后的中国文化至关重要。从此角度来说，准确理解原文才能准确翻译，中国学者和翻译人员对中医的理解肯定要比西方学者和翻译人员要深入准确［10］，因此对于异化法译本应由中国学者来领导完成。
4 “归化法”与“异化法”译本共存的必要性
中医英译“归化法”译本和“异化法”译本都有其特定的阅读对象，缺一不可。当一种建立在完全不同基础上的特异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时，应该先牺牲自己的某些棱角来迎合读者使其乐于阅读。这要求译者要从目的语出发，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样才能为读者所接受。这种翻译方法译出的作品即是“归化法”译本。当中医以委曲求全的姿态进入国家并得以广泛传播后，中医理论及疗效将会使人们明白它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会有越来越多的英语言国家读者倾倒在它的魅力之中。一旦读者满足了接受相异性的必要条件并且对原文化期待的视野达到了某种程度时，从归化法到异化法的翻译策略转换过程就开始了，读者会主动去寻找、阅读“异化法”译本。但这不说明“归化法”译本可以取消了，因为需要专业化学习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广大的读者还是需要“归化法”译本。此时的“归化法”译本与“异化法”译本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形成民众了解中医，患者信赖中医，医生熟悉中医理论并擅长运用中医各种治疗手段，医患配合的良好局面。
事实上，只有在所有翻译作品共同的合力下，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才能将相异性因素逐渐转化为身份认同，并最终根植到目的语国家的本土文化中，而根植到目的语国家中的身份认同又进一步促进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翻译作品的出现。“归化法”译本和“异化法”译本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对读者的影响，是呈“螺旋式上升”的，每一次都是在不断循环向上，所以中医英译的“归化法”译本和“异化法”译本都是必要的，它们是针对不同发展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层次读者的两种必不可少的译本。相信和针灸翻译一样，在多种中医“归化法”译本和“异化法”译本的共同推进下，大量的不同类型的翻译实践能给中医英语国际标准化翻译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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