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量化分级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 证； 量化分级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核心。“证”的研究一直是中医研究的重点。由于临床诊断及疗效评价等实际工作中量化指标的应用，大大增强了临床辨证用药的目的性，也进一步要求中医辨证要精确化，不能仅仅定性地辨为寒、热、虚、实证。然而中医经典的辨证法、逻辑分析方法难以实现对大量症状、体征等客观信息的相关分析，因此，中医辨证的量化研究工作就成为中医药研究工作的前沿命题［1］。近20年来，中医药量化研究有了一定进展，大批学者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开展了中医证候量化诊断的研究，如利用相关因素赋分法并建立数理模型或制定量表或引入多元统计方法进行中医量化研究，但目前研究大都是对症状、体征等客观化指标的量化，很少涉及证的量化分级。当前证的量化分级研究还是处于中医研究的盲区，本文将从经典及临床角度初步探讨该研究的意义 。
早在《内经》中，就有对疾病量化的概念，限于当时水平，一般多采用半定量或等级定量的概念，如“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素问·至真要大论》）。又如“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素问·至真要大论》）这些“大小”“多少”“微者”“其次”“盛者”“六、七、八、九、十”就含有朴素的等级定量的意思 。
《伤寒论》蕴含了丰富的定量辨证思想。张仲景不仅通过六经、八纲辨证等定性定位的方法来把握疾病本质 ，而且还通过大量模糊定量的方法对疾病进行识别，规定出不同的证候类型，提出针对性极强的治法方药，使证与治达到高度一致与统一。六经辨证用模糊的数量概念来定义三阴三阳，太阳、阳明、少阳代表的是阳气的由强至弱，太阴、少阴、厥阴代表的是阴气的盛衰，体现了阴阳消长的量变和质变的过程，是对疾病定性与定量的高度概括。《伤寒论》对相同病性的证情进行了量的分析。在太阳病中，风寒表实证就有几种不同的情况；证重者可用发汗峻剂，如麻黄汤；轻者为外邪郁表，宜小发其汗，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更轻者为微邪郁表证，微发其汗即可，如桂枝二麻黄一汤证。三个方证同为风寒表实，区别于证的轻重程度［2］，还有同为阳明腑实证却有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之分，这也是“证”的轻中重的具体体现。《伤寒论求是》说：“《伤寒论》方剂配伍严谨，法寓于方，方有主证。许多方证是经过长期实践验证，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只要方与证合，就有显著的疗效”。我们在研究《伤寒论》类方的时候，不能简单研究每条方证，更要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存在的量变关系。
“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是动态的，变化的。也就是说在两个对立证之间，都有连续的证，如表里之间有半表半里证，寒热之间有寒多热少，寒少热多等不同，体现了一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重极必反”的阶段性表现。在《伤寒论》中如太阳病篇，表寒证向里热转化过程中，就可表现为麻黄汤证，葛根汤证，桂枝二越婢一汤证，葛根芩连汤证之不同，体现 了由表寒→寒多热少→热多寒少→里热的量变过程。
中医专业术语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非常形象、主观，彼此之间的差别要靠学者自己去悟，过分的主观直觉导致没有共通的专业标准从而阻碍 了学术交流。比如肝阳上亢，肝阳暴亢，肝阳暴涨，这三者是同一性质但不同程度的病理状态，但没有量化标准，只能凭医者的经验或直觉去区分，当然会千人千证，各有不同，从而导致选方用药也大相径庭。
方案个体化是医学的趋势，对疾病诊断的量化是个体化治疗的基础。近年来，西医也开展了多领域的量化研究，提出了很多已作为目前临床指南或建议的评分标准或量表，比如：加拿大心血管学会（CCS）心绞痛严重度分级，冠状动脉TIMI血流分级，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等，这些分级标准用来评估病情的严重程度，为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证据。对病情的量化分级的性和实用性已在临床得到证实，并不断优化。
西医重视的是病的研究，中医重视的是“证”的研究。我们应该借鉴西医量化研究的科学方法，结合中医的特点，开展中医“证”的量化分级研究，这将有很大的理论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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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 净.中医辨证的量化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国医药学报，2002，17（8）：452.
［2］ 郦永平.《伤寒论》定量辨证思想初探［J］.中医研究，1997，1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