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管理：特大城市的出路——从治水到城市发展，“堵”从来都不是出路

　　城市扩大导致污染更严重，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大城市依靠密集的地铁网络来解决出行难题，加上对使用汽车的限制，比如香港提高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伦敦和新加坡对特定路段征收拥堵费。城市汽车密度得到有效控制，有效减少了私家车的尾气排放。同时，汽车保有量的控制也使出行车速不至太慢，对于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也有益。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副教授郑思齐在对中国74个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碳排放所作的分析中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与出租车碳排放、公共汽车碳排放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平均每平方千米增加1000人会减少全年平均每户家庭出租车碳排放0.424吨，减少公共汽车碳排放0.837吨。另外，大城市的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城市以服务业为主，相比工业城市更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许多欧美城市曾经历环境污染到改善的过程，改善的关键是城市功能日渐变化。同样的产业结构之下，在高密度、高容积率的城市楼群里，能源的使用更集约，更有利于控制整个城市的碳排放。

　　误区3 城市规模与犯罪率正相关

　　在犯罪方面，也不能简单将城市规模与犯罪联系在一起。虽然总体上大城市犯罪率更高，但其防范和治理犯罪也有“规模经济”。美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犯罪率有所上升，但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城市犯罪率大幅下降，大城市表现得尤其明显。拉丁美洲的经验也可参照。很多人认为拉丁美洲犯罪率高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些特殊性。其实不然，最新研究发现，影响拉美国家犯罪率的主要是三个因素：不平等、出警状况和监禁率。换句话说，犯罪是个公共管理问题，如运用合适的政策缩小不平等、加强打击力度，犯罪就可以得到有效治理。一些拉美城市正是因为实施了这样的政策，犯罪得到了有效控制。相反，我们的研究发现，像中国这样通过人口控制政策来限制城市发展，会造成城市原有居民和城市新移民之间的差距，从而增加对社会不满。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正确的政策导向不是通过限制城市人口来减少城市病，而是应该发挥城市规模经济，通过技术和管理来从交通、环境和治安三方面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对于在大城市长期就业和生活的外来移民，应降低获得本地户籍的门槛，以就业和缴纳社会保障的年数为主要依据，取消落户的技能要求。鉴于特大城市已积累了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降低落户门槛的步伐应有所加快。拖延改革进程，不利于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对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