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文献编纂社会功能的新阐释

　　四、激发共同记忆，克服遗忘，充分发挥档案文献编纂的记忆建构功能
　　
　　保罗·康纳顿指出：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10] “集体记忆依赖某种媒介，如实质文物及图像、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11] 档案记录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生成的，通过人类发明的符号系统（文字、图像、声音等）传递和保存下来独立于人的身体之外的记忆形态，或称之为“刻写记忆”，它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维护共同生活世界具有不容否定的意义。“一个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没有历史的世界”。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福柯等大批后现代理论家有创建性研究成果的问世，后现代主义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后现代社会理论”以反思、批判或否定近现代主流文化、理论基础、思维方式等为取向，“代表了一种对社会理论基本预设的巨大攻击”。在后现代的历史学中，存在着对现代性的历史编纂与历史文献的批判，认为历史文献作为一种记忆的传递媒介，它所传递的信息有时并非客观的历史真实，而是主观的、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往往是特定人群、阶层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选择、重组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以合理化社会现实而留下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虽然能促使我们审慎地对待历史编纂，关注一些多元的、边缘的、异常的现象，有意识地将边缘者、“另类”、失败者与成功者一视同仁，给他们一席之地，并努力实现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向以更广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的转变，但它并不能否认档案文献的编纂在国家、民族认同中的意义，它使民族具有超强的再生能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强大的过程中，档案文献编纂功不可没。
　　记忆与遗忘（忘却）相伴，不能记忆就意味着忘却。为了克服忘却，我们必须启动多种记忆机制。档案文献编纂虽非惟一途径，但它对社会记忆的激活、整合、巩固与强化具有显著的优势。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档案文献编纂在构建不同群团的社会记忆，为个人、社会、国家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和地方感，汇聚家庭（族）、地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上大有可为。
　　
　　注释：
　　[1]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2]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王新才、杨薇薇：《档案文献编纂：影响和塑造主流文化的一种途径》，《图书情报知识》2006年第5期。
　　[4]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建档案代表团：《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及其学术动向》，http//www.gxun.edu.cn。
　　[5] [9][加拿大]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 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2期。
　　[6]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学1990年版。
　　[7]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
　　[10][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
　　[1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