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的若干思考

　　“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问题的解题过程。” [6]“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意识,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7]因为“一切创新都始于问题的发现,而发现问题又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 [8]尤其是对于档案学这样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问题意识淡薄,脱离现实与社会需要,那无异于切断了它的发展源头,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也将随之枯竭。因此,强化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对档案学科的发展极其重要,当前档案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笔者这里所指的“问题”,是指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问题;而“主义”则指档案学理论研究与理论体系的建立。那么,如何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呢?具体来说,一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参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档案学理论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应用性的,是来源并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因此,档案学理论只有扎根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从档案工作实践中去发现、寻找并解答问题,这样的理论才是充满活力的。二要有档案学理论的敏感性。当前不少从事实际档案工作的研究者,虽然对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很了解,但缺乏理论敏感性,看不到具体问题背后隐含的理论,因而其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到问题,而不是从具体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和解答,即停留在“经验档案学”层次。档案学研究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水平,是不可能提高它的学科地位的。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一定要加强理论素养,培养理论敏感性,善于从具体问题入手探寻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既要关注宏观现实问题,也要关注微观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关注关系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宏观现实问题,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档案工作带来的冲击;网络时代的科技、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对档案工作的影响;知识经济、知识创新与档案事业发展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又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面临的、能折射出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大量微观层面的现实问题,如档案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问题,看起来也是档案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但它所折射的却是档案职业精神这样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再如档案信息推送服务、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似乎也是具体的档案业务工作,但它所蕴涵的是全新的档案信息服务理念,是理论工作者不应忽视的。四是要关注热点问题,但不要盲目追逐热点。一方面要关注热点,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的激情,密切关注档案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并进入这些新的、前沿的学科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不盲目追热,在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缜密理性的思维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富有创新性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重复他人的材料和观点。
　　2、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
　　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表面形式看,亦即从文本而言,呈现出数量繁荣但少有质量的提升,即档案学研究成果“量”与“质”不相协调的现象。固然,成熟的理论一定是有体系的理论;但反过来,有体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成熟的理论,体系也不一定标志理论的成熟。在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学术研究特别是欧洲传统学术的影响,在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人们热衷于追求体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管研究对象是否真正具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论研究时间长短与深浅,动辄就对对象做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表述。由于有其他现成的学科体系框架作参照,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很轻易地就能“确立”起一门新的学科,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这里,所谓学科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学科仅成为外衣,至于内在的实质,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档案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说,笔者认为,关注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是当代中国档案学重获造血机能、克服华而不实之风的关键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就曾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物理学“原始问题”的关注,这里的“原始问题”亦即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杨振宁认为科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面对原始的简单的物理问题,而不是别人的猜想。” [9]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对档案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关注。信息化时代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是很难完全纳入既成的知识和概念框架以原有的理论体系来认识和解决的。如果囿于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档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档案学长期遭到社会轻视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的热闹只是使档案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及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深层。一般来说,把握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也就是对档案学学科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有创新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需要其淡化档案学研究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需要其有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把握能力。
　　3、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中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任务。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档案学理论界就颇为流行与国际接轨、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现象,然而就在这种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尊奉”西方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笔者认为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问题域,只有在本国主问题域中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本国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中国档案学研究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不仅割断了古代档案人重视档案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档案工作“注脚”的地位。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建设实际上有自身的优势,应将这一优势发展成自身的特色。中国档案学建设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如何使这些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现代档案学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有机构成要素,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原创性挖掘的关键。中国档案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但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甚微,在一些“宏大课题”上很难有创新的余地,这与我国这样一个“档案大国”(指档案数量)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要由“档案大国”成为“档案强国”,档案学者要想提出富有创见的理论,就必须走出一味强调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的误区,真正从学术的视角、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档案工作实践问题”,并在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设定疑问,引导出富有见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笔者深信,处于巨大社会转型和档案事业变革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问题来源地”,无论在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档案事业改革方面,也无论是在理念革新还是理论转型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档案学目前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远远达不到西方档案学的境界的话,那么,中国档案学所面对的丰富“问题”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未完全遇到的,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中国档案学要做出独立的贡献,就需要对自己本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并通过对特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逐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最终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这里的“中国特色”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民族的”,即“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相对于西方档案学的、以追求中国特色档案学领域里的民族独立行为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0]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中外分家的现象。” [11]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12]
　　
　　注释:
　　[1]冯惠玲、周毅、黄霄羽:《档案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档案学通讯》,2005(4)。
　　[2]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档案》,2006(4)。
　　[3]管先海:《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中国档案》,2005(2)。
　　[4]连成叶:《执著的追求》,《档案学通讯》,2004(2)。
　　[5][10]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1)。
　　[6][英]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7。
　　[7]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
　　[8]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4-04-05(理论周刊,8)。
　　[9]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8。
　　[11]陈兆祦:《谈档案学研究面向世界问题》,《兰台世界》,1998(7)。
　　[12]管先海:《对档案学研究发展特点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