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我们其实是倒过来讲了。上次讨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持续关注大事情的作家，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他可以说一次也没有从他关注的大事情那里移开过眼睛。因此，《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对那个大事情的最后、也是程度最深的一次讨论，《罪与罚》呢，则是他从《穷人》、《地下室手记》开始，走向《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长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是先看了他的终点，再返回来看他中途的这一段，所以说是倒过来的。
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大事情，或者说，他认定的十九世纪俄国人的大事情？大家知道，从社会和立场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斯拉夫派”，所以，他所理解的十九世纪俄国人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上帝如何可能”。
这个问题，简单说是这样：个人也好，社会也好，是不能缺少对某种绝对价值的信仰的，而对于那个时代的俄国人来说，这样的信仰只能通过对上帝的信仰来获得。倒不是说上帝直接提供了这种价值，而是说它代表了这样的价值。一般来说，人都是通过对某种超越个人眼前利害的更高的东西的信仰，来表现他对绝对价值的信仰的，而对俄国人来说，上帝就是那个更高的东西的名字。
可是，俄国人虽然需要信仰上帝，却又很难保持这个信仰。破坏他们的信仰的，主要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生活的苦难。小说里面有一个很悲惨的女人，卡捷琳娜·伊凡波夫娜，这样的名字在俄国是最普通的名字，就像我们的张三李四一样。她得了肺结核，操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半夜起来洗衬衫，苦苦挣扎，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尊严。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却对上帝没好话，她对给丈夫做临终忏悔的神父说，上帝“是慈悲的，可是对我们却不！”（212页）到她自己临死时，更直言不讳地说，我没什么好忏悔的，即使上帝不宽恕我，“我也不管！”（504页）的确，苦难太深了，就会让人怀疑公道和上帝的存在，上帝再好，怎么就不管我呢？受苦受难的人，很难信仰绝对的价值。第二个是当时俄国流行的许多新思想，这些新思想都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对年轻人和读过书的人特别有吸引力。可所有这些新思想——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到小说中那个律师卢仁所体现的资产阶级的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统统是无神论。所以，现实的苦难，加上因此而流行的新思想，使得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很难继续全心全意地相信以上帝为代表的绝对价值。
那俄国人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就是“上帝如何可能”，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的十九世纪俄国人需要面对的最大的事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不善理财的人，总是弄得自己很拮据。他还有个毛病，爱赌博，赌起来就忘乎所以。比方说，他预支了一笔稿费，用这笔钱逃到外国去躲债，结果却进了外国的赌场，一下子把钱都输光！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常常遭遇出版商和其他债权人的逼迫，他们不断威胁他：你要是再不还债，就把你关到拘留所去——当时俄国有一种专门关押不还债的人的拘留所。在写《罪与罚》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向朋友抱怨，说写小说是“诗意的事业”，需要我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和想象力，可是那些讨厌的家伙老是来逼债…… 这当然是抱怨的话，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词：“诗意”，我们怎么来理解他这个诗意的说法？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是一个作家，有文学的敏锐和洞察力，他还是个癫痫病人，经常口吐白沫、痉挛，倒在地上，这样的病态又给了他与一般作家不同的特别的感受力。俄国人和人一样，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情感浓得像烈酒的人，也有淡得像白开水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别的感受力，使他总是特别能体会那种内心如同烈酒的俄国人：他们生命力很旺盛，欲望很强烈，但同时，他们的伦理感也非常强。这两种精神品质，生命欲望和伦理感，本身就会冲突，又偏偏遭遇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个大事情——特别需要上帝又没法相信上帝，内心冲突就更激烈。绝对价值是什么？是对人的灵魂和肉身的一种安排，它能够使人的内心达到某种平衡。一旦这个安排和平衡丧失了，生命欲望就会四面冲击，内心就会很乱。陀斯妥耶夫斯基正是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俄国人内心的这种乱，他全身心浸入这种感受，观察、想象、分析，用小说把它呈现出来，这个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诗意的事业。
这就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住在城里的人（这一点和托尔斯泰就不同），他们不论年老年轻，也不论身份和职业如何不同，都处在剧烈的内心冲突中，挣扎、痛苦、受煎熬。其中有的人最终似乎能够摆脱这种困境，找到某种信仰的可能，但更多的人是毁灭。
第二，他的小说的几乎所有的形式特点，都和人物的这种内心冲突有关。比方说，小说通常都比较长，他似乎总是需要一定的篇幅来充分地展现人物的内心状况。其次，他早期喜欢用第一人称叙述，可很快就转到了第三人称叙述，这很可以理解，第一人称叙述是受限制的，特别是当他要用一群人物、而不是一两个人物，来呈现俄国人的内心混乱的时候，转向第三人称叙述是非常的。再次，正像巴赫金归纳的，他的许多小说都是复调式的。此外，他喜欢用肖像描写来刻画人物的内心状态，喜欢很仔细地描写人物的脸部表情，特别是眼睛和眼神。还有，他常常设置大段的对话，在推进这些对话的时候，他非常从容，慢慢地推进；可一到叙述人物的行动，他的笔触往往很急促，这种急促的叙述中，时不时还会镶嵌一些让人一下子要打一个哆嗦的非常刺激的情节。比如小说中那个地主，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就两次充当了这样的情节。一次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躺在家里的床上，刚做完噩梦，一睁开眼，就看到他俯身盯着自己。另一次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刚摆脱了失败情绪，想振作起来了，就遇到这个地主，悄声地对着他耳朵说，我听见你承认自己是凶手了。一方面是镶嵌着这样的让人吓一跳的情节的急促的行动叙述，另一方面是缓慢推进的人物对话，二者交织在一起，构成他的小说的基本的叙述方式。
与此相关的，是他那些直接的心理描写的双重性。一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并不满足于将笔下的人物当作一个个孤立的个人来描写，他总是要在他们身上放进一些俄国人的普遍的精神和心理因素。可是，如果光这么写，很容易写得抽象，缺乏感性的吸引力，而陀斯妥耶夫斯基不同，他的心理描写还有另一重意蕴：他对不同的人物的不同的个性心理，刻画得很细致，比如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断地想去自首，又不断地犹豫，这些细微的心理活动，都写得很真实，因此，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个性面貌很鲜明。正是这些活的个人，汇聚成对一个大的普遍的精神困境的展示。
上面说的所有这些小说的形式特点，都是因为要呈现俄国人的内心冲突和精神困境这一总的意图而形成的，或者说，是跟这个总的主题同步形成的。而主题和形式的这样的密切的结合，不仅表现在《罪与罚》里，也表现他的其他很多小说里。所以，我们是很难单独拿他某一部小说来讨论他的小说的形式特点的，他的小说在形式上都差不多，可以说是共同呈现了这些形式的特征。
以上是开场白，把我们进入《罪与罚》之前的一些基本的理解，概括地说在这里。

下面我们一起来进入作品的世界。按照小说的叙述顺序，一章一章地展开来谈。先不必急着往抽象和理论的层面上升，而是要沉下去，贴着小说的具体的描写来谈。
第一章。这一章主要完成了两个大的叙述。第一，让小说里的大多数重要人物都出场，即便那几个来不及出场的，也都通过其他人物之口，让读者知道了他们是很重要的角色，以后他们一露面，就能引起读者的重视。第二，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完成了杀人的行为。杀人的场面写得很逼真，特别是那个老太婆的妹妹进门以后，看见拉斯柯尔尼科夫拿着斧子迎上去时，她脸上的表情。记得有一个评论说，要不是自己杀过人，你是很难写得那么逼真而震撼人的。这充分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描的能力，虽然在他的小说里，还有比这种白描更抓人的特质。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细节：第一章第六节里面，在一个街边的小酒馆里，拉斯柯尔尼科夫听到一个军官和一个大学生在争论。大学生提出了一个概念：“算学”，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而他举的例子，恰好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准备去杀的那个老太婆。大学生说：这个老太婆这么坏，到处放高利贷，对社会没有一点好处，而那些比她好得多的年轻人，却没有出路，受苦受难，如果把这个老太婆杀了，拿她的钱去帮助那些年轻人，这当中的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所以，可以杀。大学生接着又提出第二个理由，我概括为“伟大人物论”：如果这种杀人的事都不能做，那就没有伟大人物啦。什么叫伟大人物？伟大就是不拘小节，他要做大事情，在做大事情的路上，踩倒一棵草啊，踩死一只蚂蚁啊，他都不管的，如果所有人都在小事情上这么小心，把精力都耗费在该不该踏倒一根草啦，是不是要避开蚂蚁啊之类的小问题上，那就不会有伟大的人物了。但那个军官不同意，他说：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为什么？因为世间有天理，不能杀人，就是一条天理！军官进一步问：你说得天花乱坠，你是不是准备自己去杀呢？大学生说不，我就是说说而已。军官马上跟进一句话：原来你也就是说说的，可见你的话里也没什么道理。这话的潜台词是：你为什么不动手呢？说明你还是受到那个天理的束缚的，光说说没关系，真要动手做，就会跟那个不能杀人的天理直接冲突，而你其实是不敢承受这个冲突的。我觉得这个争论非常重要。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会儿要杀，一会儿又犹豫，这个写得很细，但他为什么要杀，又为什么犹豫，却没有交代。而这个小酒馆里的争论，是把他要杀和犹豫的理由都讲出来了——就是“算学”和“天理”的对峙。这个对峙当然是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但同时，大学生和军官的争论告诉我们，这种对峙决不只是发生他一个人心中。
到这里，小说的叙述框架基本出来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要同时讲好几个故事。譬如拉斯柯尔尼科夫这家人，拉斯柯尔尼科夫有自己的故事，他妹妹杜尼雅也有自己的故事，由杜尼雅的婚姻故事，又牵出了卢仁、拉祖米兴、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故事，所以这一家人就有四、五个故事。还有马尔美拉陀夫一家人，虽然我们在第一章里只看到马尔美拉陀夫本人，可是通过他的讲述，他的女儿和妻子的故事也都开始了。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的故事一起织成了一个故事的。当然，这个故事网络中有一条主线，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他的故事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由人物的行动构成，先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犯“罪”，然后他跟那个要破案子的力量——不止是警察——周旋，也就是与“罚”周旋——这是在最表面的意义上理解的“罪与罚”。第二个部分，也是作家最用力的，是对那个实际行为的“罪”与“罚”的讨论，小说中那些整页整页的对话，都属于这个部分。用一个故事的网络，凸显一条由两个部分合成的故事的主线，这就是这部小说的基本的叙述框架。第一章就如此完整地呈现出这个框架，真是写得很。

第二章里，故事的网络继续伸展：卢仁在这一章的第五节里隆重登场；到了第七节，马尔美拉陀夫被车撞了，拉斯柯尔尼科夫送他回家，见到了他家里的所有人，包括索尼雅——这一家人全体出场了。故事的主线也在往前走：拉斯柯尔尼科夫收到一张传票，去了警察局，他的故事的行动的部分，由此进入了与“罚”周旋的阶段。他赶回家灭迹，把东西藏在一块大石头底下，又在一个叫水晶宫的小酒店里，跟一个叫扎苗托夫的警察做了一番很危险的谈话…… 行动的部分推进得相当快。
更重要的是，故事主线的第二部分，关于罪与罚的讨论，也在这一章全面展开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人之后，立刻产生一个强烈的冲动：他想赶快把这个事情摆脱掉，这事情对他构成了太大的心理重负，他受不了。可如何摆脱呢？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警察局，“进去，跪下，直认不讳”。（105页）请各位想一想，他要摆脱“罪”的重负，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可以毁灭罪证，也可以逃走，他却偏偏想到向警察去认罪，这就说明，至少在下意识里，他并不能摆脱那个意义上的“罪”的重压。当然，这个重压和第一章那个军官所说的“天理”的重压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紧接着，他对自己为什么杀人发生了疑惑。在第二节里，他忽然在街上站住了，一个新的、他完全意料不到的问题把他弄糊涂了：如果杀人这件事，当真是你深思熟虑的行为，你当真是抱有一个明确的理智的意图而行动的，那为什么你直到现在，连那个钱袋里藏了什么东西也没有瞧过一眼呢？为什么拿到这些珠宝钱袋之后，你会那么紧张，那么受不了，哆哆嗦嗦的，流汗，睡不着，睡着了还做恶梦？正是这些不由自主的反应，使他开始怀疑自己了：你不是要学拿破仑吗？要做伟大的人吗？可你的表现怎么这么糟糕？从他这个疑惑，我们可以看出，他原来是对自己有一个期望的，他认为杀人以后他会很镇静，因为这是他的理性的选择，他是一个不一般的人，一个要做拿破仑的人，拿破仑可绝对不会因为踩死一只小蚂蚁而感到紧张的。可是，他自己实际上却如此紧张，事实上，他是被这个事情吓坏了。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就必然要怀疑他原先对整个事情的判断：他真是在目的明确地做一件事情吗？他有能力学做一个拿破仑吗？这种怀疑是如此强烈，以至他开始对自己发生厌恶，因为他似乎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不是能当拿破仑的料。
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走到涅瓦河边，面对壮丽的皇宫，这是他经常来的地方，也许来过了几十次，可这一次，他却突然发现：虽然他一到这里就记起了他以前来这里时常常思考的那些问题，可他现在完全进入不了那些问题了。这真是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我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因此想起了许多熟悉的往事，但我同时强烈地感觉到，我回不到过去那个熟悉的世界，回不到过去那个熟悉的“我”了！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话来说，就好像是有一把大剪刀，把他和自己的过去完全剪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写明这把剪刀从何而来，但我们读者很清楚，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所以回不到他原来的生活和精神里去，就是因为他杀了人，一旦杀了人，天地世界全变了。他原来给自己设计了一条路，杀人只是他走这上这条路的拐杖，可现在这拐杖成了一块巨大的拦路石，把他整个压趴下了，不能继续往前走，也不能往后退，他的脑子，现在是整个陷进那个“罪”的紧张了。
为了排遣这种内心的紧张，拉斯柯尔尼科夫去了一个妓女云集的地方。一个很年轻的妓女直截了当地向他要钱，旁边一个年岁稍长的妓女就很不满，觉得为妓也得有道，不能这么不要脸。这似乎震撼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他立刻联想起从前读到的一个场面：一个人被判了死刑，一小时后就要执行了，他就想，即便是在高耸的峭壁上，脚下只有一俄尺宽的只容两脚站立的地方，周围是深渊、汪洋，漆黑一片，狂风暴雨，他也还是愿意在这一俄尺宽的地方站上一辈子，因为，这毕竟是活着。这里你很容易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经历，他曾在彼得堡被捕，判了死刑，沙皇下了赦死令，但警察当局捉弄他们，依然将他和其他同案犯送上刑场，到最后一刻才告知，所以，他是经历过这样的极端强烈的求活的心理的。但在这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却是要用这个细节来拉斯科尔尼科对自己的怀疑：人是多么的脆弱啊，多么的容易放弃啊，就为了一个“活”字，把什么都放弃了，那个年纪较大的妓女还保留着某种尊严和道德感，那个年轻的就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说：“人是卑鄙的！因此管他们叫卑鄙东西的那个人也是卑鄙的。”（181页）我们怎样理解他这个话？
我不懂俄文，但我估计，原文的这个形容词的涵义，可能和当今中文的“卑鄙”的通行涵义不一样，还包含了“脆弱”和“下贱”之类的意思。拉斯柯尔尼科夫虽然断言“人是卑鄙的”，他的重点却是在后面的第二句：那个如此断言的人，即他自己，也是卑鄙的。这其实是再一次表现他对自己的厌恶：不单是杀了人以后的种种表现，更是这杀人本身——这是不是也是出于和那妓女相似的原因，是为了一个“活”字，而不是别的堂皇的理由？街边的那些妓女强化了他的自我怀疑。在这之前，我们都记得，他是把人分成几等的，有特殊材料，有普通材料，还有废料。他现在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觉得，自己非但可能不是特殊材料，当不成拿破仑，而且很可能和那些妓女一样，是普通材料，甚至是废料，“卑鄙”的废料。前面那个“一俄尺宽”的阴郁的联想，到这里膨胀到了极致。
但是，到最后一节，拉斯柯尔尼科夫又缓过气来了。他送奄奄一息的马尔美拉陀夫回家，拿出自己仅存的25卢布帮助他的妻儿。从这一章开头起，他就不断地自我怀疑，精神越来越萎靡，现在他却在马尔美拉陀夫家里，获得了对自己的正面的感受。我并不像今天白天所表现得那样很糟，我没有垮掉，我还活着呢！不用说，这个“活”指的是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做一个优秀人物的能力。而既然如此，那就不该放弃，要继续斗争，继续反抗那些指认他有罪、企图惩罚他的势力。整个第二章，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冲突的一方，“算学”和“伟大人物论”，似乎一直处在下风，倒是“天理”越来越强大，但到这一章结尾的时候，“伟大人物论”似乎又抬起了头，拉斯柯尔尼科夫并非是一只小虱子，他还可以振奋精神和他们斗一斗。一路下挫，最后反弹：这个曲折的心理过程，构成了这一章的主要内容。
当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个心理过程，并不仅仅是由他内心的不同声音来推动的，它也同时由他和身外的其他声音的交流来推动。第二章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展开了这后一方面的交流。这就是那个律师卢仁的“长褂子”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卢仁说：我先得把我自己的事情弄好，然后才能管别人，如果把我的长褂子分一半给别人，两个人都只穿短褂子，那一定都冻死，所以，为了以后帮助别人，先要穿好自己的长褂子。拉祖米兴激烈地批评卢仁的这一套说法，但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他说：按照你这个逻辑，你是可以杀人的——他不让你穿好长褂子，就等于不让你以后有效地帮助别人！  此言一出，卢仁一下子就懵了。请各位想一想，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什么能够这么犀利地一下子点中卢仁的要害？
从小说里的前后情节来看，卢仁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恶棍，他的这一套说法，完全是在自我辩解，是企图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长褂子逻辑却又和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的逻辑有相通之处，都是用一个更大层面上的意义来论证自己的某个自利行为的意义。也正因为这个相通，使拉斯柯尔尼科夫才能一下子洞察卢仁的逻辑的要害，他非常清楚地知道，顺着这个逻辑走下去，会到达什么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他在自己的内心已经这样地走过一遍了。这就很有意思了：两个明显不一样的人，思想的取向也完全不一样，但作家却安排这样一场争论，凸显他们之间有某种共通之处，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这是表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笔下人物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正是这个看法决定了他的小说的复调的特点：他当然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卢仁是两株完全不同的植物，但他更知道，他们来自同一片精神的土壤，他们都是在俄罗斯人对绝对价值的信仰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人。正因为不再有绝对价值的制约，不同秉赋的人就根据自己的处境和欲望，发展出不同的思想来，然而，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