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文学中的“他者”和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
摘要：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部派出的“笔部队”作家创作了“他者”这一歪曲和丑化人的形象，妄想以此掩盖其侵略战争的罪行和美化日本军队。“他者”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作家干预和渗透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其时，日本国内的女权主义者，在整个民族疯狂于国家主义的时空下变节、转向，以此获得、和社会地位的畸形提升，建立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念内的妇女解放观与军国主义达成了共谋。日本近代著名女作家林芙美子的人生经历代表了日本女权主义变异的缩影。侵华战争时期，林芙美子放弃了自由主义个人奋斗的思想转投军国主义，多次身负官方使命前往中国战场采访报导，成为侵华战争的积极协力者。文章以林芙美子寓华期间创作的描写南京沦陷的小说《运命之旅》为例，分析了侵华文学中“他者”形象的成因及日本女作家的战争观。
关键词：侵华战争；“他者”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妇女解放观
1938年8月、11月，日本军部先后两次派出知名作家组成“笔部队”赴中国战场采访报导。“笔部队”仅有的两名女作家之一林芙美子寓华期间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以及多篇描写侵华战争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林芙美子极力美化战争，宣传日本皇军的救世思想。《运命之旅》是林芙美子亲眼目睹了南京城陷落和南京大屠杀后创作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通过“他者”展现了日本女作家对侵华战争的思想认识。
一、认识“他者”的视角
法国形象学者布吕奈尔认为：“一个国家按照它的过程，在一种文学的总体中反映出来的形象往往表现出由被尊重国家的演变和接受国家的演变而产生的变化。为了描绘这个形象，应该清点构成它的‘所有’文学因素。”《运命之旅》中刻画的“他者”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从军作家对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个“他者”形象的形成有其公众心理的文化背景。
侵华文学的创作，主观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在这些作品中，从军作家极力宣扬日本士兵的英勇，恣意表达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歪曲与丑化，在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中建构“侵略有功”论和“皇军救世”观，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寻找合法性依据。日本军部号召文学家协力战争，且对具体创作有明文规定。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准则。强制性的规定必然对作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作家不能真实地表现战争的残酷。石川达三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的遭遇即为最好的实证。
一个作家或集团若把异国现实看成是绝对落后，则必然于主管上带有一种先天的憎恶之情且会呈现出意识形态的象征模式。在将中国视为敌人、失败者、日本的战利品的叙事过程中，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加入了日本文化的优越感与个人的主观情感。
(一)对中国军队的歪曲
《运命之旅》是日军攻陷南京后，林芙美子眼中所看到的中国士兵、百姓和首都败落的景象。正文之前编辑对此作了评价：由于作者“事变后和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来，数度到中国以及南方战线从军”，这篇作品“很可以表现出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黄土和四襟结婚不久即遭南京陷落，作家就主人公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南京失陷的景象。
林芙美子从几个角度描绘南京之战中中国士兵形象。在她眼中，中国士兵都是些乌合之众，不仅战斗能力很差，而且军纪涣散，还经常掠夺百姓财物。
穿灰色军服和卡西色短洋服袴的兵士们，这时候也如雪崩似的挤进了南京街，这些乌合的兵士们从闭着门的商店里，毫不客气地拿出东西来，很使得逃剩下的民众们叫苦。
从四川来的兵干得最厉害，所以丢下家而逃去的人们，把能拿的东西全部拿跑了。
假若日本军队来到南京时，这些性子粗暴的乌合的队伍又该把南京市街化为焦土而往别的地方雪崩似的逃去吧?来了就跑，民众这样的批评着。
战败了的中国士兵不仅被作家歪曲为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以逃兵的形象出现：“兵士也混在避难民中在山里头悄然隐藏起来。”作品详细描写了中国士兵逃跑、抢掠财物、对伤员弃之不顾等负面行为。作家对中国士兵的丑化用意十分明显：南京之所以陷落，实则是中国军队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日军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掩盖了日军侵略的罪行。
(二)亡国奴的卑微和丑陋
《运命之旅》中着墨最多的是中国百姓。女主人公四襟年芳17岁，在南京一家酒馆里做工。男主人公黄土是夏港做鞋子生意的小商人。作家通过这两个人物表现了中国民众的自私、愚蠢和贪生怕死。南京陷落之时，国难当头的中国民众只顾逃命，既贪生怕死，又眷恋家财，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大包袱，四襟还将锅碗瓢盆背在身上。黄土想到安庆避难，在江边找船时，一个无处去留的伤兵用乡下土腔哀求黄土带他逃命，却遭到拒绝。《运命之旅》通过刻画中国人的狡猾、猥琐来突出日军高大、善良、正直的形象。日本文人将人性中负面和丑恶的形象强加在中国人“国民性”中，体现出对中国人的极端蔑视。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作家眼中的中国民众狡猾、自私、阴险、愚蠢而又贪生怕死，这些特征都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中国人的歧视和蔑视。这种种族偏见，成为整个昭和时代(1926年12月26日一1989年1月7日)日本人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总体表征。
日本作家对近代中国形象的歪曲，源于在强大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下日本民族对中国的集体认知。《运命之旅》这篇小说代表了“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国家主义思想认识，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他者”的视角。《运命之旅》中出现的几组中国军队如湖南兵与四川兵烧杀、抢掠当地居民的场面，无非是说明“中国军队的腐败行为给南京制造了混乱局面”。而对中国士兵的杀戮则成为日军维持治安的“合法性暴力”。贫穷落后的中国被日本文人视为缺乏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国家，而侵略就成为维护秩序的合理性理由。诚如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战争意识：“事件的发生在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激怒了损失惨重的日本军所致。”这成为日军实行暴虐的“正当性的强调”。林芙美子是“笔部队”赴中国战场的第一批成员，先后去过北平、南京、武汉等战场。作为特派记者，林芙美子是最早乘卡车进入南京的，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虐场面。《运命之旅》这篇小说是完全站在歪曲历史的国家主义立场上，编造的一份掩盖日本军队残暴和兽性的谎言。一场人类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变成了和平的景象，从而从根本上否定和篡改了侵略战争的性质。《运命之旅》实际上是以林芙美子为代表的“笔部队”作家以诋毁、丑化中国人的方式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
二、“皇军拯救”观与“日中亲善”
与中国人的丑陋、自私、狡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的善良、诚实、宽宏大量和体恤民情。为了粉饰太平，林芙美子在《运命之旅》中不断宣扬日本军队“军纪整然”，日本士兵与南京市民“和平相处”的假相。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疯狂地屠杀30万中国军民，这一数字目前仍为保守数字。林芙美子只字不提屠杀场面，却将日军美化成中国人的救世主。这些“不曾见过的整然的兵士”对待中国百姓和蔼可亲，非但不杀人，还给难民分发面包。致使黄土接面包时激动得手都哆嗦起来：“湖南的兵士们又曾给过我们什么了呢。”
在林芙美子的笔下，杀人如麻的鬼子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侵略军俨然是一支秋毫不犯、纪律严明的“文明之师”、“礼仪之师”，这更加深了与湖南兵和四川兵胡作非为、腐败作风的对比。“皇军”所到之处，中国民众拿着太阳旗夹道欢迎，向“皇军”恭敬行礼，小孩子更是与“皇军”玩耍成一片。日军占领几个月后的南京，“中国兵居住时的混乱不安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南京市街，忽然变得明朗起来”。
林芙美子力图通过《运命之旅》编造日本侵略军与中国百姓的“鱼水情”，以此掩盖侵略事实，彰显“日中亲善”的叙事目的。作品还通过日军对中国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体现“日中亲善”的具体能指。“报馆的记者先生们，人人都很亲切，把在以前生涯中未曾吃着过的昂贵的罐头打开给了黄土”。黄土还从日本人那里领到了薪水、烟卷和袜子，感到皇恩浩荡。
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进行宣抚工作，武装侵略与文化宣传齐头并进。所谓宣抚，就是向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宣传，以稳定占领区民众的思想。侵华时期日军的宣抚工作在小山荣三的《战时宣传论》中有明确的规定：“在战区向民众说明支那军队败退的真相，让他们理解皇军出动的本意和其威力，诱使他们由敬畏而亲和，由亲和而协力，从而实现军民协力灭党(指国民党)反共的实际目的。”作品曾多次出现黄土离开无锡时主人曾说过的一句话：“不论什么时候，人生是塞翁失马，把运命委之于天。”小说末尾表达了作家对《运命之旅》的真正寓意：南京失陷，对黄土等中国人来说焉知不是因祸得福?
“大陆的日本侵略性战争行为，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在认识上始终一贯构建异质的否定性他者中国像，其否定性最终付诸战争行为的结果”。林芙美子在这篇小说中传达了一个信息：南京的失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恰如“塞翁失马”——军纪整然的日本军给无秩序的南京带来了建设的新气象。因此，小说起名《运命之旅》意即黄土们的命运由此转变。林芙美子的这些观念并非凭空而来。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学术界把对大陆的“思想宣传战”看成是战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著书立说。20世纪30年代末有田中丰的《战争和宣传》，1939年有井上哲次郎的《东洋文化与支那的将来》，1942年有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等。其中，丸山学的《大陆的思想战》一书，从文化学的高度，提出了“战争就是异质文化的相克”的观点：“战争是人类文化的建设行为。这种行为与清除一座陈旧碍事的建筑物，建设新的雄伟建筑物的行为很相似。作为清理的手段必然伴随着破坏的现象。”在这里，丸山学提出了“日本的侵华战争等同于文化建设”的谬论，为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而“笔部队”作家将这一谬论具体文学化，使侵略战争带来的血腥、残暴的场面得以美化和遮蔽。
林芙美子在南京大屠杀中对中国形象的歪曲，代表了“笔部队”作家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在“笔部队”作家对“他者(中国)”的创造层面上，对“他者”的否定，实际上是对主体的张扬，它所呈现的是主体(日本)——他者(中国)的对应关系。“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明治维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日本海外扩张政策和对华战略研究思想深深地干预着日本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并渗入到侵华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中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内涵中去。《运命之旅》很能代表“日本作家对于战事的理念和精神”。“他者(中国)”形象是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战略下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表达的是一个异己的文化印象，带有虚构性的异国空间。“他者(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显然深受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对华战略研究“大陆政策”的影响，反映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渗透和日本军部创作规则强制性干预以及作家本人的趋势功利思想等多重因素，因此，中国形象被妖魔化。“笔部队”作家对侵略战争的美化，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制造“南京大屠杀”抹杀论作了铺垫。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人，日本人权运动也随之，日本优秀的知识女性越来越关注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普及女子是明治维新最显著的功绩之一。女子教育的普及有力地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发展。明治、大正时期，在易卜生等作家作品的影响下，对“新女性”观的体会和认识唤起了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1911年，日本最早的女权组织——蓝袜子文学社成立并出版了第一本女性文学杂志。具有“新女性”观的女性作者在文学领域中寻找自己的梦想，她们笔下的人物都是在追求自我表现中寻求着女性的解放。女作家热衷于自传体的心理描写，这种传统叙事手法使她们只能拘泥于私人生活的狭窄主题和题材，女性文学发展越来越受局限，于是女作家们渴望对“女性原则”重新定义。
作为自由主义作家，林芙美子的创作大多拘泥于私人生活的狭窄空间，以自我经历为题材表现对贫穷和挫折的反抗。林芙美子在加入“笔部队”之前的文学创作大多具有自叙传成分。当代日本学者中村光夫评价“她的创作特色在于表现出地地道道的女性……所具有的女性感觉及其缺点则超过了别人，她不是摆脱，而是充分利用，有时甚至是利用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文学”。林芙美子早期的作品都是以日记体形式描写幼年的生活体验。她曾做过摊贩、临时女佣、女工、女招待等，尝尽了东京最下层生活的艰辛。林芙美子的个性力图使创作题材有所突破，以摆脱贫困的现状。代表作《流浪记》同样采用私生活手记的形式，一经发表引起了轰动。作品描述了一个青春年华的女性，面对饥饿与屈辱的不断威逼，全力抗争，内心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流浪记》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是作家总是抱着某种希望，勇往直前地生活在逆流之中。“正如她所‘自信’的那样，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只要大城市的生活及其‘文化’依然吸引着青年男女，只要世上还存在着贫穷、屈辱和青春，喜爱《流浪记》的读者就不会消失”。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女权意识。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内阁情报部号召作家协力战争。战争为各种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日本文坛绝大多数作家创作发生了转向。林芙美子也不遗余力地抓住这个机会，于1937年作为《每日新闻》特派员派往战场，1938年8月作为“笔部队”陆军班第一批成员奔赴中国前线。林芙美子由此创作的从军记和描写战争的侵华文学，使她一时名声大噪，被当时的日本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这些侵华文学的确使林芙美子的创作突破了狭小的女性自叙传空间，但她极力地附庸和迎合日本主导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却使她丧失了作家应有的良知和自由主义的创作精神，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工具。
林芙美子曾经多次到过中国，在她笔下，战争之前和战争之中的“他者(中国)”形象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我最初到中国旅行去的，是在民国十八年的秋天，以后就记不清去了多少次，然而我到中国去多少次都是愉快的。那时候，画画的人好像去得很多，作家到中国去的，是仅少的。
可见，战前的中国给作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以至于吸引她“愉快的”去了“多少次”。
中国人也使作家倍感亲切。
从上海曾经去过杭州苏州，虽然是一个独身女子的旅客，我并没有感到过什么不安，钱也费不了多少。就可以得到很愉快的旅行。那时候中日之间的风云就很有着不平静的地方，可是我一回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危险，在杭州住过一家秀英旅舍，茶役待我都是很亲切的。
战前作家中国游记中的“他者”以正面形象出现。作家抱着对中华文化倾慕的心情来到中国，中国的一切都在博大的文化氛围中显得如此美妙。无论是北京街头的“兔爷儿”还是国粹京剧，也无论是民间文化的集散地天桥还是秦始皇抵御外侮的万里长城……都深深地吸引着作家流连忘返。法国学者吕布奈尔说：“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林芙美子战前游记中的中国形象，融入了作家情感的、主观的因素。中国是一个蕴含了唐诗和陶渊明气魄的伟大中华：“我以为中国底文字是伟大的，时常想着有了机会，到中国去看看。”
然而，当伟大的中华成为本民族侵略的目标时，她眼中的一切美好都变成了丑陋。中国人也变成了“支那人”，而她对“支那人”的憎恶显示了作家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女作家对生灵涂炭的冷漠令人惊讶!无怪乎她在《运命之旅》对南京陷落的描述中有意识地掩盖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美化了侵略战争。当美好的中国和善良的中国人成为作家猎取功名的目标时，作家的情感也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感与军部的诱惑驱使着作家以笔为枪，自觉地为侵略战争擂鼓助威、摇旗呐喊。
林芙美子一生都在为改变个人命运进行不懈的奋斗。对战争的投机使林芙美子获得了空前的荣誉和地位。出身寒门的林芙美子在侵华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暴发户般的庸俗习气，表明了女权主义在争取自由、平等的过程中自身的脆弱，因此，其思想和情感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大语境感召下发生异化和转向不可避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日本政府在振兴殖民地建设和继续扩张中，号召日本妇女协力战争。大量的日本妇女从狭小的厨房走进了矿山、工厂，走上了生产线。女性的社会就业率大增。以市川房枝为首的女权运动领导人迫于政府和军部的巨大压力，在观望和痛苦的思考后屈服于军部，表示转向。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在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爱国妇人会以及大日本妇人会等四大官方妇女团体的组织下，卷入战时体制中，助纣为虐，成为侵略战争铳后的主力军。当时中国国统区发行的妇女刊物《妇女生活》半月刊刊载了对日本妇女现状的描述：现代日本妇女，不幸被驱入贤妻良母主义、爱国主义的轨道之上。战争期间，日本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和劳动的结果是直接支持了侵略战争。当代日本学者村上信彦曾对此评价：“从站在妇女解放立场上的女性史的角度，这段时期没有任何正面因素，也就是说是女性史负面的时代。”
为追求竞选权和社会主体地位，女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关系是女权主义者缺乏更坚定的妇女解放的精神信仰，因此，建立在狭窄的功利思想基础上的妇女解放观没有超越国家民族的视野。正像妇运领袖市川房枝所认为的妇女应该从封建的父权家长制下解放出来。但她的解放观不是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而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看待妇女解放的。在她那里，妇女参与战时体制与妇女解放画上了等号。
日本女作家在战争中的恶劣行径，比起普通的日本妇女，其精神上的危害性更为严重。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作家创作的战争文学都从不同侧面履行了军部交付的使命。例如，日军军部明确规定了参加武汉会战的“笔部队”作家的写作目的：向国民报导日军英勇奋战的实况和占领区内建设的情况，以使国民奋起。这些作品对激发日本本土民众对战争的狂热发挥了积极作用。战后日本的各种学术研究都被有意淡化了“笔部队”作家的恶劣行径。而在中国近年日本文学研究中对“笔部队”作家的不光彩也极少提及甚或忽略不计。例如，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1986年第1期，刊载了“林芙美子特辑”，其中几篇评论林芙美子的文章对其战争行为只字未提或一笔带过。其中一篇文章这样写道：“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南京后，芙美子以《每日新闻》特派员身份到南京从事所谓的‘报导’。后来，芙美子本人的《流浪记》也被禁止出售。到了战争后期，一切文学活动都被迫停止。”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眼里，林芙美子俨然战争的受害者。作者并未了解林芙美子在侵华时期大红大紫的暴发户经历，反而为其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掩盖和混淆：“尽管芙美子在侵略战争时期被动员去过战场，写过‘从军记’一类文章，但在她的战后作品中，反战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浮云》更为突出。”《浮云》是林芙美子战后创作的描写日本战败惨相的作品，但作家战后的反战行为不能代表其在战争中的侵略行径。战后，国际社会并未对日本女作家在战争中的文化侵略和协力行为追究其战争责任，反而更多地看到她们在战后反对原子弹爆炸以及反对阶级和性别压迫中发出的声音。日本女作家的社会意识在战争期间异化为协助战争的力度这一问题被学术界大大忽视了。
国家体制的资本扩张和利益诱惑，吸引了大批日本作家回到官方体制内。日本军部制定的政策像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场”，作家被时代氛围所吸引，身不由己地卷入群体的狂热之中。这说明日本文人缺乏坚定的精神信仰，因此，在强大的时代语境中极易动摇立场。侵华时期，只有少数几位日本作家像宫本百合子、藏原惟人等保持了文学家可贵的节操和良知，但是他们的沉默也并未起到反战的作用。除鹿地亘夫妇和长谷川稻子流亡中国外，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加入了日本法西斯文化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权势的威望深深地蛰伏在文人的无意识里。侵华时期的日本作家没有向权力体系的运作机制——军国主义提出质疑，相反，借助这种运行机制开拓出前所未有的空间。大量的日本作家不惜丧失文学家应有的良知借助于战争而飞黄腾达。萨义德在谈到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角色时指出：“要有效介入那个领域必须仰赖知识分子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许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的歧义，而不委诸隐藏的等级制度、偏好、评价。”在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公共空间里，应该对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进行质疑和挑战，包括一场战争的合理性，但这种行为的前提必须具有“对于正义与公平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知识分子的难题就是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实际情境，在此情景中，平等与正义的宣称和令人难以领教的现实之间差距很大”。这正像葛兰西所界定的有机知识分子，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而失去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日本女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的行为和作用，不仅体现了日本妇女解放观的狭隘和薄弱，同时也说明了日本知识分子精神信仰的屈移。在和平的前提下，超越国家民族的妇女解放尽管很难实现，但却是全世界妇女应该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