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是如何看待中国的

【摘要】基辛格以康德《永久和平论》来结束这本《论中国》则显得意味深长：永久和平的到来，要么基于人类的洞察力，也就是对双方及世界利益的高瞻远瞩和期许，要么是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

【关键词】基辛格；遏制战略；陆地-海洋；和平发展

一、“遏制战略”的例外

　　1946年2月22日21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电报。在这份“长电报”中，凯南依凭自己多年在欧洲、俄国外交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了美苏之间并无妥协共存的可能---这源自两个国家极端冲突的政治观。凯南提出“在俄罗斯，政党已经不再是鼓舞人民情感的源泉。据此，苏维埃运动的内部健康和长久并不可以看作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基于此，凯南认为对付苏联最重要的手段是通过“遏制”其外围生存空间，从而激化这一制度内在的权力机构缺陷直至它消亡。

　　凯南的遏制战略最终迎来胜利得力于他对共产主义理论及政权的深刻理解，他认为共产主义排除了人类的自然情感，纯属一种出于意志或者命令的统治方式。在凯南看来，克里姆林宫之所以会在国际关系上表现出“神经质”,在于俄罗斯具有的“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起初，这种不安全感，产生于一个和平地生活在广袤的平原上的农作居民与一群凶暴的游牧民为邻的结果。”因而，俄罗斯民族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固有的宿命色彩：“马克思主义在西欧传播了半个世纪毫无建树，但在俄罗斯却能星火燎原、一举成功，这绝非偶然。只有在这样一个从未拥有和睦的邻邦，甚或在其内部和外部也从未产生过得以容忍的力量均衡的国土上，一个崇尚社会间的经济冲突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学说的民族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发扬。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思的教条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正因为此，那些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对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烈得多。”（引自张曙光著：《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附件一：凯南‘长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版）

　　对抗不妥协、不和解正是共产主义国家外交的特色，也是其理论中“末世论”的表现。在与新中国的外交冲突，甚至军事冲突中，美国开始正是用这种策略围堵、封杀中共政权的外交出路。政治学家邹谠出版于1963年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 1950）》在探讨中国共产主义化的缘由时，尽管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理念与行动、政治与军事分离列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因素，但其中所依凭的论据正是凯南式的：国共冲突期间，当时的美国领导者对中共作为共产主义分支的性质理解并不透彻。

　　凯南在“长电报”中期望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承担起推广自己引以为豪的社会信念和生活方式。这是与一个不知妥协退让的末世论国家竞争的残酷法则。基辛格显然认可了凯南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演变为统治机制的缘由。他在《论中国》的第一章就承认了这一点。同俄国一样，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不堪游牧民族的袭扰形成了独特的例外论和宇宙论：“中国皇帝认为，试图对不幸远离中国的国家施加影响是不现实的。在中国，例外论体现为中国不对外输出观念，而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这种例外论和宇宙论在对待国家关系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藩制。

　　在基辛格看来，凯南的遏制战略是双方“例外论”的对抗：苏联试图用社会主义的教条维护特权阶级的统治；而美国则是用西方国家经由多次残酷的社会和民族斗争形成的人权观念勾勒出的普世价值观。这种依靠意识形态作为斗争理据有特定的国际格局和时代因素---这就是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民族国家作为政治活动单元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共产主义的特点正是要泯灭掉这种来自多年来残酷斗争所确立的民族运动法则。

　　这正是基辛格博士在1971年对华展开秘密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外交行动在当时及相当长期的未来都会改变历史，事实上也已经改变了历史。

　　事实上，基辛格对凯南“游牧-定居”的理论也予以认可，但在具体适用上则持有保留的部分：中国或许正是例外论的例外。因为从中国历史上可以感知到这个国家自身所有的那种文化自信和对内在及外在秩序的追求---正是在对“秩序”的需求上，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趋同。“和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发挥了一种特殊作用，但它从未宣扬过美国式的普世观并借此在世界各地传播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而是仅把注意力放在驾驭近邻的蛮夷上。”

　　基于此，基辛格以含糊其词的写作方式为未来中美关系及中国的命运开出了“药方”.但出于对这个古老民族性格的了解，显然他是有意为之。

　　二、陆地-海洋的国家转型

　　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主权国家及均势外交的时代背景不一致：中国的外交思路尚停留在这种民族国家的范畴，而美国此时的外交战略则显然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格局中。对后者，毋庸讳言美国占主导或者说领袖地位。也正是如此，两个国家就面临着具体外交政策上的时间差。

　　弥合这种以时间为坐标所体现出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鸿沟，有赖双方政治高层的战略互信。但这种互信的生成，在基辛格看来，对中国而言有必要适当调整国家战略。

　　在《论中国》中，基辛格对中国绵延数千年的王朝政治演进过程定义为游牧部落-定居民之间的冲突，这和凯南对俄罗斯民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十分一致。对游牧部落或者说蛮夷的防范构成了传统的外交思路及中国式的“例外论”和“宇宙论”.

　　在基辛格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屡屡被西方殖民者发难、打败，其根源在于陆地政治所固有的僵化和呆滞。正是前文所述对游牧部落袭扰的防范，使得中国几乎所有历史时期的政治体系都是“防御性的：即防止他人在中国边疆结成同盟。治夷方针在中国官员的思维中根深蒂固，以致19世纪大批欧洲‘蛮夷’抵达中国沿海地带时，中国官员讲述眼前威胁所用的语言与前朝官员如出一辙：要‘以夷制夷',直到他们受到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