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社会中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

关于这种结合的必然性，卢梭接着说，“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9]那么，这种组合是如何实现的呢？卢梭认为，“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10]。在卢梭看来，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个体权利集中的结果，是社会个体在缔结社会契约的过程中全部让与权利形成的。通过这种让与和集合，人类社会获得了一种高级的权利——共同体的权力。共同体权力的产生，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完成了自然状态向政治状态的转变。卢梭的社会契约解决了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或者说解释了人类“从自然状态下的个体到政治状态下的人民的转化”。[11]至此，卢梭也完成了由权利到权力的证明。
本文的写作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由这个假设，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权利先于权力而存在，权利中蕴含着权力因素；共同体权力产生于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或者是更高级的权利[12]；这种权力根源于社会个体的权利，但并不是权利的上位概念，也不是与权利对立的概念。卢梭认为，在人民所代表的权利之上创立一个权威是荒谬的，因为人民本身就是权威。我国宪法学者陈端洪也认为，宪法学的元概念就两个：主权、权利。[13]因此还可以进一步说：从本源上看，权力在效力或正当性上来源于权利[14]。在政治状态下，虽然权力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但是，无论是独立的权力还是权利之中的权力，其根源都来自于社会个体。在政治状态中，我们把这种社会个体的集合称为人民。
这种理解对我们处理权利权力关系是有意义的。卢梭认为，在任何一个政治社会中，个体成员都具有两种身份：既是主权者，也是臣民。[15]这似乎喻示着，个体成员的权利中隐藏着这样一种权力：一方面，它使得社会成员得以主权者的身份参与主权，形成共同体意志，并据此制定普遍性的法律，这个意义上的个体成员可以称之为公民，也即主权者，但这种权利却不能简单的称为权力，因为它仍然是权利的范畴[16]；另一方面，主权者制定法律后，这种权力因素便在日常生活中隐藏起来，社会成员的权利成为不具有权力因素的权利，它要求社会成员承认并遵守法律，服从秩序。这种情况下的权利，我们一般也称之为法律认可的权利。在第一个意义上，权利中的权力因素得到显现，社会成员以主权者的身份登上舞台；第二个意义上，权利褪去其权力因素，社会成员成为臣民。[17]
正是因为权利内部存在这种差异性，为了标明社会个体在这两种角色下的权利状态，我们主张对权利作这样一种区分，即“具有权力内涵的权利”和“不具有权力内涵的权利”[18]。前者对国家主权发生意义，且可以不以法律规定为必需，如选举权、复决权、监督权等，这种权利奠定了人民通向主权者的道路。后者对国家主权之外的广阔领域发生意义，且一般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如一般情况下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这种权利并不要求“人民出场”，社会个体只要遵从法律即可[19]。关于权利的这个划分，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利内克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可根据公民个人的法律地位对权利作如下一种分类：（1）消极地位，即对国家的一般服从。（2）否定地位，即防备国家的权利。（3）积极地位，即由国家授予采取积极行动的权利。（4）主动地位，保证参加政治、特别是选举的权利。[20]据此，耶利内克进一步将公民在政治社会中的角色，分成被动身份、消极身份、积极身份和主动身份等四个不同的身份。其中，主动身份以“参与国家”为主要内涵，旨在形成公共意志[21]。在这里，我们看到，被动身份一般并不拥有权利，而消极身份所拥有的权利并不具有权力内涵；积极地位的某些权利虽然包括了一定的权力内涵，但一般都不具有权力内涵，因而我们一般将这几种公民身份中可能包含的权利视作是“不具有权力内涵的权利”。但是，由于选举权等具有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属性，且关系到国家主权范畴，因而，主动地位的权利一般被看作是“具有权力内涵的权利”[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