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法律变迁
人类从产生以来一直在和风险作斗争，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控制和消除风险的历史。“安全”始终是人类有制度设计以来首选的基本价值，但现代社会的风险和历史上的风险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给出了答案：当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是“风险性”
若回顾一下近十年来发生的重大事件———“9·11”恐怖袭击、干细胞克隆、SARS危机、世界金融风暴、气候变化以及最近发生的墨西哥湾原油泄漏等，每一起事件无不是发生在特定的地点，而又超越了国家之间的界限，成为全球性事件。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技术、环境问题、异文化、疾病的恐惧。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多了：为什么人们得到的越多，责任也越多？为什么科技愈进步，我们面临的危险也越多？
风险社会的来临
人类从产生以来一直在和风险作斗争，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控制和消除风险的历史。“安全”始终是人类有制度设计以来首选的基本价值，但现代社会的风险和历史上的风险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给出了答案：当代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初期不同，当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是“风险性”。按照当今社会理论的论述，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它在根本上超越了固有的国界与群体区隔，将人类裹挟进一个同质的“世界社会”。由此，可以说，过去的风险是自然力量制造的，当代社会的风险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所面临的“行为期待的双重偶然性”，一是现代科技的应用，而且，承受风险的不再是个人或某个地域，而是整个地球，这种风险是结构性的，它甚至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工业化早期及其以前的风险有着四方面的区别。工业化早期及其以前的社会风险基本来自自然，而现代社会的风险，自然的部分已不那么重要，现代风险主要来自人类的自觉活动本身，它是由我们自己制造的。现代风险的特征是内生性的，不是外加的；是人为的，是我们自己在作决策的时候，在行为选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自己给自己制造的。
第二个区别是：过去的风险是针对个人的，或者是面向特定地域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风险则是整体性的，是超地域、超时间的，在一个地方发生的风险，可能会延及整个世界，在一个时间内发生的风险，也可能会祸及子孙。这就是现代风险的无限延展性。冰岛火山爆发，导致航班取消对世界各国均造成了影响。而谁也想不到，在生活方面受影响最大的竟然是东方的日本。因为从四月份以后，日本餐桌上几乎见不到三文鱼了，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受到了重大影响，而不得不作出改变！火山复燃看上去是自然现象，但受其影响的却是超国度的整个人类社会。“9·11”发生在美国，但全世界都受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现代社会风险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与科技有关。人类在不断追求自己的进步，而核心动力是科学与技术。例如，化学这门学科产生以后，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人类也受到化学之害，它带来的风险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种风险。如此以来，现代社会风险就出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特征，即风险本身就反映了某种悖论，一方面科技使我们社会进步，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我们对科技所带来的副作用，几乎都无可奈何，我们依赖科技，却又不得不承受科技带来的巨大风险。“原子弹逻辑”是典型的科技悖论案例。承受原子武器之害的不是在战场上冲杀的军人，而是无辜的平民百姓，而其中，不分妇女和儿童。如同许多学者所言，现代科技使得战争获得了一种新形式，变成了一种整体性战争。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果不再是胜利和失败，而是存在与毁灭。
第四个区别是：人类为了防范风险、减少风险、分散风险和消除风险，创制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当人们依赖这些制度试图获得安全时却发现，有些制度是失灵的，无效的，由此，人类不得不面对由制度缺漏和被破坏而导致的另一类风险，即制度风险，金融风险是典型的制度失灵而出现的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也势必改变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前工业时代，法律以身份等级为特点，它适应了各国隔离封闭的社会环境，此时，纠纷是地方性的，政治是地缘性的，文化是民族性的，法律制度也是地方性的。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别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分为十几个法系。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以后，资本超越了国界，文化间的交流与冲突大大加深，陌生社会取代了熟人社会，平等观念取代了身份观念；个人主义兴起，团体观念衰落；理性时代来临，传统权威逐渐隐退。
因此，法律的发展方向也必然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全球治理”和“全球法治”观念日益兴盛。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法律治理，日益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风险的全球化”。超国家机构和组织，将越来越发挥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主权观念将趋于式微。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国际组织的发展、人道主义和普适人权观念的发展，都昭示了这一方向。现代法的个人主义精神，将为社会利益本位所取代；以对抗民族国家公共权力为己任的个人主义政治观念，将随着民主政治的普及、民族国家的改造、社会权力的兴起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也体现在民事法律中，私法自治、契约自由、财产权神圣这三大原则已经开始松动。
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公共决策的范围将触及科学技术领域。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权力的干预界限正被重划，商业和金融都会成为民主的对象。在过去，科学技术一直特立独行，理直气壮地游离于公民政治控制之外，社会只能消极承受技术的后果。今后，通过对科学技术进行政治控制，或许可以防止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无疑，这将对传统的公法和政治理论带来深刻影响。
中国进入风险社会
中国现在面临哪些风险？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所感受到的第一次风险，是从1997年开始的金融风险。这个风险爆发于新加坡，随后蔓延到整个亚洲，再后影响到整个世界。现在，我们正经受从华尔街开始的本世纪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欧洲现在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能是新一轮风险的开始。从事金融业务的人，用别人的钱让自己发财，但他又不受他人和政府的控制，因为金融风险管理被认为是商业行为，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危机，华尔街高管的工资还在增加。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法律对金融的控制几乎是无能为力的。
第二次感受到的危机是中国加入WTO以后的粮食危机。中国人餐桌上的所有食品都可以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有人说中国已经不需要农民了。社会学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城乡断裂”。如果公共政策不关照这种断裂，中国的农民就不会再种粮食了，一旦不种粮食，粮食危机就会产生。2008年，美国用2800万吨玉米制造乙醇，世界粮食价格开始上涨，2009年美国为了获得更多的生物能源，又用9000万吨玉米制造乙醇，世界粮食价格再次上涨，如果照这个趋势涨下去，中国一旦因自然灾害出现大规模的粮食需求，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际粮食市场不由中国控制。
第三次危机是能源危机。中国能源主要是石炭能源，一类是煤炭，一类是石油。政府领导人在2000年曾说：中国对煤炭的需求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超过10亿吨，但是2003年就达到了20亿吨。有专家测算，按照那时的开采速度，中国的煤炭以现有的储量，至多还能再开采40年。煤炭用完之后，我们依赖什么来支撑发展？有人说依靠石油，而现在我们对石油的自产供给能力已经不足20%，并且中国的石油通道是单一的。如果出现石油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活就会是一片黑暗，我们的交通也将陷入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