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过失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6-25
结合第三次《侵权法重述》（暂定草案）对过失导致的直接受害人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我们可以认为，第三次侵权法重述认可了过失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是对判例经验的一个全面的总结。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第三次侵权法重述（暂定草案）对过失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规定的还是过于狭窄，例如过失伤害宠物及其传家宝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就无法得到赔偿，也没有认可因长期暴露于有毒的环境而担心感染了疾病因而导致的精神损害，并且认为重述忽略了一些有助于形成什么时候精神损害应该被赔偿——特别是过失所导致的——的基本方法的全面的、系统的原则。[36]
五、结语及对中国的启示
过失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请求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渐走向与身体伤害分离，逐渐扩大请求权人及损害赔偿之可能性”[37]的过程。由于精神损害极易被伪装以及担心出现大规模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38]最初的精神损害赔偿，往往需要随着身体上的伤害一并提出；只有伤害身体的侵权行为成立，所有其他的直接损害才是可赔偿的，包括精神损害。后来，法院将该条件弱化为身体上的影响，即只要有身体上的影响，且精神损害真实和严重，即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之后的危险区域规则，使精神损害赔偿摆脱了对身体损害的依赖，处于该危险区域中，遭受了精神上的伤害的人，即使没有受到任何身体损害也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旁观者规则允许事件发生时处于事发点附近，且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过程的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除了影响规则这一强调精神损害依赖身体损害的规则，使得过失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很难得到赔偿之外，其余三个规则都给予了某一类因过失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以赔偿。从总体上而言，三个规则的要求逐渐呈现宽松的趋势，但相互之间并不是替代关系；任何一种纯粹精神损害，只要符合上述任意一种规则的要求，均可以要求赔偿。
虽然第三次重述认可了非常重要的几类过失所致纯粹精神损害，但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们对自身精神生活安宁的日益重视，使得新的损害赔偿的类型会不断涌现。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判例法国家，特定的法律上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并不是能否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精神伤害本身即是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客体。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在英美法系国家，限制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法院坚持的主题。
精神损害赔偿从本质上而言是对精神痛苦的赔偿，但是精神痛苦作为一种主观的感受，其本身很难用一种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审视作为普通法国家的美国，无论是判例还是侵权法重述，均是从如下三个角度来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以免造成诉讼泛滥的：一是行为人主观状态，二是侵权行为的评价，三是精神损害的程度。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从行为人角度出发的，对故意导致的精神损害而言，由于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较大，因此较为容易获得赔偿；而对于过失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则主要是从可预见性角度来界定的——行为人可否预见到其行为会带来精神损害的后果，以及精神损害的程度。无论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危险区域规则”和“旁观者规则”，还是适用于“熟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规则”，从根本上而言，只是界定行为人对哪一类人负有何种注意义务。对与侵权行为本身的评价，后两次重述在故意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的条款中，均强调行为人的行为是“极端的”和“无礼的”[39]，而对于“极端”和“无礼”的判断，则需要根据当事人所负担的义务、社会的普遍评价、行为时的具体情形等综合判断。至于精神损害的程度，最初的“影响规则”实质上是为了以身体的伤害来证明精神损害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后来的在医学上的可诊断性以及严重性也仅仅是一个证据问题。但即使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很多精神损害仍然无法用仪器或者设备来诊断或者证明，在这种情形下，人类关于精神损害的经验积累就应该发挥作用了。
审视传统上被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看待的中国，可以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前，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主要是通过两个司法解释建立起来的。依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我国，如下几种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一是人身权受到侵犯；二是亲权受到侵犯；三是死者的人格利益受到侵犯；四是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受到损害。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如果依照美国法上对纯粹精神损害的界定，我国纯粹精神损害的类型并不算少，甚至有些在美国很难得到赔偿的精神损害在我国也可能得到赔偿，例如因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受到损害而遭受的精神损害[40]、无法适用“危险区域”或者“旁观者”规则的近亲属死亡案件中的精神损害[41]等。但是，我国在传统上毕竟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在判决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有具体的、特定的权利受到侵害，[42] 或者是否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上所规定的类型，除此之外，受害人即使受到的精神损害再严重，也无法获得赔偿。所以，尽管我国规定了较多类型的精神损害，但体系上仍然是封闭的，从本质上来说是限制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的。2009年12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层面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相对以往的司法解释来说，这是一个概括性的规定，“人身权益”意味着不仅人身权利受到侵犯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利益受到侵犯亦可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只要该精神损害是严重的，所以这一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人们主张权利。但是，生活于人际交往社会中的人必须忍受一些较为轻微的精神痛苦，并且过于广泛的精神损害赔偿会造成行为人动辄得咎的局面，使人们的行为自由被不适当地抑制，因此法律必须在行为自由与精神权益的保护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上述美国法的判例和重述中的经验或许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Robert L. Rabin, Emotional Distress in Tort Law: Themes of Constraint, Vol 44 Wake Forest Law Review, (2009).
[2] Harvey Teff, Causing Psychiatric and Emotional Harm, Hart Publishing (2009), front matter.
[3] Robert L. Rabin, Emotional Distress in Tort Law: Themes of Constraint, 44 Wake Forest Law Review, (2009).
[4] 在本案中，原告妇女打算登上由被告铁路公司经营的车时，被告铁路公司所有的一辆奔向她的马车吓到了她，导致了原告的流产和后续的疾病，但法院拒绝了原告的赔偿请求。案件详情及法院判决理由请参见下文。
[5] Batalla v. State of New York，214 N.Y.S.2d 330(N.Y 1961).
[6] Richard A. Epstein,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s (8th ed.), Espen Publisher (2003), p. 775. 当然，身体上的损害也会带来财产上的损失，例如医疗费用、收入的减少等。
[7] William L. Prosser,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Suffering: A New Tort, 37 MICH. L. REV. (1939).
[8] 关于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的区分，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6页。
[9] 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美国法上的隐私权包括了我们通常所称的肖像权、姓名权、名誉权等等，例如在《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652条中，对隐私权的侵犯包括四种类型：一是侵犯他人的私人领域或破坏他人的独处；二是未经同意使用他人的肖像、姓名；三是向公众公开他人隐私；四是对公众公开会导致该人陷于公众的误解的信息。其次“在美国，长期以来，这些政治和社会理念主要围绕着对警察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不信任循环出现”，隐私的保护是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被告方也经常以“言论自由”作为抗辩。参见“James Q. Whitman ,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in The Yale Law Journal, 113(2004).第三，正是因为隐私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法上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呈现出诸多与普通法不相同的特征；特别是纽约州的《民权法》（New York Civil Rights Law）规定了隐私权的保护问题，拒绝了普通法上的发展而排他性地采用成文法上的规定去解决大多数隐私权的问题。Marc A. Franklin, Robert L. Rabin and Michael D. Green, Tort Law and Alternatives Cases and Materials (8th ed.) foundation press 2006, P1122.
[10] 参见余非、冉昊：《论我国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讨会报告，2008年7月。
[11] 例如，鲁晓明博士认为，“所谓纯粹精神损害，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的精神利益损害。”参见鲁晓明：《论纯粹精神损害》，载《法学家》2010年第1期。
[12] See Blackstone Law Dictionary(eighth edition), p.p.1586-1587.
[13] 我国法学界对“emotional distress”有多种译法。陈聪富教授翻译为“情绪悲痛”，参见陈聪富：《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潘维大教授翻译为“精神上损害”，参见潘维大：《第三人精神上损害之研究》，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冉昊副研究员则翻译为 “纯粹精神损害”，参见余非、冉昊：《论我国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讨会报告，2008年7月。
[14] 参见张新宝、高艳竹：《英美法上精神打击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借鉴》，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15] Dan B. Dobbs, Undertakings and Special Relationships in Claims for Negligent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Arizona Law Review (Spring 2008)
[16] See James C Maroulis, Can HIV-Negative Plaintiff Recover Emotional Distress Damages For Their Fear of Aids? 62 Fordham L. Rev. (1994)
[17] See Mitchell v. Rochester Ry. Co. 45 N.E. 354 (N.Y. 1896).
[18] See Ward v. West Jersey & Seashore R.R. Co. 47 A. 383 (N.J.1900).
[19] Marc A. Franklin, Robert L. Rabin and Michael D. Green, Tort Law and Alternatives Cases and Materials (8th ed.) foundation press 2006, P265.
[20] See Porter v. Delaware Lackawanna & W. R. R. Co. 63 A. 860(N. J. 1906).
[21] Restatement of the Law of Torts(first).
[22] Dan B. Dobbs, The Law of Torts, West Group (2000), p836.
[23] See Robb v. Pennsylvania R. R.，210 A. 2d 709-715（Del. 1965）.
[24] See John C. P. Goldberg, Anthony J. Sebok, Benjamin C. Zipursky , Tort law Responsibilities and Redress(2nd edition)Wolters Kluwer(2008), p.p.701-705.
[25] See Ferrara v. Galluchio, 152 N.E.2d 249, 252 (N.Y. 1958).
[26] See Stafford v. Shultz, 270 P.2d 1, 8 (Cal. 1954).
[27] 曾世雄教授将行为人能注意之程度分为五类：一般人所不能注意、一般人所能注意之极限、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处理自己事务同一注意和一般人所能注意之起点。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28] Molien v. 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27 Cal. 3d 916; 616 P.2d 813; 167 Cal. Rptr. 831; 1980 Cal.
[29] Dan B. Dobbs, Undertakings and Special Relationships in Claims for Negligent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Arizona Law Review (Spring 2008)
[30] Nancy Levit, Ethereal Torts, Vol 61 Geo. Wash. L. Rev. p. 136.(1992).
[31] See Smolla, Let the Author Bewar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American Law of Libel, Vol 132 U. PA. L. REV. 1 passim (1983).
[32] See Stanley Ingber, Rethinking Intangible Injuries: A Focus on Remedy, Vol 73 Calif. L. Rev. p. 772 (1985).
[33] 美国的法律重述的草案分为Preliminary Draft, Council Draft, Tentative Draft和Proposed Final Draft等。
[34] See Dillon v. Legg，441 P.2d. 912,914,920-921 (Cal.1968).
[35]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一些国家既允许亲眼目睹了该事件发生的亲属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也允许事后知晓该事件的亲属获得赔偿，但要求必须是在该事件发生后不久。See Cees Van Dam, European Tort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7.
[36] See John Diamond, Rethinking Compensation for Mental Distress: a Critique of the Restatement (Third) §§ 45-47, Virgin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Law (Fall 2008).
[37] 陈聪富：《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38] See Gardner v. Cumberland Tel. Co., 268 S.W. 1108, 1110 (Ky. 1925)
[39] 极端和无礼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二者分别从行为的程度和性质上对造成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进行了界定。
[40] 损害特定财产而遭受的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参见易继明、周琼：《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41] 笔者阅读了2005-2007年H省J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所有判决，亦发现，无论该受害人的近亲属在侵权行为发生时是否在现场或者亲眼目睹该死者的死亡，其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般都会得到法院的支持；而在美国法上，只有满足“危险区域”或者“旁观者”规则，该纯粹精神损害才能获得赔偿。
[42] 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53条规定：仅在法律有所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赔偿。因身体、健康、自由或性的自由决定而须赔偿损害的，也可以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公平的金钱赔偿。参见陈卫佐：《德国民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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