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其研究范式

知识产权政策成本与效益比较，是政策科学评价知识产权制度实施状况的分析工具。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解，任何制度的产生和选择都是人们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换言之，对知识产权进行制度安排，应能带来知识财富增长的净收益。知识产权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选择其来解决知识产品供给问题，较之市场自行解决问题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较低，按照科斯的说法，公共政策只是一种在市场解决问题时社会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替代选择。[28]上述分析，是政策科学对知识产权政策评价的一般理论说明。现实的问题是，公共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某一公共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较高，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知识产权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全释放应有的功能，“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往往成为评价这些国家知识产权运用效果的争议焦点。笔者认为，造成政策失灵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是制度外力强加而造成的“水土不服”。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指出：知识产权体系能够成为发展本土科技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那些已建立起科技基础结构的国家中。[29]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只是保护了外国（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增加了本国创新的成本。因此，制度强加对于发展中国家并非好事。二是制度运作经验不足而导致“受制于人”。国际知识产权协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John Barton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差距，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运用制度的经验。上述分析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策运用比政策选择更为重要，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发展，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政策的有效实施，才能为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文化、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

知识产权制度应具有明确的目标取向，这是政策科学对知识产权政策选择的重要认识。美国学者弗兰克•费希尔认为，无论公共政策通过何种途径而形成，都要涉及到实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30]在目标取向方面，总政策处于统帅和引领地位。所谓总政策，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行起着根本性和决定性指导作用的政策，它是一种影响全局的政策，并基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始终具有较强的总括性和稳定性。[31]一般而言，公共政策的总体目标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发展。在公共政策体系中，促进知识财富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目标，并不是知识产权政策独立承担的，上述目标取向也体现在其他公共政策中。此外，知识产权政策的某些规范在其它公共政策中也有所体现，知识产权政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其它公共政策的配合。在公共政策体系中，与知识产权政策相关联的公共政策主要有文化教育政策、产业经济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对外贸易政策等。作为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其任务是发挥知识产权的政策导向作用，建立促进知识创新与利用的政策体系。在中国，现阶段知识产权的政策目标，表现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32]知识产权战略是主体通过规划、执行、评估等战略举措，谋求战略目标实现而采取的全局性、整体性的谋略和行动安排。它自身既是一个包括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措施的动态系统工程，同时也是一个服务特定总政策目标、发挥知识产权正效应的公共政策体系。可以说，中国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状况，是我们考查知识产权政策目标实现与法律适用成效的最终尺度，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将决定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走向。

并非结束的结语

知识产权是国内外竞相关注的热点问题。考量知识产权制度一体化、国际化趋势，回应知识产权制度的现代化诉求，促进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土化进程，推动知识产权政策的战略化实施等，是当前知识产权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 “十大关系”：一是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土化路径与国际化趋势的关系；二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时代性要求与本国阶段性选择的关系；三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属性与工具属性的关系；四是知识产权的私权神圣原则与知识传播的公共利益原则的关系；五是知识产权对网络技术、基因技术的保护与维护人类精神、文化和道德进步的关系；六是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关系；七是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移植与法律精神内化的关系；八是知识产权贸易的全球化与中国经济、文化安全的关系；九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必要成本与本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利益实现的关系；十是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中的单行立法与体系化、法典化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既无法简单沿用传统的法学理论来诠释，也不宜拘泥单一的学科知识作研究，我们应从法学理论出发，结合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技术科学、政策科学等理论，多元视角地考察知识产权制度的属性与功能。笔者期待永生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选择作出自己的思想贡献。
 
 
 
 
注释:
[1]周枬：《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9-100页。

[2]参见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3]所谓“似物性”，即“thing likeness”，意指与实体性财产和物质化财产的相似性，参见Peter Draho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oston: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0, p.20.

[4]关于罗马法与知识产权制度之关系，可参见Russ Versteeg, “The Roman Law Roots of Copyright”, Maryland Law Review, Vol. 59, (2000), p. 522；吴汉东：《罗马法的“无体物”理论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学理基础》，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1页。

[6]K. R.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1972，Chapter Ⅲ. 转引自曲三强：《传统财产权理论与知识产权观念》，载《窃书就是偷——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知识产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7]代表性著述有冯晓青等：《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李永明等：《论知识产权之公权性质》，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

[8]代表性著述有吴汉东：《关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再认识》，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孙海龙等：《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的解读和反思》，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

[9]参见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一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10]参见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一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11]参见奥德丽•R.查普曼:《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与第15条第1款地3项有关的义务》，刘跃伟译，国家版权局：《版权公报》2001年第3期，第6页。

[12]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3]参见张乃根：《论TRIPS协议框架下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系》，载《法学家》2004年第4期

[14]参见吴峰：《知识产权、人权、发展》，载《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5]参见宋慧献、周艳敏：《冲突与平衡：知识产权的人权视野》，载《知识产权》2004年第2期。

[16]参见郑万青：《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关联辨析》，载《法学家》2007年第5期。

[17]参见奥德丽•R.查普曼:《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与第15条第1款地3项有关的义务》，刘跃伟译，国家版权局：《版权公报》2001年第3期，第7页。

[18]Richard Wilder, Powell, Goldstein, Frazer & Murphy LLP, “Inventors’ and Creators’ Rights as Basic Human Rights –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Human Rights”, Forum on Creativity and Inventions- A Better Future for Humanity in the 21st Century, (October, 2000), p. 2.

[19]参见刘京城：《无形资产的价格形成及评估方法》，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4年，第7页。

[20]参见蔡吉祥：《无形资产学》，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1]See Tony Blair, “Our Competitive Future Building the Knowledge Driven Economy”,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December 1998), p. 5.

[22]参见吴汉东：《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与革命的非物质财产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23]Gideon Parchomovsky & Peter Siegelman, “Towards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dham Law &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18, (April 2002), p.26.

[24]参见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吴爱明、李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译者前言，第1页。

[25]参见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相结合——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的报告》，伦敦：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02年9月，第6页。

[26]参见吴鸣：《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7]See Amitai Etzioni, “Mixed Scanning: A Third Approach to Decision-ma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27, No. 5 (December 1967), p. 387.

[28]参见罗纳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龚柏华、张乃根合译，载《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29]参见《英国政府对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报告<综合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之回应》，http://www.iprcommission.org/Translations/DFID_Response_Chinese_FINAL.pdf，2011年1月21日访问。

[30]参见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吴爱明、李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31]参见吴鸣：《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2]关于中国知识产权政策调整、完善和提高，可参见吴汉东：《利弊之间：知识产权制度的政策科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