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法典私权保护对象的扩展——从“民事权利”到“私法权益”

    （三）统一私权模式下我国民法典私权保护对象的设计思路
    1．引入“私法权益”的概念，用宏观统筹的方法解决我国民商合一背景下的民法典私权保护对象问题。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民法和商法关系的争论也体现为表现形式之争。“以民代商”必定会抹杀商法及商事权益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民”与“商”之争在所难免。能否把民法典的制定和商事权益的表现形式问题结合起来，设计出最适合我国需要的民法典私权保护对象制度？笔者认为，建立一个统帅民事权益和商事权益的上位概念势在必行，即引入“私法权益”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引入具有如下优势：其一，“私法权益”提炼了民事权益和商事权益的共同特性，即私权属性。私权属性是民事权益和商事权益始终密不可分的根本决定因素，尽管在形式上两种权益各有所执，但两者在私权属性上是一致的。用“私法权益”指称民法典的保护对象，可以避免诸多争议。其二，“私法权益”涵盖的范围极广，符合民法典的基本法属性。“私法权益”除了能够包容传统民事权益、商事权益以外，新兴的权益只要符合私法属性均可纳入其中受到保护，拓展了民法典私权保护对象。其三，“私法权益”概念的引入，可以为民法典保护对象的立法设计提供充足的空间，在“私法权益”的范畴之下，既可以进行一般规定式的条文设计，也可以进行权益的列举，可以弥补类似《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对商事权益制度供给不足的缺憾，对商事权益进行全面的确认。
    2．应承认商事权益与民事权益的客观差别，并对商事权益予以特别规定。
    立法者在观念上要对商事权益与民事权益的区别和商事规范的特殊性进行科学把握。民商合一虽然以民事权益的保护和民事规范的设计为基础，但绝对不能把民事权益和商事权益混同对待，而是在有区分需要时做出清晰的规定，商事权益的特殊性并不能被民事权益所吸收。以票据权利为例，在我国，票据权利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票据权利是指以票据行为为基础产生的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广义上的票据权利还包括根据票据法上的特别规定产生的权利。作为商法上的一种权利类型，票据权利的存在要依托于民事权利，其实现需要借助民事权利，但它在诸多方面区别于传统的民事债权。现代商法中的短期时效主义、定型主义、强制主义等商事原则在票据法中都有体现，票据权利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民事权利的界限[16]。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言：“如果采民商分立体例，民法典就不用过多考虑效率价值；而如果采民商合一的体例，就必须考虑传统商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吸收商法的立法价值。”[17]
    3．在立法技术上寻求突破，提升“私法权益”的内在品质，使“民事权益”和“商事权益”相得益彰。
    具体措施如下：其一，“商事权益”条款应当具有与“民事权益”同等的抽象性。这是因为民法典不可能把开放性的商事权益都纳入其中，而应当根据民法典总则的功能定位，已达到全面保护商事权益的效果为尺度。同时，关于商事权益的抽象性也使其足以适应商事生活的频繁变动，能和民事权益一样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而稳定性也是一部成熟的法典应当具备的品质。其二，创设“经营活动”的概念，避免“商主体”与“商行为”之争，减少立法技术的障碍。“经营活动”的概念来源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商主体的确定标准是商法的重大立法技术问题。例如，《日本商法》第4条规定：“本法所谓商人是指用自己的名义，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人。”商人的概念以商行为的概念为基础，同时商人营业上的行为才被称为商行为。日本将商人和商行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做法被称为“折中主义”。此做法与法国确定商主体的“客观主义”和德国的“主观主义”相并列。日本债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债法中具体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概念。经营者实施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商行为，日本债法的修改促进了民商合一体例的形成[17]。俄罗斯通过“经营活动”这一概念，实际回避了这三种“主义”之争[14]，采用“经营活动”的概念，可以把商主体作为私法主体的一种，商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区别在于对“经营资格”的获得；因此，立法就没有必要再规定商人或商事主体，从而节省了立法资源。“经营活动”概念的引入还可以和“民事活动”的概念相呼应，体现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其三，为“商事权益”配置准用性条款。通过这些准用条款，为商事特别法另行具体规定留足空间，也体现出民法典在私法体系中的统帅地位。通过“一般规定”加“准用规定”的设计确保商事规范不会打乱民法典的体系，也不会导致民法典内容的臃肿，维护民法典体例的协调。
    （四）统一私权模式下我国民法典私权保护对象的条文设计
    民法典的保护对象在民法典总则中可以被界定为“私法权益”。延续“民事权益”的一般原理，“私法权益”也包括“权利”和“法益”。私法权益的立法保护主要体现为立法对私法权利的确认，这种确认既包括对私法权利内容的确认，也包括对其保护方式的确认，简而言之，即通过立法将私法权利制度予以固定。对于私法法益的确认，立法也并非无所作为，笔者认为，应当在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编中设立一般条款。
    从立法技术上考虑，作为在法律总则，或者非总则结构状态下法律文本中规定的立法目的和宗旨，都是法律的必备条款。立法的目的可以为法律适用者提供立法背景信息，它是法官解释法律的依据，是人们理解民法典的框架，可以使民法典更好地发挥行为规范的功能[15]。笔者认为，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应当通过一般条款对民法典的保护对象进行界定。具体做法如下：
    其一，在“立法目的”中对民法典私权保护对象作出界定。对此，可设计如下法律条文：
    第N条  为了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私法权益，规范私法关系，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其二，通过专门的条文对“私法权益”进行科学界定，避免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争议。对此，可设计如下法律条文：
    第N＋1条  私权主体的私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本法所称私法权益包括私法权利和私法法益。私法权利以法律明确规定为限。私法法益是指除私法权利以外，法律保护的正当私人利益。
    其三，设立独立的条款对民商合一模式下“商事权益”的保护进行界定，可设计如下法律条文：
    第N＋2条  私权主体在经营活动中享有的商事权益受本法和商事特别法的保护。
    经营活动是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经营资格的私权主体实施的，旨在通过生产、出售商品、提供服务等行为而不断取得利润的自主活动。
 
 
 
注释:
[1]章礼强．民法本位观探正—质疑民法社会本位说[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4) :26.
[2]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以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为中心[J]．法学研究，2000(1):48 -50.
[3]徐国栋．民法总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0.
[4]李岩．法益：权利之外的新视域[N]．光明日报，2008-10 -07(11).
[5]刘道远．商事侵权责任对侵权责任法的挑战及其对策[J]．法商研究，2010(1):78.
[6]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解读[J]．法学杂志，2010(2) :2.
[7]刘士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之解析[J].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9.
[8]姜强．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与立法技术[J]．人民司法，2010(3):11 -12.
[9]杨立新．中国侵权责任法大小搭配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J]．法学杂志，2010(3) :11.
[10]葛云松．《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J]．中国法学，2010(3):41.
[11]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20
[12]马俊驹，梅夏英．我国未来民法典中设置财产权总则编的理由和基本构想[J].中国法学，2004(4):30.
[13]王利明．加强民事立法、保障社会信用[J]．政法论坛，2002(5):46.
[14]余能斌，程淑娟．我国“民商合一”立法借鉴的新选择—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引出的思考[J].当代法学，2006(1):39 -40.
[15]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9.
[16]孙建成，黎桦．我国民商法部门内的权利互动现象[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6):41.
[17]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