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不是犯罪的保护伞——谈精神分裂者是否应负刑事责任

三、从司法现实的角度
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刑法中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状况应同时结合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来认定。因为只有司法人员才能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故也只有司法人员才有权决定是否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或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从法律上说，行为人是否属于现行《刑法》第18条规定的无刑事责任责任能力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司法人员，即由司法人员同时结合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进行判断。但是，由于司法人员往往不具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精神病人显然不可能，因此客观上就必须把这一工作交由司法精神病学专家来完成。由于目前鉴定体制，医院精神科医生对法律知识缺乏、社会不良风气对鉴定人员的影响等原因，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因为某人曾患“精神病”或临床医生诊断为某种精神病或鉴定结论为某种精神病人，而将其认定为法律条款中所指的“精神病人”从而判定其无刑事责任能力免予刑事处罚；也不能因某人临床上没有诊断为精神病而将其排斥在法律条款中的“精神病人”之外，从而影响刑法的正确实施。由此，而造成对刑法第十八条中的“精神病人”难以认定，存在司法困难。
同时，国家出台政策，免除对精神病患者触犯法律的制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然而，目前有些犯罪嫌疑人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却以精神病患为由，逃脱法律制裁；甚至一些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实施杀人犯罪后，却挖空心思钻法律的空子，刻意将精神完全正常的杀人凶手包装成“精神病患者”，从而逃避法律的惩治。　保护“人权”，也要强调“人责”。走笔至此，不由得想起轰动一时的日本法律题材影片《刑法第三十九条》。影片以秦田牧夫妇双双遇害的惨案开始。凶案嫌犯柴田正树是个舞台剧演员，他乖乖地招供了自己是杀人凶手。庭审首日，法官问柴田：你对检察官宣读的供词有何意见？柴田却当场念出了莎剧中的独白。鉴于这种异常举动，辩护律师要求法官委托精神科法医提交鉴定报告。经观察珍断，法医在鉴定报告中得出结论：柴田患有精神分裂症。日本刑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身心不正常者所犯行刑，不应受到惩处”；“身心有缺陷者所犯罪刑，应予减刑”。
　　在柴田即将逃脱法律惩罚之时，法医的助理小川却感觉到，柴田似乎不像无法控制自己的残忍杀人犯。她凭直觉判断，柴田的双重人格和精神分裂很可能是假装的。由此看来，精神病鉴定缺乏统一明确的“科学标准”，影片中经验丰富的法医和初生牛犊小川就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临床诊断。那么，柴田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即使小川的判断正确，柴田仍然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
　　小川向检察官解释了自己的疑惑后，检察官委托她再写一份精神鉴定报告。小川备受多方压力，开始暗中调查柴田的背景，试图找出凶杀案的幕后隐情。几经波折，她终于发现，受害人秦田牧15岁时，曾杀害一名女童。而这个女童，正是柴田的妹妹。然而，法院却接受了秦田牧精神错乱的法医鉴定，依照刑法第三十九条，判秦田牧无罪，经6个月的监护治疗后释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秦田牧出狱后居然过得相当不错，考上了大学，成家立业，婚姻美满，娇妻怀孕，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前途光明。相比之下，柴田的家庭却因妹妹惨死而崩溃，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伤心过度，忧郁而终；自童年时代的悲剧开始，柴田的心理、人生和感情历程凄风苦雨，挫折失败，内心充满痛苦和挣扎。为了报复凶手，柴田不惜抛弃身份，伪装精神分裂，残害秦田牧夫妇，报复和嘲讽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荒谬性。
　　在影片中，柴田行凶并非一时冲动，偶然起意，而是长年痛苦和压抑下的心理积累。在追寻秦田牧的过程中，柴田的犯罪心理也不断产生微妙的变化，这正是此片的戏剧性和紧张度之所在。秦田牧的“致命毛病”在于，他免罪出狱之后，婚姻美满，事业成功，有点儿“过分正常”、“过分幸福”了。致使柴田深受刺激，心理变态，走火入魔，最终走上了冤冤相报的罪恶之路，不惜以凶残手段杀害被无罪开释的案犯及其无辜的妻子，报复不公正的法律和社会。
在保障基本人权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的思考下，世界很多国家的刑法都专设相关条款，减免或免罚身心不健全者所犯罪行。如德国刑法第20条，美国刑事司法中的“麦纳顿规则”和“德赫姆规则”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精神病现象错综复杂，诊断缺乏标准，治疗缺乏良药，精神病无罪辩护漏洞甚多，令人深感困惑。
鉴于以上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精神分裂并不能充当犯人的“保护伞”成为他们的“救生圈”。我们的法律不能把他们当作法律中的特殊人，他们理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