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打黑除恶难点与对策

　　（六）对农村黑恶势力打击处理难。
　　首先，认定涉黑案件的具体标准难以掌握。
　　由于办理涉黑案件涉及多个诉讼环节，并且实际情况差别较大，导致实践中公检法司法机关对涉黑案件的定性仍然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涉黑犯罪的组织性、经济性、控制性认识不一，从而影响了对涉黑犯罪的打击力度。
　　其次，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对黑恶势力的性质和危害认识不足，担心影响任期政绩和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不愿意承认当地有黑恶犯罪以下基层组织的领导打击黑恶势力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一个普遍难题。许多黑恶团伙的头目也是当地的经济能人，尤其是在他们开办了一定数量的经济实体时，尽管发展早期和壮大后的经营方式和手段涉黑涉恶，但为当地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吸纳了不少剩余劳动力。在处理了黑恶头目之后，如何以及能否正常维系这些实体的运营是个大难题，这也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打击农村黑恶犯罪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农村恶势力团伙犯罪只按其犯罪活动所涉及的具体罪名进行处罚，这与其社会危害程度相比未做到罚当其罪。
　　如恶势力团伙实施的轻伤害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不同于普通轻伤害，但实践中也往往被判处缓刑，或者处以罚金，有的甚至做了调解处理，致使一些恶势力犯罪分子很快又回到社会，再次作恶，造成新的危害。
　　三、对公安机关打击农村黑恶势力的对策和建议。
　　（一）研究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打黑除恶的法律瓶颈。
　　完善的立法是保障打黑除恶工作深入进行并取得实效的根本保障，因此各级立法机关必须从加强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深刻认识黑恶势力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及开展打黑除恶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尽快完善、修订打黑除恶的法律法规，建立必要的侦查制度和相关工作制度。一是统一公检法部门对涉黑涉恶案件在犯罪证据、犯罪事实上的认定标准，防止在案件性质、证据、事实的把握上出现偏差。二是在现有刑罚的基础上，提升对涉黑涉恶犯罪的量刑处罚幅度，充分体现刑法“罪刑相适应”
　　的原则。三是明确团伙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分子、一般参加者、被胁迫参加者等不同成员的具体量刑标准，达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四是针对黑恶势力团伙的违法所得，增设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以摧毁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消除其再生能力。
　　（二）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发现控制能力。
　　按照公安部以及各省区的打黑除恶工作机制，派出所和责任区刑警队对农村黑恶犯罪个案负有重要的发现责任、立案责任，区县一级公安机关负有重要的报告、打击和主管责任。
　　首先，派出所责任区民警要密切注意农村的社会治安动态，经常深入责任区，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多到村民中访寒问苦，黑恶势力的蛛丝马迹不难发现。
　　其次，还应强化对易于滋生农村恶势力场所的阵地控制，对黑恶势力经常涉足的娱乐业、餐饮业、大型市场、交通运输业等重点行业，要积极构建公开管理与秘密控制相结合的群防群治网络，通过公开调查和秘密侦查等多种途径，强化阵地控制，搜集掌握这些行业场所涉黑涉恶犯罪的第一手资料，及时发现和打击农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加强对重点人口的管理控制工作，采取灵活可行、具有实际效果的工作方法，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管控，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不漏管、不失控”。要充分依靠治保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切实落实对重点人口的帮教措施，减少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机率。对那些不够打击处理的人员要建立信息档案，将其列为重点人口，纳入视线，加强管理，逐人落实帮教措施，发现问题，及时给予打击处理。
　　第四，通过查处的刑事和治安案件，发现、挖掘涉黑涉恶线索和人员，为打黑除恶工作提供准确信息和线索。
　　第五，广辟犯罪线索来源，通过开通举报电话、设立举报信箱、开设网上投诉地址等多种渠道，获取黑恶势力犯罪线索。
　　（三）加强打黑除恶专业队伍的建设，建立打黑除恶长效工作机制。
　　自从公安部2000年在全国发起第一次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至今已10年有余，打黑除恶基本上采取专项行动的方式。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人财物的大流动，专项行动的方式由于临时性，非专业性只是权宜之计，一时之策，已不适应打黑除恶工作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建立打黑除恶专业队伍，建立一套高效的打黑除恶长效工作机制。
　　从调查的情况看，一些基层公安机关对黑恶犯罪的性质和特征认识不到位，缺乏知识储备和打击经验。有的在决定打击之前，尚不清楚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组建一支业务素质高、作风顽强的打黑除恶专业队伍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打黑除恶工作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涉及政策法律较广，因此应从公安机关抽调具有较高的政治敏锐性和较高的纪律素养，善于应用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侦查能力的侦查人员组建专业的打黑除恶队伍。开展专门的业务培训，或以案带训的方法，培训侦查人员熟练掌握并运用相关法律知识和办案程序，提高侦查人员对集团犯罪、黑社会犯罪的侦查能力。
　　（四）提高侦查能力，重视侦查谋略，要有经营案件的意识，要有专案侦查意识和专案专办的决心。
　　对重大涉黑涉恶案件，要采取异地用警、异地关押、异地审讯的方法进行侦查办案，商请检察院提前介入，法院进行异地审判，以防止犯罪分子通风报信、串供翻供，避开“关系网”、“保护伞”的干扰。在使用传统侦查手段的同时，要注意使用技侦、狱侦、秘密调查、暗访、特情等秘密手段。对于重要线索要安排专人立线侦查，在本着“打早打小、露头就打”这个大原则的同时，要有经营案件的意识，在对黑恶势力的组织结构、主要罪行基本掌握以后，要精心选择破案时机，精心组织抓捕行动。对于该类案件要成立专案组，有明确的专案组长，下面固定专案成员，专案专办。办理农村涉黑案件也不可能完全离开基层公安机关，因此，在安排有关工作时，上级公安机关的刑侦指挥员要充分考虑到当地民警的难处。“专案组撤了，当地民警还要工作生活在当地。因此，两个涉黑案中，对关键人物的抓捕工作和核心的调查取证工作，要安排上级公安机关和异地抽调民警；而宣传动员村民检举揭发、外围取证等工作，当地民警比较合适。
　　（五）加强对收集固定证据方法的研究，不断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
　　侦查实践中看，取证难是所有刑事案件面临的难题，在办理农村黑恶案件中取证难尤显突出。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还是不断摸索出了一些克服取证难的方法技巧。取证时必须注意充分保护证人，注意选择适当的时间和方式。白天不行就夜里去，本地不行就约到外地；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要尊重其意愿。取证时要注意承诺有度。在取证之前，有的证人，尤其是一些曾经有过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参与者和受害者等类型的”灰色证人“，可能会提一些带有交换性质的条件。民警要注意承诺有度，最好是报告专案组或者有关领导研究后，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有限承诺。政府向当地群众传达的打击黑恶决心是否坚决。是能否动员大多数受害者检举揭发黑恶犯罪的最主要因素。尽管取证难，但要是带着真情、带着诚心反复做工作，是能够打开大多数受害人和证人的心扉的。
　　（六）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支持，严查”关系网“，铲除”保护伞“。
　　对重大涉黑涉恶案件，公安政法部门要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务必深挖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对发现有党政干部、政法干警、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黑恶犯罪活动或充当”保护伞“等违法违纪问题，要及时报告党委、政府，并坚决严肃查处。对与黑恶势力有牵连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坚决予以调整，严肃追究责任；对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对那些虽不是”保护伞“，但与黑恶势力有牵连，给黑恶势力活动提供便利的公务人员，也要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1］内部资料《恶势力犯罪的十六种表现形式》
　　［2］内部资料《摸排涉黑涉恶团伙渠道十六法》
　　［3］内部资料《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基本思路》
　　［4］王健。黑社会犯罪及其刑事政策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4
    ［5］戴新时。有组织犯罪刑事立法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