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醉驾的法律规制、争议及启示

  （三）程序上—醉驾的司法程序有违反宪法“一事不再理”之嫌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都不应因同一犯罪行为而受到两次处罚……”，这一规定被称为“一事不再理”。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意味着：(1)反对在某一罪行被宣告无罪后又对该行为提起诉讼；(2)反对在某一罪行被确认有罪后又对该行为提起诉讼；(3)反对对同一犯罪行为进行多重处罚。[35]从醉驾的司法程序来看，驾驶者经汽车署听证会确认吊销驾驶证后，往往还会因为同一醉驾行为而受到刑事追诉。不少人认为，这就意味着驾驶者因同一醉驾行为受到多重处罚—吊销驾驶证和后续的刑事追诉，因而违反了宪法“一事不再理”原则。[36]基于上述理由，不少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的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会在刑事审判前，根据宪法“一事不再理”原则向法庭提出停止后续刑事追诉的请求。

　 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明确表示吊销驾驶证和后续的刑事追诉是否违反宪法“一事不再理”原则，因此，要判断其是否违宪，必须考虑如下三点：(1)吊销驾驶证和后续的刑事追诉是否基于同一违法犯罪行为；(2)吊销驾驶证和后续的刑事追诉是否有各自独立的司法程序；(3)吊销驾驶证是否一种刑罚处罚措施。[37]显然，对于问题(1)和问题(2)基本没有争议，吊销驾驶证和后续的刑事追诉确实是基于醉驾这同一犯罪行为，并且有其各自独立的司法程序。争议主要集中在问题(3)—吊销驾驶证的性质，如果它是一种刑罚处罚措施，那么与后续的刑事追诉并用可能违宪，如果不是，则不存在违宪之嫌。从最高法院过去相关判例来看，在“一事不再理”所规定的禁止多重处罚中，各种法律制裁的性质不在于它被冠以“刑事”或“民事”等标签，而在于其处罚目的。[38]因此，对吊销驾驶证这一法律制裁措施而言，其是否具有刑罚性，关键在于其是基于报应、威慑目的，还是出于救济目的？[39]

　 传统的观点认为，吊销驾驶证后再予以刑事追诉并不违宪，因为吊销驾驶证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刑罚处罚。理由如下：第一，从多数州吊销驾驶证的立法意图来看，它更多的是一种法律救济措施，而不是报应措施或威慑措施。因为这些州立法机关认为，醉酒驾驶者是对社会安全的巨大威胁，为了杜绝醉驾这种冒险行为并将驾驶者驱除于公路之外，制定吊销驾驶证的法律是合适的。这说明吊销驾驶证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而不是为了惩罚驾驶者；[40]第二，“驾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基本权利”。这种“特权”意味着只要行政机关认为存在合法理由，就可以吊销驾驶证，并不会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吊销驾驶证只是救济措施的体现，而不具有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报应刑或威慑刑色彩；[41]第三，如果将吊销驾驶证和吊销其他职业执照（如医师执照、律师执照等）的规定相比，会发现宪法中“一事不再理”并不禁止在吊销这些职业执照后再对当事人进行刑事追诉。因此，吊销驾驶证后对驾驶者进行刑事追诉，也不违宪。[42]这种观点目前仍得到多数法院的认同，那些被吊销驾驶证的驾驶者，仍必须接受后续的刑事追诉。

　 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以往案件中对“一事不再理”的适用态度并不一致，这就为醉驾被告及其律师提供了大量可供辩论的素材。他们往往会从以下几点来论证吊销驾驶证的报应、威慑作用及其刑罚性：第一，“驾驶”本身应该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不是“特权”，因此，吊销驾驶证实际上就是对“驾驶”这项基本权利的剥夺，具有报应刑和威慑刑的性质；第二，在著名的State v. Hanson案中，最高法院曾认为那些具有报应与威慑目的的民事制裁可能属于“刑罚”的范畴。[43]根据判例法的解释规则，具有报应和威慑性质的吊销驾驶证也可以看作是刑罚措施，与后续的刑事追诉并用会违反“一事不再理”；第三，从吊销驾驶证给驾驶者带来的实际后果来看，它具有刑罚的报应性和威慑性。在当前以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社会，吊销驾驶证无疑会给驾驶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尤其是对那些以“驾驶”为业务的人而言，吊销驾驶证对其惩罚性比其他刑罚来得更为强烈；[44]第四，从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在制定吊销驾驶证的法律法规时，就旨在使其服务于威慑和惩罚的目的。美国不少道路交通安全部门也认为，吊销驾驶证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其威慑性。“反对醉驾母亲协会”(MADD)就曾因吊销驾驶证的威慑作用而鼓动各州制定有关吊销驾驶证的法律法规。[45]美国公路安全保险部门一项调查也表明，吊销驾驶证是制裁醉驾最为有效的一种威慑措施。[46]正是基于上述理由，不少被告人在被吊销驾驶证后成功地援引了“一事不再理”而停止了后续刑事追诉。

　 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各州对吊销驾驶证和刑事追诉并用是否违宪的态度并不一致：俄亥俄州和康涅狄格州明确承认这种做法违宪，因而不再进行后续刑事追诉；夏威夷和缅因州则明确表示这种做法并不违宪，无需停止后续刑事追诉；[47]其他州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不明确，大体说来，醉驾被告援引“一事不再理”的成功率在“地区法院→上诉法院→高级法院”这一诉讼过程中逐渐降低。[48]虽然前景还不明确，但这一理论纷争仍提醒立法者，必须合理地设置醉驾犯罪的法律制裁体系，而不能过分地牺牲被告的合法权利来换取公共安全。

　 三、美国醉驾法律规制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公共安全政策对醉驾者进行严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主张，这与我国目前讨论醉驾入刑有异曲同工之处。虽颇受争议，但美国醉驾的司法实践仍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一）醉驾的法律规制应主要依靠行政法而不是刑法

　 从美国醉驾的立法沿革来看，多年来联邦政府不遗余力地向各州提供经费以敦促其制定有关醉驾的法律法规和向执法人员提供各种培训。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交管部门对醉驾的管理水平，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不断完善了禁止醉驾的配套行政措施，主要包括：(1)制定禁止存放已开启的酒精容器的法律。根据这一法律，如果执法人员在驾驶者的机动车上发现已开启的酒精类容器，那么驾驶者将受到行政处罚；[49](2)制定提高“酒税”的法律。为了减少醉驾的发生，不少州尝试提高“酒税”，其目的是通过提高饮酒成本来降低饮酒率，进而降低醉驾率；[50](3)制定安装点火互锁装置的法律。该法规定，对那些有醉驾经历的机动车必须强制安装点火互锁装置。这套装置会在汽车发动前，测试驾驶者呼吸中的酒精含量，只有测试结果合格，汽车引擎才能被发动。[51]可见，严格醉驾的行政执法和完善禁止醉驾的配套行政措施，是多年来美国政府打击醉驾的有效手段，刑法只有在醉驾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被适用。

　 而从我国目前交通状况来看，执法不力和管理水平低下是交通环境日益恶劣的主要原因，从颁发驾驶执照到日常交通秩序的管理，存在无数漏洞。[52]因此，严格醉驾的行政执法并制定禁止醉驾的配套行政措施，是减少醉驾的当务之急，而不能寄希望于用重刑威吓来解决问题。实践证明，在各地交管部门加强对醉酒驾车的行政处罚后，近来酒后驾车引发交通事故的比例已明显下降。[53]的确，醉驾作为一种法定犯，其法律防线由交通行政法规和刑法组成，而且刑法应时刻保持“手段最后性”特征。规制醉驾的法网应该“严而不厉”，而不是“厉而不严”。虽然过去对醉驾的刑法规制存在漏洞急需弥补，但是切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夸大醉驾入刑的作用，而忽视了作为第一道防线的行政法应有的功效。

　 （二）对不同醉驾者采取“分而治之”的刑事政策

　 美国多数州的交通法规对第一次醉驾、第二次醉驾乃至多次醉驾行为给予了不同的法律评价和处罚结果：(1)对于第一次醉驾行为，往往从轻处罚。这主要是因为组成醉驾的“饮酒”和“驾车”是当代人社会生活中常见现象，醉驾初犯的道德可责性远低于传统的贪利犯罪和暴力犯罪。[54]因此，对初犯者往往通过认罪协商机制给予从轻处罚，如减少罚金刑的数额、缩短吊销驾驶证的期限、缩短监禁刑的时间等。(2)对于反复醉驾者，往往从严从重处罚。在美国，反复醉驾者被看作是“醉驾的中坚分子”，一直是处罚的重点。如在某些州，反复醉驾者在造成严重后果时可能会被判处20年的监禁刑乃至死刑。但近些年的实证研究显示，反复醉驾者一般都有饮酒的癖好，再严厉的刑罚在这种癖好面前也无能为力，因此一味强调严刑重罚并不能杜绝醉驾累犯，采取何种措施使醉驾者从饮酒癖中康复才是问题的关键。[55]实践证明，专设的醉驾法庭能有效地使酒瘾者康复并减少醉驾累犯的发生，因而在全美被推广。这种醉驾法庭一般都由熟知醉驾者经历的法官全程跟踪醉驾者的康复过程并给予相应的奖惩措施。醉驾法庭的内容包括：对成瘾的药物治疗、家庭监禁、电子监控和根据醉驾者的康复程度来决定是否收监。研究显示，这种醉驾法庭减少醉驾累犯的成功率在80％～99％之间，因而成为美国应对醉驾累犯的一个重要举措。[56]

　 美国对不同醉驾者给予区别对待，尤其是对醉驾累犯采取的康复治疗方法，提示我们。在我国这样一个酒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随着汽车在国民生活中日益普及，饮酒驾车现象也会日益增多，对大量醉驾者“分而治之”无疑是最佳选择：对那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醉驾初犯，可以考虑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对那些醉驾累犯，则应给予严厉处罚。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醉驾累犯应从科学角度考虑其饮酒癖对刑罚的“免疫性”，尝试使其康复并顺利回归社会才能达到国家与醉驾者“双赢”的局面，而不是一味寄希望于严刑重罚。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也符合当前我国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信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醉驾的社会效应应强调公平而不是报应

　 虽然“公共安全政策”在美国醉驾的法律规制中获得了主流话语权，但美国醉驾的司法实践并未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而是形成了司法机关与醉驾被告分庭抗争的情形。这主要得益于：(1)美国日益发达的科技为醉驾辩护提供了科学依据。醉驾的法律适用涉及生物学、医药学、化学、病理学等多个学科。正是日益发达的科学帮助醉驾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不断检讨了过去作为证据被使用的各种测试，迫使司法机关不断提高醉驾测试的科学性，极大减少了醉驾错案的发生。(2)庞大的律师从业人员对醉驾案件的敬业态度。醉驾犯罪在我国往往被视为辩无可辨的话题，而美国律师从业人员却对其表现出极高的敬业态度—从查阅浩如烟海的案例，到走访实验室寻求质疑醉驾测试的证据，再到通过互联网络形成律师协会等。[57]无论这些律师的动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对醉驾案的辩护已成为美国律师行业的一个新兴产业，这极大地维护了醉驾被告的合法权益。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醉驾被告及其辩护律师对醉驾指控进行了无孔不入的质疑，使得醉驾案的指控与辩护呈现出一片繁荣局面，表现出一个发达国家对汽车这一不可或缺又具有高度风险的交通工具引发社会矛盾后所应有的社会效应，其背后凸显的是一个法治国家的真正水准和对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

　 反观我国，一系列醉驾案的司法审判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被告及其辩护律师微弱的辩护声往往为公众的道德口水所湮没。人言鼎沸之下的醉驾审判必然带有浓厚的报应刑色彩和重刑主义特征。在这种社会效应下，醉驾者很难像美国醉驾被告那样在司法中获得应有的公正待遇。应该看到，醉驾的发生既与驾驶者有关，也与多年来醉驾立法的缺失、国民安全驾车法律意识的薄弱和道路状况的糟糕有着密切联系。当一系列醉驾案件发生时，我们应该全民反省过去醉驾立法、执法、普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不只是一味对醉驾者口诛笔伐。因此，当前醉驾入刑的社会效应应体现为一个法治国家对公平正义的不断追求，而不能被民意的报应思想所左右。正如有学者所言，“刑法首先是一部法律，法律并非是无情的，但是在法律和情感产生冲突的时候选取法律标准应该是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不能为了满足感性的需要而牺牲法律的确定性。”[58]
 
【注释】
[1]由于立法的不一致，在全美并无统一的醉驾规定，我们只能将醉驾大致概括为：在摄取酒精或其他麻醉药品后驾驶或物理上控制机动车辆的行为。http: //en. wikipedia. org/wiki/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last visit on 12/09/2010.
[2]See Michael Laur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alifornia Drunk-Driving Legislation 4 (1988)．
[3]See Evans et al. (1991)，p. 280.
[4]See David G. Dargatis, “Put Down That Drink!：The Double Jeopardy Drunk Driving Defense is not Going To Save You”, Iowa Law Review,March 1996.
[5]See Stephanie Ann Miyoshi, “Is The DUI Double-Jeopardy Defense D. 0. A.？”，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Aril, 1996.
[6]http://www. yourlegalguide. com/dui, last visit on 12/09/2010.
[7]See Bruce Nelson, “A Brief Summary of Field Sobriety Tests in DUI Cases”, Nevada Lawyer, September, 2006.
[8]同前注[1]。
[9]吊销驾驶证有如下两种途径：第一，警察直接吊销驾驶者的驾驶证并给予其一个在特定期限内有效的临时驾驶证；第二，警察并不直接吊销驾驶证，而是将醉驾情况通知机动车辆管理部门，由后者来吊销驾驶者的驾驶证。同前注[5],Stephanie Ann Miyoshi文。
[10]同前注[5],Stephanie Ann Miyoshi文。
[11]http://www.bayareaduidefense.com/dnv-hearing/procedure.html, last visit on 26/09/2010.
[12]http://www.drivinglaws.org/resources/dui-dwi/misdemeanor - dui/consequences-a-misdemeanor-dui, last visit on 24/09/2010.
[13]http://www.attomeyandlawguide.com/dui/criminal-case.php, last visit on 18/09/2010.
[14]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证据要得到法庭的认可，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这些证据本身是“科学的”(scientific)；第二，获得这些证据的方法是科学的；第三，在某些州，符合前述两个条件的证据还必须同时满足本州的其他特别规定。See Donald J. Ramsell, “Scientific Evidence Standards in DUI/DWI Cases”, Aspatore 1 April, 2009.
[15]如前所述，FSTs由水平性眼震测试（HNG）、直行和转弯 (WAT)、单腿站立（OLS）三套测试组成。从心理学意义上讲，这组测试的核心是“分散注意力”(divided attention)，即要求被测试者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两件事情上。因为安全驾驶要求驾驶者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同时具有多项注意力，驾驶者（即被测试者）如果因为饮酒缺乏相应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而无法正确完成测试时，就说明其缺乏安全驾驶的能力，因而构成醉驾。同前注[7], Bruce Nelson文。
[16]See Steven Rubenzer, “The Standardized Field Sobriety Tests: A Review of Scientific and Legal Issues”, 32(4)Law Hum. 293, 294 (2007)．
[17]See George L. Bianchi, “Field Sobriety Testing and Driver Impairment: Linked or Not?”，Aspatore 1 April, 2009.
[18]See People v．Bostehnan 325 I11.App. 3d 22, 33, 756 N.E.2d 953, 962, 258 Ill. Dec．679, 688 (Ill. App. 2Dist, 2001)．
[19]See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U.S. Dept. of Transp.，HS 178 R2/00, DWI Detection and Standardized Field Sobriety Testing,Student Manual (2000)，at VIII-3.
[20]同前注[14],Donald J. Ramsell文。
[21]其中，呼吸测试是最方便执行的一种测试，因而被广泛运用；血液测试是最准确也是最昂贵的测试方法；而尿液测试则是最不准确的测试方法。警察通常会根据案件情况决定选择呼吸测试还是尿液检测，血液检测只有在发生车祸、司机受伤并被送往医疗机构救助的场合。See Brian J. Wolf,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on Expert Testimony: An Evolving Science And Its Utilization By Creative Counsel”, As-patore 1 June, 2010.
[22]同前注[21],Brian J. Wolf文。
[23]See Lawrence Tayor and Steven Oberman, “ Drunk Driving Defense” ( Aspen Publishers) (6 th ed. 2006).538page.
[24]同前注[21], Brian J. Wolf文。
[25]同前注[23], Lawrence Tayor和Steven Oberman书，第540页。
[26]同前注[23], Lawrence Tayor和Steven Oberman书，第570～582页。
[27]Morissette, 342 U. S. at 252.
[28]陈露：《刑事严格责任之厘清与解构》，《刑事法评论》2009年第1期。
[29]See Mark Feigl, “DWI And The Insanity Defense: A Reasoned Approach”, Vermont Law Review, Fall, 1995.
[30]See Anne C. Gresham, “The Insanity Plea: A Futile Defense for Serial Killers”, 17 Lam＆Psychol. Rev. 193, 193 (1993)．
[31]See Morissette v. United States, 342 U.S. 246, 256 (1952)．
[32]《模范刑法典》第208(2)规定：“在以轻率作为犯罪要件时，行为人对自己招致的醉态，以致未能认识到如在清醒状态下应该能够认识的危险时，其未能认识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参见《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刘仁文、王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33]同前注[29],Mark Feigl文。
[34]See Monte Kuligowski, “Rethinking DUI Law in VIRGINIA”, University of Richmond Law Review, Annual Survey 2007.
[35]See North Carolina v. Pearce, 395 U.S. 711, 717 (1969)．
[36]See Statev．Hickham, No. MV 94-618025, 1995 WL 243352.
[37]See State v. Hanson, 543 N. W. 2d 84, 86 (Minn. 1996) (en banc)．
[38]See United States v. Halper, 490 U. S. 435, 448 (1990)．
[39]See Daniel A. Allen, “To Punish or To Remedy—That is The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Double Jeopardy Confusion in State v. Hanson”，Creighton Law Review, December, 1996.
[40]See Daniel T. Gilbert and John A. Stephen, “Is suspension of drivers’ license in jeopardy?”, May/June, 1995(Approx.4 pages)．
[41]See Hansen, 249 Neb. at 190, 542 N. W. 2d at 433.
[42]Loui v. Bd. of Medical Exam’rs,889 P. 2d 705, 711 (Haw. 1995)．
[43]同上注。
[44]See Janis Mary Gomez, “The Potential Double Jeopardy Implic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Revocation”, Emory Law Journal , Winter 1997.
[45]See Micky Sadoff, Get MADD Again, America! 7 (1991)．
[46]See Eric Pianin, “Bill Urges Suspending Drunk Drivers’ Licenses; Federal Highway Trust Funds Would Be Offered as Incentive”, Wash. Post,May 12, 1988, at B4.
[47]See Nina J. Sines and John Ekman，“Double Jeopardy: A New Tool in the Arsenal of Drunk Driving Defense”, Wisconsin Lawyer, December,1995
[48]同前注[5], Stephanie Ann Miyoshi文。
[49]http://en. wikipedia.org/wiki/United-States-open-container-laws, last visit on 18/09/2010.
[50]See Bruce L. Benson, David W. Rasmussen and Brent D. Mast，“Deterring Drunk Driving Fatalities: An Economics of Crim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June, 1999
[51]http://www.1800duilaws.com/article/interlock. asp, last visit on 18/09/2010.
[52]参见时延安：《遏制严重违章驾车事件，最终依靠综合治理》，《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18日第7版。
[53]参见孙万怀：《反对违法交通行为的过度立法与司法的犯罪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18日第7版。
[54]See Teresa W. Cams, Michael G. Hotchkin and Elaine M. Andrews, “Therapeutic Justice in Alaska’s Courts”, 19 ALASKA L. REV. 1，5(2002)
[55]See NAT’L TRANSP. SAFETY BD, Safety Report: Actions to Reduce Fatalities,Injuries, and Crashes Involving the Hard Core Drinking Driver vii (2000)．
[56]See Jennifer L. Tampoya, “What Works, What Doesn’t: Revising DUI Laws in West VIRGINIA to Reduce Recidivism and Save Lives”, West Virginia Law Review, Fall, 2008.
[57]http://www.1800duilaws.com/common/about.asp, last visit on 18/09/2010.
[58]同前注[53]，孙万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