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判决意见规则视阈下的人大释法制度——从香港“庄丰源案”谈起

　　普通法传统之所以极力避免脱离个案而凭空创设司法规则，正是出于相同的考量。常常可以见到法官在判决意见当中反复强调，“这是一个有限的判决”或“我们没有说……”因为他们不希望也不主张提出大而无用的、空泛的观点。事实上，即便概括地承认了抽象规则的效力，也需要在以后的案件中结合案情由彼时的法官独立地完成判断，或者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进入该规则之语义范围内的案情出现以至于这些规则成了“死规则”。因此，即便提出了看似具有指导性或前瞻性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在实际上是没用的，这对于司法权的威信没有任何好处。

　　至此，我们暂时可以总结说，人大释法虽然其本意不是成为一份司法性质的文件或判决书，但一方面由于立法解释制度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司法适用对于历次人大释法之实践具有不可替代的前置地位，因此人大释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司法性质。普通法方法与这种“准司法性”之间的相容度或许超过了我们的预想。

　　[二]人大释法的功能：一个法律冲突的视角

　　从我国内地法律体制的特点来看，不论是法律解释，还是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行政法规范的制定，都是在接续上位立法未完成的工作。那种法律一旦制定，余下的事情即与立法机关无关的观念乃是普通法系国家的固有观念。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容易发现普通法系国家的制定法都采用了极为详尽的语句和表达方式，篇幅冗长而复杂，几乎要面面俱到。一旦法律没有提供清晰明确的指示，则会给法官留出过大的裁量空间，这不是立法者所愿意看到的。反观大陆法系国家，上位法的抽象语句可以经由下位法去细化和完善。[17]在某种意义上，上下级立法者之间分享了立法权，尤其在缺乏有效的法律审查机制的我国内地就更是如此。

　　《香港基本法》是全面奠定香港政治体制和基本社会制度的宪制性文件，因此抽象的用语不可避免，但人大释法很可能仍旧被期待去完成“细化”和“具体化”法律规范的任务。按照我国内地立法的习惯，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可能被塞进某部法律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当中，毕竟越是到了地方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规则创制的门槛就越低。虽然这当中许多条款都是违宪或者违法的，但仍然会以“细化法律”的名义蒙混过关。在有司法审查制度的地方，这样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很多问题。1999年《人大释法》引用了《筹委会实施意见》，而筹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显然比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要低很多，那么他们提出的实施《香港基本法》的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补充”或“细化”《香港基本法》的本义呢？或者说，如果有违反《香港基本法》的意见被提出来，应由哪个机关负责对其进行审查呢？与《筹委会实施意见》相类似的文件在中英谈判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建过程中可谓汗牛充栋，但从宪政主义的标准来看——《香港基本法》就是香港的宪法性文件，如果任何这类报告、意见、备忘录、草案、声明等都可以成为适用《香港基本法》的权威依据而不受任何质疑，则《香港基本法》本身的权威性就大打折扣了，这是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的。其实，香港法院借用判决意见规则限定1999年《人大释法》的效力从深层次上反映了普通法传统对于人大释法之功能的不同理解。甚至可以说，这种不同理解与其说是基于普通法传统，毋宁说是基于违宪审查在宪政体制中的基础地位，无论是在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

　　[三]人大释法的效力：基于香港法院的独立判断

　　香港法律体制的现状是：《香港基本法》是根本性的、宪制性的法律文件，其拥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范围内的最高地位，并且是可以通过司法程序等机制具体适用的，包括通过司法审查来保护这种根本地位。香港大学法学院佳日思[Yash Ghai]教授认为，《香港基本法》应当是一个自足的法律机制，唯此方能实现“一国两制”的政策。[18]而这个自足性就表现为，《香港基本法》能够为处理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提供充分、完整的依据，这就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必须遵循《香港基本法》。这一点貌似不证自明，但其实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或明示的认可。因为《香港基本法》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全国人大的一部制定法，这使得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如何保证人大释法不违反《香港基本法》？

　　香港法院显然没有抽象意义上的纠正人大释法的权力，判决意见规则对于人大释法部分文本的“冻结”不是一项明示的权力，而是隐含于司法独立以及法律解释是司法权的附带权力这些命题当中。但是，作为法律适用的机关，香港法院有权独立理解《香港基本法》，而人大释法也不能违背《香港基本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判决意见规则不是在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而是作为一套系统机制的一部分在维护《香港基本法》的应有地位。

　　四、人大释法制度：法律冲突视角下的协调和完善

　　“庄丰源案”规则并没有提出区分有效解释与“副论”的标准，并且1999年《人大释法》在多大程度上受困于其所援引的《筹委会实施意见》也未可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香港法院在考虑人大释法之效力的时候，不会放弃独立判断的权力。这个判断有可能是全盘接受，也有可能是部分限定，但其所依据的标准就是判决意见规则。判决意见规则并没有减损中央政府的权威。就《香港基本法》的实施而言，判决意见规则保证了一套稳定、协调的解释方法；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应当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

　　[一]判决意见规则并未减损中央政府的权威

　　以普通法方法处理人大释法并没有减损中央政府的权威，也无损于国家主权统一。如前所述，对于《香港基本法》的实施而言，无论针对某条款是否有相应的人大释法，案件若进入司法程序，香港法院只能按照普通法方法来处理。香港回归以来的众多涉及《香港基本法》的案例已经表明，香港法院完整保留了其固有的普通法方法和独立判断权；如果说以同样的方式处理《香港基本法》解释案反而构成了对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岂不是咄咄怪事。同时，如前文所述，人大释法不同于修法，尤其是在实质意义上必须体现出与修法的区别；从历次人大释法之实践来看，其目的也都不是在于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在于解决具体问题。因此，判决意见规则对于人大释法文本的划分不等于对《香港基本法》条文的划分，而是在个案适用的狭窄空间内确定人大释法作为规则的必要限度。鉴于人大释法所具有的“准司法性”，这个必要限度可以成为香港法院的一个合理假定。对人大释法而言，它可以选择更加精确的、“规范式”的语言来反向限定判决意见规则的适用空间，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寻求某种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接受普通法方法的前提下出台有针对性的人大释法，对人大释法可能被适用的方式拥有更多的预判，这样反而更有利于达成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

　　[二]人大释法制度的调整

　　香港法院借用普通法上的判决意见规则处理人大释法的实践从某个角度来说也为我们揭示了进一步完善人大释法制度的路径，即个案分析和有限解释。具体而言有二：

　　1.加强个案分析和法律论证。毫无疑问，判决意见规则限定了1999年《人大释法》的效力范围。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重新对《香港基本法》的有关条款进行解释从而推翻“庄丰源案”，但却不可能取消判决意见规则。只要司法权始终属于独立适用法律的机关，那么其固有的判断空间就会一直存在，人大释法不可能代替法院完成判决。

　　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进入到个案分析的场景中，将其意图以精确、细致的规范化语言表达出来，那么留给香港法院独立发挥的空间是很大的。香港法院的独立判断权体现在连接规范与事实的法律论证过程中，甚至可以说，没有个案就无所谓法院的判断权。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要避免留给判决意见规则太大的裁量空间，就应当主动地结合案情来阐述《香港基本法》特定条款的含义。当然这种做法的弊端就是对人大释法的效力范围进行了“主动限缩”，但恰恰是主动地将效力限定在特定事实之上才确保了被“圈定”的规则会对香港法院形成真正的拘束力。越是紧密结合当前案情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越能表现出强烈的判决意见的属性。例如，在“刚果金案”[19]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香港终审法院之提请而释法，其人大释法解释文实际上围绕着被提请之法律问题而展开，[20]这样的人大释法解释文是不可能被认作是附随意见的。

　　2.避免宽泛的、不必要的政策宣示或规则创设。既然个案分析是法律解释的主要功课，那么法律解释应该导向一个有限的判决，或者说有限的“解释”。由于宽泛的、抽象的解释文形同法律修改甚至法律创制，因此人大释法应当避免脱离于当前争议之范围的、无边际的政策宣示或规则创设。有限解释与司法权的消极性和被动性一脉相承，即仅仅是因为要在个案中执行法律才需要对法律之含义进行阐明，没有必要主动地去寻求并不真实存在的“问题”。人大释法的目的是解决当下必须解决的有关《香港基本法》相关规定的歧义，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提出了更多的规则，恐怕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更多的问题。人大释法的“准司法性”也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概括式授权不应被理解为可以任意行使该权力。放眼全球，无论是美国这样的普通法系国家的最高法院，还是德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宪法法院，或者是南非这样的具有混合法律传统的国家的宪法法院，他们的判决书往往花大量的笔墨向当事人以及全社会表示，其并不打算解决尚未出现的问题。这些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之所以赢得极高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管得很多，而是因为他们管得很少且“恰到好处”。总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以“准司法”的风格审慎、保守地颁布人大释法才真正有利于提升人大释法制度的权威，促进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注释】
[1]See HCAL 124/2010.
[2]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某问题作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某条款的解释或这一解释行为，本文称之为人大释法。而由此形成的制度，本文称之为人大释法制度。
[3][7]See FACV 000026Y/2000.
[4]See Paragraph 2[a] of Schedule 1 to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Cap. 115.
[5]See［1999］1 HKLRD 315.
[6][8]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6年第24期。
[9]参见李红海：《普通法的司法技艺及其在我国的尝试性运用》，《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10]See Lawrence Solum, Legal Theory Lexicon 005: Holdings, Legal Theory Lexicon, http://lsolum. typepad. com/legal_theory_lexicon/2003/10/legal_theory_le_2. html, 2011-10-24.
[11]Edgar Bodenheimer/John B. Oakley/Jean C.Lov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Readings and Cases, fourth edition, West Pub. Co., 2007, p. 116.
[12]John W. Salmond, The Theory of Judicial Precedent, 16 Law Quarterly Review 376[1900].
[13]Edmund M. Morg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w, 2d ed., Chicago Callaghan, 1948, p. 155.
[14][16]参见袁吉亮：《论立法解释制度之非》，《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
[15]参见袁吉亮：《再论立法解释制度之非》，《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17]See William Tetley, Mixed Jurisdictions: Common Law v. Civil Law[Codified and Uncodified], 60 La. L. Rev. 677[2000].
[18]See Johannes M M Chan/H L Fu/Yash Ghai edit,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Debates: Conflict Over Interpre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44-46.
[19]See FACV 5, 6&7/2010.
[20]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条第1款和第19条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报》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