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用学理论与文化翻译
关键词：语用学 文化翻译 语用等效 合作原则 礼貌原则
论文摘要：语用学介入翻译，无论是对于在译文中保留原语形象的做法(直译)，还是对于在译文中舍去或更换原语形象的做法(意译)，均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依据，从而可以使人避免陷于原文不可译的泥淖，同时也可以帮助人们拓宽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于那些固守传统翻译观念的人来说，语用学理论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天地。语用学介入翻译或是语用翻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尤其需要在翻译实践中接受反复的检验。
一、语用与翻译
Levinson说：“语用学是非语义学的语义研究。”语用翻译是译者将原作与译作在语用用意上的等价翻译，能用母语恰如其分地表达原作的用意。语用学的意义观着重语言成分的用义，即词语在实际运用时所含的意义。语用含义是用义的表现，指一种依赖于语境才能推导出来的意义，这种推导出来的语句的含义是一种话语意义。而语用学则研究语言使用时的说话意义，也就是语言结构在语境中所表达的实际含义或非规约意义，即语用含义。如“Shall we go out?”这句话，如果对它进行语言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一般疑问句，时态是一般现在时，意思是：“我们应该出去吗？”但是从语用学角度看，这根本不是提问，而是在征求意见，这是一种隐性的施为意义。
在一篇描述海湾战争胜利所带来的美国民众情绪振奋的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Hello,Kuwait!Goodbye,Vietnam!”语义翻译会将其看做是一个从上下文抽出的句子，在对其进行相关的句法和语义分析之后可以译作：“你好,科威特;再见,越南!”如果我们基于语用学意义观,以功能思想为理论作交际翻译,译为“欢迎你,科威特战争胜利的喜悦;见鬼去吧,越南战争失败的耻辱”，则更加传神。
据说当年周总理陪同外宾观看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时，翻译人员作了许多解释也没法让外宾弄懂故事的内容，周总理便提示翻译人员说，梁祝就仿佛是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外宾立刻恍然大悟。此处总理正是通过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对比，将原文(汉语)形象转换成译文文化或使用者熟悉并且语用效果一致的另一形象来表达，使读者更加深刻地领会原文。
二、文化内涵与翻译
“文化”一词最早来自德语kultur,原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指和道德能力和天赋的培养。“文化”的含义非常广泛,从人类文化学的观点看,文化有两个意思:一是正式文化,包括文化学、、、等;另一个是普通文化,即普通的社会习俗和惯例。文化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人类社会都离不开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的基础。社会语言学家赫德森指出，文化是“从社会习得的知识”。
翻译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语言应用和跨文化交际过程，它不仅仅是把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在语际间做些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语言、跨文化交际（inter-lingual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语用。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翻译传达的是原作者的思想，在翻译的过程中只能等值地传达，不能减少也不能随意杜撰增添。因此，译者一方面要利用语用知识和外部语境知识准确地理解原文的真实意思，这是翻译的前提。另一方面，译者要把自己理解的意思传达给读者，还必需考虑到译文读者的语用习惯和文化背景，尽量使用易为译文读者所理解的语言。可见，译者必须熟悉两种语言的语用特征和社会文化规约，才能把原文作者的意图通过自己的译文传达出来，完成翻译这一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过程。
三、语用学理论与文化翻译
语用学介入翻译，为翻译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依据。语用学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如语用等效理论、合作原则、关联理论、语境等几个核心理论都对翻译实践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下面我们来分别探讨这几种理论在文化翻译中的作用。
1.语用等效理论与文化翻译
语用学的翻译观可以说是一种等效翻译理论。语用翻译是一种避免翻译尴尬且力求等效的新理论模式，也就是说，译者是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运用语用学原理指导自己的翻译，从而显示出语用学与翻译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语用翻译等效。一是语用语言等效翻译，这种等效翻译从语用语言学方面入手，通过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来实现等效翻译。这种翻译不为原文形式所拘泥，但求保存原文的内容。它和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相仿，即以最切近而又最的对等译文来再现原语内容，以达到等效的目的。二是社交语用等效翻译。这种等效翻译是从社交语用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对比来达到社交语用等效。或者说这是一种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服务的等效翻译。这类语用翻译可以通过多途径来实现等效。究竟采用何种途径为宜，则可依翻译的目的而定。译者只需根据原著所提供的语境依从读者的文化习俗，在忠实于原著内容的前提下，将原作化为他们乐于接受的译文而不必拘囿于原文的形式。例如：“Every time I come back from a business trip it makes a new man of me.”如果将“a new man of me”翻译成“重新做人”，就和原文意思大相径庭。原文含义是：跑完生意回家,疲劳消散,精神得到慰藉,从而感到自己“仿佛换了一个人”。因此，该句可译为：我每到外头跑一趟生意回来，就叫我耳目一新，精神一爽。又如：“望梅止渴”，如果翻译为“The sight of plums quenches one’s thirst”，只是照字面翻译。但实际上这个成语是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因此可以有两种翻译法:1.运用语用语言等效对比进行等效翻译，可译为：quench one’s thirst by thinking of looking at plums ；2.运用社交语用对比进行等效翻译，可译为：console oneself with false hopes;feed on fancies.
2.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与文化翻译
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和Leech对此修改补充的“礼貌原则”是保证交际成功的语用原则，它们是根据语言与社会行为规范而建构的。由同一文化并操同一语言的交际双方共同遵守这一原则，达到互相理解，顺利进行交际。Grice认为交际双方必须遵从这些原则才能配合默契，交际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有意违反了这些原则，话语中就一定有某种隐含意义，这种隐含意义即为语用意义。因此，合作原则及礼貌原则有助于推导语用意义。
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虽然是根据会话即口头交际归纳出的原则，它也是适用于笔头交际的，因为书面语言是口头语言的文字记录。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用意义的翻译牵涉到两种语言的语用原则。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其语用原则不尽相同。如中国人特别重视甚至过于强调谦逊原则，当受到表扬时，往往谦虚一番：“哪里，哪里”;“不，做得很不够”；受到表扬时如果不谦逊一番，很可能被认为“骄傲自满”。而在以为母语的西方国家，人们接受表扬时会微笑地说声：“Thank you!”倘若不懂得这两种不同的礼貌方式,翻译就会生硬别扭。译者必须谙熟两套不同的语用原则,推导出原文的语用意义并使译文读者理解这一语用意义。当原文的语用意义因两种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时,译者还须设法沟通语用意义的差异，填补语用意义的空缺，以便交际能顺利进行。
3.关联理论与文化翻译
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关联原则是存在于译者头脑中的一个不可能违反的原则。译者应根据关联原则从潜在的认知语境中选择正确的语境假设,从原文的语音层、句法层、语义层和语用层等各交际线索中推断出原文作者的意图，并对目的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做出正确的假设，从而选择适当的译文，努力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企盼相吻合。原文作者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的有明示意和暗含意。译者应对原文进行歧义的消解、指称的确定和命题内容的充实，从而译出原文的明示意，即原文的命题内容。原文暗含意在译文中有时需明示，因为原文作者与其原文读者共享的信息并不一定被译文读者所了解。因此为了与最大关联相一致，译者有必要提供与译文读者最相关的语境假设，从而使译文读者能以最小的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译文语篇的连贯性涉及译者及译文读者在交际过程中的认知推理和心理运算，它产生于交际参与者对话语关联性的寻求。关联理论把翻译看做是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翻译的本质。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尽可能地根据话语的内容去识别原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而译语接受者也只是在自己动态的语境内对译语文本进行阐释。又由于译者和译语接受者推理时所依据的最佳关联以及作为特殊交际形式的文字翻译所涉及的最大关联也都是动态的，译语文本只能是语言顺应(linguistic adaptation)的结果，而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一个语言顺应的过程。以此看来，一切文本都是可译的，但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不可能有严格意义的对等，而只能是与原文在相关方面对等。
根据关联理论，译事是一种三元关系的语用等效翻译，强调译者首先要正确认知原文作者的意图，识别源语的意图，然后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找出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差异，对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行正确评估，考虑译文在译入语环境的可接受性等。译者若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达方式，完全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差异，就会给读者带来超负荷的阅读负担，导致读者对译文失去兴趣或者不理解，从而导致交际失败。因此，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译文无论怎样处理，只要能传达原作的用意，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就是一种可行的译法。
4.语境与翻译语境是语用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语境理论认为，语境对于话语含意起决定作用，离开了具体语境也就不存在话语含意。请看下面的例子：
A:Going?
B:Gone！
A:Any?
B:Some！
如果没有语境，我们无从理解这个对话的含义。但如果我们知道语境(A saw B coming around with a fishing rod on his shoulder and a bag in his hand)，理解该对话就易如反掌。再看一例:如果你在大街上见到一张广告上说“BIG SALE NEXTWEEK”(下周大甩卖)，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日期，那么，你就搞不清楚这一甩卖是否已经结束，因为next week所指的语境信息是不一样的。如果加上语境限制，说明说话的时间是今天所说的next week，还是下个月今天所说的next week，你就能明白具体甩卖的日期。
又如:“我是什么权威，我既无权，也没有威。”该例中的“权威”一词是一个合成词，汉语词汇中的合成词是不容许任意分割开来使用的。像这样违背了词汇用法和语法规则的词，为什么人们不会产生误解，并不认为是病句，反倒十分欣赏和心领神会呢？我们说这是“语境”给人们的帮助。语境犹如一块奇妙的调色板，使一些词语或句式借助语境而突破了社会习惯和语法规范的限制，使一些词语在选用和搭配上超越了常规，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从而具有了特殊的表达效果。
再如：A:Shall we go out?B:Well,it is still wet!
语言学对句B的分析得出:这是一个陈述句，用一般现在时，意为“天仍然下着雨”。如果我们把句B同句A建立起一种语境联系，从语用学角度来看，句B就表达出了一种婉转的拒绝，其语效意义是使句A的发话者放弃外出的打算。
Anstin把意义和言语行为联系起来，将表述意义和施为意义区别开来，很显然，这种语用含义是由语境决定的。可见，意义的决定在于使用，而使用的重要因素是语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要处理的是使用中的意义，他必须透过静止的语言体系，对特定语境中的意义进行多要素的分析，从而决定意义的交际价值。因此，在翻译中语用学的意义观较之纯语言学的意义观更为重要。
语用学介入翻译，无论是对于在译文中保留原语形象的做法(直译)，还是对于在译文中舍去或更换原语形象的做法(意译)，均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依据，从而可以使人避免陷于原文不可译的泥淖，同时也可以帮助人们拓宽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而对那些固守传统翻译观念的人来说，语用学理论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天地。语用学介入翻译或是语用翻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尤其需要在翻译实践中接受反复的检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语用翻译的探索将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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