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5
关键词：社会流动；教育选择；协调运行
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中阶层之间的分化与互动过程，教育选择则是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正是通过教育对社会成员的培养与选择，使他们在社会的不同职业岗位和社会分层之间的转换来实现的。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在社会结构大变动的当今，研究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的互动机制及协调运行，对于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选择功能、对于优化我国的社会结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的相关分析
社会流动是指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各个阶级或阶层内部，以及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个人或者群体的社会地位升降与职业转换现象。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社会流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以方向为标准，可分为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垂直流动又称上下流动，是指个人或者群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水平流动，是指在同一社会地位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以时间为标准，可分为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代际流动是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动情况；代内流动是指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变动情况。测定这一类社会流动，一般是以职业作为社会地位变化的参照量，运用“职业世袭率”（即以父辈为基准的下代人中从事同样职业的比率）、“职业同职率”（即以本人为基准，与上一代人中从事同样职业的比率）、“职业持续率”（即以最初职业为基准，目前仍从事与最初职业相同的人数的比率）为指标。以成因为标准，可分为性流动与非自然性流动：自然性流动是基于个人对某个目标的追求而自然产生的，不带强制性；非自然性流动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在经济、政治与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控制下的流动。以规模为标准，可分为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经济、技术、政治或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的某些阶层或群体较大规模的流动；非结构性流动则是指在一个社会中，由于某些原因而引起的少数人的流动。以方式为标准，可分为竞争性流动与赞助性流动：竞争性流动是指在公开与公平竞争的条件下，通过个体的努力而获得的流动；赞助性流动则是利用其他社会资源而获得的流动。
社会流动具有下述一般：一是社会流动的普遍性，它广泛地存在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二是社会流动的客观制约性，即流动的规模、范围、频率、速度、趋势等，都要受到社会形态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三是社会流动的方向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希望得到较好的自我与自我实现的机会，是支配着人们努力争取向上流动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四是社会流动的加速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流动的规模将越来越大，速度将越来越快；五是社会流动的竞争性，社会流动愈快，竞争程度愈激烈。
影响社会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社会条件。在传统封闭的社会里，一般人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职业与社会地位都由出身所决定，很少有流动的机会；在开放的社会里，科技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新行业的不断开辟，客观上为人们的社会流动提出了更多的机会。其次是家庭背景。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物质条件与上代人的文化程度、职业类型、价值观念、期望水平、教养态度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个体的社会流动。其三是个人状况。个人的聪明才智、成就动机、抱负水平以及主观努力的程度等，都与个体流动状况息息相关。其四是教育因素。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基础，学校是通往理想职业的桥梁。
社会流动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合理的社会流动，首先体现在量的合理性，即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渠道通畅，并具有既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切合，又与社会承受力水平相适应、向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发展所需要的流动规模。其次体现在质的合理性，即社会流动遵循着机会公平、竞争公开、结果公正等原则。
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发展来讲，合理的社会流动既是实现社会结构优化的必要途径，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不仅可以调整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人才和劳动力配置，还可以促进新思想、新技术、新成果的广泛交流。从个人发展来讲，合理的社会流动既是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内部动力，又能保障个性自由发展；它不仅可以使能者上、庸者下，激发出人们不断进取的精神，还可以改变个人不太适应的某些环境，为个人施展才华、发挥兴趣特长开辟道路。
社会流动离不开社会选择。社会选择是指社会各主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式挑选人才的活动。社会选择的主体有不同的层次，如阶级、群体、组织等。社会选择的标准与方式，因选择主体的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变化。从上看，种族、民族、出身、门第、财富、能力、知识、德行等，都是不同时期的选择标准：推荐、考察、等，都是不同时期的选择方式。社会选择对优化统治阶级结构、稳定社会秩序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选择在社会选择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选择是指教育（主要指学校的）系统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学生进行考试、考核、评估和分类，并把它们分配到不同的教育层次和类型中，进而输送到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去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给学生合理安排升学机会和授予某种教育资格。教育选择的标准，通常是学业成绩，但有时也会掺杂政治、经济等因素。现代社会，学校是进行考试分级和授予某种教育资格的最大场所，是社会选择的重要机构。
现代教育选择具有下列特征：一是选择对象的普遍性。每个个体进入社会系统前，都不可避免的要经过不同形式的教育选择。二是选择依据的性。现代教育选择的标准，经历了从偏重知识向注重知识、能力、智力、性向与创新等综合素质考察的发展。三是选择方式的系统性。除考试选择以外，资格认定、推荐保送、开放招生、特别选拔等，都被广泛运用。四是选择结果的权威性。教育机构以各种方式作出的包括学历、学位以及各种教育资格的认定，在全社会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认可。
教育选择与社会流动存在着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从社会流动对教育选择的影响看：首先，社会流动的性质决定教育选择的宗旨。传统社会是封闭性流动，其教育选择也只能在统治阶级的内部进行。现代社会流动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教育选择也就具有面向社会的特点。其次，社会流动的方向影响教育选择的目标。在重视垂直流动的社会，人们关心的是个人地位的迁升，这种迁升一旦与学历紧密挂钩，便会导致社会上的学历主义与教育上的升学竞争；而在重视水平流动的社会里，人们关心的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特长的职业，在教育选择上，人们关注的是对学校类型与专业类型的选择，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美国社会学家鸟原曾经比较过美日社会流动与教育的关系。他发现，美国是一个注重水平流动的国家，人们经常流动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的工作，因此在教育中注意选择与自己特长相应的专业；日本是一个重视纵向流动的国家，人们关心的是个人地位的升迁，因此考试竞争最为激烈。其三，社会流动的速率影响教育选择的价值。根据哈维赫斯特的说法，教育具有两种价值：一种是教育仅作为与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相称的所谓“象征性价值”；另一种是教育具有使个人获得适当工作与施展才华机会的所谓“功用性价值”。当社会发展缓慢、社会流动僵滞、社会地位相对凝固的时期，教育选择往往是依据人的身份与地位，教育仅具有象征性价值；当行业兴替加快、社会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变动与社会地位升迁较多依赖于教育时，教育的功用性价值必然增强。其四，社会流动的水平制约教育选择的范围。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职业分化与社会流动缓慢，教育选择只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进行；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职业的迅速分化，促进了社会流动水平的提高，教育选择也日益发挥出大规模选择人才的功能。其五，社会流动的方式影响教育选择的策略。在赞助性流动为主的社会里，注重以身份或阶级为标准，推荐选拔常常被置于重要的地位；在以竞争性流动为主的社会里，注重以个人能力与成就为标准、教育考试便成为择优的主要方式。其六，社会流动的趋势影响到教育选择的内容与方法。在水平流动频繁、职业变换普遍的现代社会里，必然要求教育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突出应变能力与开拓精神的培养。
从教育选择对社会流动的作用看，古代的教育选择，便是学子跻身仕途的主要渠道。据克拉克对宋朝1148年和1256年中国家庭背景和科举考试成功者的关系研究，1148年出身中下阶层的登科人数占56.6％，1256年占57.9％。国外的调查亦证实，受教育程度与个人向上流动以及社会地位变化三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哈维赫斯特认为：“民主社会将会更加开放及流动化，教育选择将成为个人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欠缺教育或教育选择的失败者，将成为个人向下社会流动的主因。”胡森(T.Husen)也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教育能力将代替过去的社会特权。”有人统计，美国从1789-1953年，约有67％的高层政治领导人物是大学毕业生，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
在现代社会里，教育选择在促进合理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具体表现在：第一，教育选择增进了学历与职业的商度相关性。当今，标志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是职业；而具有较高声望的职业，都有较高的学历要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国家学历与职业地位的相关系数为0.73。陆学艺等对我国1992—2001年社会流动的调查也显示，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中，教育学历因素名列首位。第二，教育选择加强了教育与英才地位的密切关联。英才地位是指那些在社会中专业技术水平或社会管理层级较高的岗位。据麻生诚调查，1928—1941年，日本的英才中具有大学学历者占40—50％;1955年以后，这一比例则达到80％。在我国，被认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国家干部队伍中，大专以上学历者1978年只占18％，1998年则增加到47％。第三，教育选择促进了弱势群体的代际流动。据对中国人民大学91级学生的调查，本科生出身于农民、工人家庭的占46.8％;研究生出身于农民、工人家庭的占61.4%。第四，教育选择促进了全社会的竞争性流动。教育选择的本质是推动知识与能力的竞争。教育选择功能的强化，激发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求知欲望，拓宽了人们自我开发的途径，增加了教育优胜者向上流动的机会。
二、社会流动与选择的现实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传统的城乡分割的格局逐渐打破，社会流动全面复苏，并表现出下列特征：
1.水平流动速度加快，但教育落后仍是制约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因素。城市化进程是社会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而流入其他行业，由此使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从1977年的74.4％下降到1992年58.5％。这种流动，对于优化城乡人力资源配置、改变农民的身份与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农村教育落后，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至今仍是制约农村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调查显示，199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占农业劳动力总数7.3％;而当年因素质低下又从非农产业部门返回的，占转移劳动力总数的24.2％，其中文盲半文盲就达21％。
2.垂直流动比例增大，但向上流动机会不均。恢复了高校招生制度后，大批工农子弟通过教育途径流向知识分子和管理者阶层。据推算，仅1977年到1997年实施的20次高考，就使550万农村青年实现了向上流动。1994年以来，国家实行的公务员公开招考制度，也使许多有为青年得到迁升。但由于与现实的诸多原因，导致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均。资料显示：2001年，北京地区本专科高考录取线比河南省低136分。同样的分数，在河南省连专校都不能录取，而在北京则可以进重点大学。2005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仅有8.9万考生的北京市，分别投放招生计划346人和368人;而在有73万考生的河南省，仅投放74人和67人。
3.竞争性流动加强，但教育选择功能发挥不够。从整个社会，尤其是从教育系统内部看，竞争性流动趋势日益明显。从与招生的环节看，学生升高中、上大学、考研究生，一般都要通过刻苦学习、长期拚搏，考试成绩优异者才能被录取。但是从就业环节看，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不正之风，许多优生得不到社会的择优录用；而有一些差生，却可以凭借某些先赋因素，在职业选择方面得到了优先权。调查显示，在1980年以后就业的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中，出身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家庭的比例，比1980年以前上升了21.1％。这一数据说明，先赋因素在某些优势行业就业过程中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教育选择功能的弱化。
4.结构性流动势在必行，但步履艰难。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年，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1991年增加了59％。结构性流动加快的趋势，对教育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教育结构调整相对滞后，特别是传统的重升学、轻就业，重知识传授、轻技能训练等观念没有彻底的转变，致使相当一部分人因缺乏从事新职业的知识与技能而转移困难。
5.性流动加强，但缺乏引导。近年来，随着户籍、就业、人事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自然性流动的渠道更加通畅。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政策激励与引导，导致了一些不合理的流动：一是人才由技术力量薄弱的部门流向技术力量雄厚的部门。如农业部门是我国技术力量最弱的部门，而历年农业高校毕业生，已有绝大部分流向与农业基本无关的部门。二是由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内地流向沿海，“孔雀东南飞”现象依然严重。2001—2004年，青海省科技人员外流与调入的比例为20: 1。三是教育落后、教师奇缺的地方外流愈严重。仅山东省2002年农村中小学专任教师就外流1.3万人。这些缺乏政策引导的自然流动，加剧了落后地区的人才匮乏。
6.代内流动率有所提高，但代际继承性仍占很大比例。1949-1979年间，我国代内流动率仅为13.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内流动率显著提高，在1980—1989年间达到30.2％，1990-2001年间则达到54.2％。但由于体制与政策的原因，代际继承性仍十分明显，处于较低地位职业群体成员的子女进入较高地位职业群体的门槛依旧偏高。如1990—2001年间，农民家庭子女只有不到1％能够进入国家管理者阶层，92.8％的农业劳动者仍然出身于农民家庭。
从教育选择的现状看，随着社会的开放、教育的发展与考试制度的改革，我国的教育选择也呈现出下列发展趋势：一是选择对象的日益普遍。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普遍实施，使每个适龄儿童都成为教育选择的对象；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加快，使高层次教育选择的对象数量上快速增加。二是教育选择正在成为制度化的系统过程。任何人进入社会系统之前，都必须经过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不同专业的多种层次的教育选择，教育选择已成为个体社会化的必经阶段。三是教育选择的依据日益全面。在教育选择的依据确立上，经由了片面注重学业成绩到充分考虑知识、能力、智力、性向、创新等综合素质的发展。四是教育选择的方式日趋灵活。除继续把升学考试作为主导的选择方式外，资格认定、推荐保送、自主招生，特别选拔等灵活多样的选择方式也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五是教育选择结果的权威性不断增强。教育机构以各种方式作出的包括学历、学位、各种教育资格认定证书等，在社会流动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认可。但由于受社会转型期诸多因素的影响，教育选择面临的问题依然很多：
1.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影响了教育选择的普遍性。为了不断扩大教育选择的对象，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更多人才，必须大力发展教育，这就需要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社会各界多渠道投入的新的投资体制。首先是国家投入要到位。我国政府在1993年颁布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年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末要达到4％;但是直到今天，仍只在3％左右徘徊。同世界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发展报告1998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用占世界上1.1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上18.45％的学生。其中，基础教育是用占世界0.7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上19.81％的中小学学生。非免费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造成许多贫困地区少年因贫失学、退学；高等教育收费增长过快，各种助学措施落实不力，造成贫困生比例日益扩大与部分大学生难以完成学业。
2.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影响了教育选择的公平性。我国当前教育资源配置不均，首先反映在，地区之间城乡教育投资严重失衡。2002年，占全国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占有全国77％的教育投资；农村占总人口数60％以上，却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其次反映在，阶层之间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不均。据对闽、湘、川三省部分2002级在校大学生调查，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重点高校的辈出率分别为1.85与2.7;而产业工人与农业劳动者的辈出率分别只有0.9与0.8。第三反映在，校际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以上海示范高中平均每所投资1亿元统计，至少可在其他地区办相当规模的10所高中。
3.过度注重“以分取人”，影响教育选择的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摒弃了过去一度时兴的以阶级出身为取舍依据，确立了以考试成绩为教育选择的主要标准，实行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无疑是时代的巨大进步。但是单一的分数并不能全面准确地衡量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分数唯一”的选择标准，不仅降低了教育选择的科学性，而且助长了“应试教育”倾向，导致了“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和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一系列教育、社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健康发展。
4.“一考定终身”的招生方式，影响了教育选择的灵活性。人才具有多样性与发展性，教育选择的方式也应灵活多样和不断发展。近年来，虽然我国在招生考试制度上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关键性的考试，如高考的成绩仍然具有决定人命运的意义。诚然，“一考定终身”不能全盘否定，但它难以适应学生的多变性与发展性，造成人才资源一定程度的浪费与埋没，这是有目共睹的。
5.“教育腐败”现象的存在，影响了教育选择的权威性。教育腐败泛指在教育界和办学过程中的营私舞弊、以权谋私、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等种种异化行为。与教育选择相关的腐败行为，主要有考试舞弊、凭借权力和金钱违规招生、办学过程不规范、滥办班、滥发文凭等。这些腐败现象的存在，破坏了教育选择过程的公正性和结果的公平性，极大地降低了教育选择的权威性。
三、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的协调运行
实现社会流动和教育选择的协调运行与良性互动，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理想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同时从社会和教育两方面着手。
从社会方面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民主稳定的环境是二者协调运行的社会基础。社会流动历来受到政治环境的制约，政治制度的变化，也极大地影响着教育选择的标准与方式。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的协调运行，更需要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和富有活力的政治环境。“民主法治”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保障教育投入的政策得到充分落实，依法规范政府与教育组织的行为，保证教育选择不被现实的政治和功利目标弱化和边缘化。“公平正义”要求，一切有利于社会与个体自我协调发展的愿望与社会成员的教育选择权、合理流动权得到平等的尊重。“安定有序”要求，社会管理与教育管理的组织健全，运行有序。“充满活力”要求，社会能够创造出更多实现平等竞争与向上流动的机会。
2.持续平衡的经济发展是二者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指经济发展的速度平稳，经济实力的增强较快；经济的平衡发展，既包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日趋协调，也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以及阶层结构的优化目标相适应。持续平衡的经济发展能够不断提供新的职业岗位，不断对劳动者提出更新知识与职业转换的新要求，进而对各级各类教育结构的调整及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提出新要求。可见，持续平衡的经济发展既是社会合理流动的基础，更是教育结构优化与教育选择功能增强的动因。
3.开放有序的择业制度是二者协调运行的必要条件。合理的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必须遵循自致性原则，这就需要建立开放有序的择业制度，彻底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打破人才单位所有制，进一步完善人才市场和健全退休、退职、辞职等人事制度，消除行业垄断与部门分割现象。开放有序择业制度，不仅有利于打破传统的职业世袭和职业垄断，而且也有利于建立统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它既为社会实现公平竞争、合理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为教育实现公正选择与合理分流创造了制度环境。
从教育方面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保障教育投入，均衡资源配置，促进弱势群体向上流动。保障教育公共经费的适量投入和合理分配，是使弱势群体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形成一定的文化资本的前提条件。这就要求，国家应确保规定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到位，努力做到基础教育公共经费的全额提供。在教育资源配置上，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城市取向”，加大向农村、薄弱学校的倾斜力度；千方百计地提高老、少、边、穷地区的的教育质量，为农村青年向上流动创造必要的前提。
2.建立开放的教育系统，促进水平流动与结构性流动。打破教育自成体系的封闭状态，同社会各方面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加强信息沟通与其他各方面的交流，不断根据社会生产与生活发展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更新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法，如扩大职业教育比例，在普通教育增开职业选修课程，加强实践环节，突出应变能力的培养等等，使广大青年在职业选择方面有较大的余地，从而促进社会的水平流动与结构性流动。
3.强化教育的选择功能，促进社会的竞争性流动。学校选择与社会选择相比，具有较大的公平性、竞争性。强化学校教育的选择功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强化学校教育的选择功能必先完善学校的选择机制。这就要求，学校须尽可能做到以下四个方面的统一：一是把学校的培养功能与选择功能统一起来。忽视培养的选择，不仅会使学校失去威信，还会贻害于社会。为此，学校应该努力使培养出来的人才符合社会的要求。二是把学校的培养目标同社会上正确的选择目标统一起来。为此，学校必须善于识别和自觉抵制自发的社会选择目标的干扰。三是把正确的选择目标同科学的选择手段统一起来。为此，必须不断改进考试方法、改革考试制度。四是把社会对学生的选择同学生对社会的选择统一起来。为此，学校既要加强同社会的广泛联系，又要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为社会的竞争型流动创造更多的平台。
4.发挥教育的价值导向作用，促进合理的自然性流动。促进自然性流动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为了引导自然性流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学校应该充分发挥教育的价值导向作用。也就是在重视理想教育与职业定向教育的同时，加强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关系，能自觉地把个人志向同社会需求统一起来，从而充分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进其自然性流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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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辈出率是指某一阶层的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用公式可以表示如下：阶层A的辈出率=大学生中阶层A的子女所占比例／整个社会人口中阶层A人口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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