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性技术发明与高等院校的研究功能

摘  要：经验性技术发明不但能够直接推动生产力的，而且还是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我国作为发展家，高等院校的研究功能总体应以实用性研究为主，尤其要重视实用性高职院校的研究功能。在高职院校的定位过程中要重视前瞻性定位，重点解决高院校定位过程中的基础性、制度性问题，以促进高职院校研究功能的发育。    关键词：经验性技术发明；高等院校研究功能；高等职业         一、经验性技术发明概述    人类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得益于两种不同的创造发明。这其中，纯基础研究是没有功利目的、以人类探究兴趣为导向的研究，从即时效用来说，是游离于社会发展过程的，是社会发展的自变量；从长期效用来看，来自基础研究的创造发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起着重要的、难以预测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由基础研究而引发的技术进步具有外生性质。但经验性技术发明则不同，其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成果能够直接应用于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当中，由此引发的技术进步属于内生性技术进步。    对于实践经验与内生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阿罗(1962)提出的“干中学”(1earningbydoing)是一个解释模型。阿罗的模型建立在心的假设之上，认为“干中学”是以经验为基础、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1]因此，内生技术进步是以经验和时间为基础的技术改进，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连续发生的小步伐的创造发明。林毅夫曾提到过实践经验在技术发明中的作用，他认为前的技术发明机制是“经验性试错”，而现代的技术发明机制则是“实验性试错”。经验性试错与实验性试错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经验性试错缺乏现代基础，而试验性试错则需要应用更多的科学知识。[2]因此，我们认为实验性试错就是实践经验与科学知识的应用两者结合而成，实践经验在技术发明中依然不可或缺。艾伦·刘在分析中国温州模式的成功时，提出3M和 1I，即群众创造性(mass initiativeness)，流动性 (mobility)和市场(markets)与中国结构的空隙 (interstices)的结合。[3]艾伦·刘将群众创造性指向一个制度性因素，将其概括为家庭手在温州形成的传统，但其合理的内核应该包括经验性技术发明。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温州的成功案例都有一个基于实践经验的技术发明作为支持。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曾经形成过一个塑料编织袋的产业群落，这个产业群落的形成就是得益于一个经验性技术发明，即将传统的木织机进行改进后用于编织塑料编织袋，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    现代经验性技术发明有以下特点：    第一，经验性技术发明是生产实践经验与科学知识相结合的结果，不可偏执于一端：第二，经验性技术发明并不一定是指原始创新(original creativity)，尤其是不一定能够发现新的原理(有时也能发现新的原理)，重点在于应用原理性知识解决问题：第三，从知识增量来说，基于实践经验的发明所增加的主要不是明确知识(explicit knowledge)、而是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而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具有高度语境限制、具有不确定性的粘性知识(sticky knowledge)，这部分知识不能够单纯通过语育进行传播，只有当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中共同工作、积累实践经验才能获得，阿罗将此种技术进步的传播称为溢出效应(spill over effect)。一些调查表明，对于生产飞机和完全制导导弹系统等属于典型的复杂系统的，即使根本没有保护，一个有能力的模仿者要比创新者多花3／4的费用才能搞出类似的东西。生产复杂的系统涉及许多元件和众多精细的环节，其中大多数技艺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学习，而无法在实验室中学会。即使有模型可供剖析或手头有蓝图，但要学会生产这样的产品仍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和时间。[4]第四，基础研究的成果和应用研究的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除了取决于资金等方面的配套能力之外，还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经验性技术发明，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性技术发明作为支撑，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二、经验性技术发明的现代价值    前现代的技术进步源于缺乏科学基础的经验性试错，但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经验性技术发明在现代社会里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下我们试图从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当代语境两方面发掘经验性技术发明的现代价值。    经验性技术发明的现代价值在于，当人类第一次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或者当一个国家由现代化后发展状态追赶发达国家的时候，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都来源于经验性技术发明。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虽然传统大学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显然并没有被整合到国家经济发展体系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进步力量来自于技术工人培养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当时一些做出重要技术发明的人，例如瓦特、克朗普顿、凯伊、哈格里夫斯、卡特莱特、阿克莱特、戴维、法拉第等人都是学徒出身、有实践经验的工匠。[5]工业发展史上享有很高声誉的瓦特，十几岁就到伦敦当学徒，后来在格拉斯哥大学当机修工，认识了当时著名的物理学家布莱克，从他那里学到许多热学知识，他之所以能够做出在工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不但与他学到的知识有关，同时也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关，瓦特的发明应该属于经验性技术发明的范围，从而确立了经验性技术发明在人类初次进入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6]对于追赶型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更多的例子可以说明经验型技术发明的重要意义。例如，18世纪的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在追赶欧洲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经验性专利发明呈指数型增长，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理论科学进步的速度。1790年至1811年，美国平均每年颁出的专利数为77项，1830年则颁出544项专利，1841年至1850年颁发6460件专利，以后10年共颁发出专利25250件。1851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上，美国技术成就初显光芒，引人注目。与辉煌的技术成就相比，美国科学显得逊色，尤其是基础科学，科学人才很大程度依靠国外培养，更有人指出至1820年，美国仍然没有培训科学教授的标准训练和教育。这种状况表明，处于追赶时期的美国科技发展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点，虽然被批评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却在促进国家发展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7]日本的现代化追赶之路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新技术之所以能够在日本生产中得到广泛采用，其原因在于经验性技术发明的大量产生。在日本，许多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长期从事机械制造和修理，既懂技术，又熟悉机械结构，所以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发明和创新一些实用机器，并在生产过程中得以应用。尤其是一些有技术专长的实际生产工作者仿照英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的机器进行本土化技术改进，对于日本生产技术的提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8]我们同样可以在以色列的发展中看到经验性技术发明的现代意义。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在贫水的土地上发展出高产农业就是得益于一项基于实践经验的发明。1962年，以色列一位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水在同一点上渗入土壤是减少蒸发、高效灌溉及控制水、肥、农药最有效的办法。这一发现立即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发明滴灌以后，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30年来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而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    从中国发展的当代语境来看，面对人口庞大、环境正在恶化、资源趋于紧张的现实，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共识，而实现这一共识的关键在于不断地将新的科学技术应用到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更具体地说，我们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时候实现技术的本土化，并不断地将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使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式转向集约式，实现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技术转化能力、经验性技术发明的数量还不足以达到这种发展转型的要求。图1显示自93年以来我国外资企业出口商品占我国出口总量的比重不断增加，而图2则显示，在中国的出口加工商品中，国内投入所占份额的估计值(包括本地的资源消耗、工资和利润)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中国大陆的加工贸易产值中，几乎有80％来自于进口元件和材料。也就是说，在过去五年中，虽然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但国内投入品所占的份额实际上却在逐渐降低。[9]这一点已经足以说明，我国的商品生产者并没有成功地实现引进技术和移植，主要原因就在于经验性发明的数量与质量远不足以支撑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以及科学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从而也突显了经验性技术发明在我国当代发展语境中的重要意义。      三、我国高等院校的研究功能要    以实用性研究为主    经验性技术发明对我国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我国的高等院校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研究功能指向这一领域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最早提出大学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洪堡认为大学的研究功能不应该具有功利性，虽然目前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研究功能最强的高等院校是研究型大学，而研究型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尤其是高等院校研究功能的发展并没有遵循洪堡所指出的方向前进，现代发达国家高等院校研究功能之所以成熟，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够主要从事基础性研究，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高等院校经历了以实用研究为主的发展阶段，从而将自身的研究功能整合到了国家需要的发展轨道之上。因此，通过开展实用性研究将高等院校的研究功能整合到国家发展过程中，是高等院校研究功能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这一点在这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中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先看英国的情况。在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其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不是来自传统大学，而是来自经验性的技术发明，这些经验性技术发明一开始主要来自于英国的技术工人培训系统，然后则主要来自非传统高等教育机构。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新兴高等教育机构是在与传统大学的对抗中发展成长的，与传统大学对工业革命的漠视不同，这些高等教育机构与英国工业界形成了密切的伙伴关系，推动着英国社会的技术进步。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新兴院校提供与工业革命有关的学科与课程，培养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技术人才，第二个方面是与培养技术人才相适应，新兴高校建立了针对工业化需要的科学研究制度，这些学校的教授和科技人员与企业合作从事有工业发展意义的革新研究，为工业化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例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开设的化学课程内容不仅涉及到染色酿酒等，部分教授还亲自参与地方化学元素工厂的建造、技术指导等方面的事项[10]，象润滑法、煤矿抽水机、钒钢等工艺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都是由这些高校的研究而取得的成效，这些学校成为与当地特点密切联系的工业研究中心。[11]因此，从历史上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英国的新兴高校大量地从事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研究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美国的情况。美国的赠地学院确立了高等学校为地方服务的职能，要求美国高等融人农业生产和过程、为其解决实际问题。莫里尔法案使州立大学有很大义务去满足地方产业以及地方立法所确定的优先项目。一般而言，只要知识创新的实用价值被确认，它们就可能很快被理解并吸收到大学课程中来，以至于林肯·斯蒂芬斯曾有这样的评论，在威斯康辛，“大学和有文化的农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就像他们的猪圈和工具房二样”[12]。另外，为满足当地工业需要而创立的大学研究项目，虽然与培训相结合，但也常形成自身的特性，并且实现了制度化。例如，阿克隆大学的橡胶研究，俄克拉荷马大学在石化领域声名显著，伊利诺伊大学和普度大学一直致力于铁路技术的研究。[13]在美国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不少美国大学与工业界形成了与培训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与研究制度，在这个时期美国大学科研的主流传统不是脱离现实问题从事基础研究，而在于研究并解决现实问题。直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美国大学中的研究工作中有很大部分仍然着重于解决现实问题。[14]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并没有彻底完成、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时，其高等院校的研究功能应该以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为主要功能。这一推测不但有事实作为支持，而且也能够从理论上得到解释。从理论上来说，发展家的高校研究功能不应该以基础研究为主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是由其投人能力所决定的，当前基础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经费投入十分巨大的研究领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高等院校将其主要的研究功能定位于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是由其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能力决定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是全球共享的，尽管基础研究成果的拥有者在将其成果转化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有某种优势，但基础研究能否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更取决于相应的转化能力。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具有超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能够从基础研究的成果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从而形成基础研究高投入、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因而是基础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相反，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不具备经济实力大规模支持基础研究，另一方面科技转化能力较弱又使它们难于从基础研究的成果中获得相应的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高等院校如果盲目地把主要研究功能定位于基础科学研究，那么它所做出的贡献恐怕会主要有利于发达国家，从而使其宝贵的研究资源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高等院校的研究功能要以实用性研究为主，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我国是一个追赶型的化后发展国家、对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能力较弱的现状所决定的。就我国的科技发展目标而言，促进实用性研究以提高我国的科技转化能力应该处于优先地位。    虽然我们有很多理由强调我国高等院校的研究应该以实用性研究为主，但是要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当前我国的许多高等院校眼睛向上，对于培养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消化引进先进技术积极性不高，只热心于出科学研究、追求大学国际排名，对教师的评价也主要以SCI科学论文的多少作为主要标准，而较少顾及教师的实际能力如何。在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功能方面，热衷于从堆里找题目，而不是考虑如何为当地经济建设解决实际问题。[15]在许多工程院校，无论是直接为工业企业培养人才的数量，还是毕业生进入国民经济第一线企业的数量都偏低，直接为工业企业服务的工程性论文和设计的数量、质量也与经济发展的要求有不小的差距。[16]因此，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固然有其内在原因，但高校不能积极介入实用性研究也是原因之一。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有一些传统大学基本上不从事实用研究，这是由这些大学的传统、性质以及大学发展所固有的惰性所决定的，是难以避免的，所以我国高等教育中出现一些偏颇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部分学科作前瞻性战略布局，加强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这些工作都要由传统大学来承担。所以，我们在尽量促使传统大学调整研究功能的同时，也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传统大学身上，要特别重视新兴高等院校尤其是实用性高职院校的研究功能，促使这些院校根据自己实用性强的特点，积极从事与国家建设、地方经济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各种实用研究与发明，建立与自身特点相适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研究制度，这是高职院校定位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进一步涉及。    四、高职院校的研究功能    与高职院校定位    高职院校是不是应该具有研究功能，这个问题虽然有争论，但是大多数人却对此持否定态度。一般认为，根据美国的大学分类框架，我国的高等学校系统应该分成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和教学型高校，研究型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应定为教学型院校，不具有研究功能。我们认为，这样简单地移植美国现行高等院校分类框架的方法不但缺乏对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历史考察，也缺乏对我国社会现实状况的分析，割裂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不合理的。    第一，美国高校之所以基本上不涉及实用研究，是因为美国的现代企业已经发育成熟，能够独立承担技术创新任务。而中国企业特别是本土企业，其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实用性研究能力都非常薄弱。图2所显示的我国出口商品的本土投资比例正在不断降低，就表明了本土企业在实用研究能力方面的薄弱性。这种薄弱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装备制造业落后。在1991—1996年间，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的设备物品金额占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总额的1／3左右，占实际利用外资的60％以上，说明我国较为先进的设备主要来自外商合资。[17]第二，新技术的应用主要依靠国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FDI)。罗森(Daniel Rosen)对2002年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分析时发现，被统计为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占85％。[18]第三，技术主权不断丧失。在合资企业中，中方基本上丧失了技术主权，几乎所有的研发工作都转移到了外方，原来的本土研发团队往往迅速被解散。例如，2000年二汽在确定要合资的同时就着手撤销原有的技术中心。[19]代工①对于技术转移要有利一些，我国的生产方会实质掌握相关的技术，但这种方式不但不能形成自有品牌，而且往往也没有技术主权。因为在代工的过程中，从上讲，我国企业同样不是一个独立的技术创新主体。例如10年前，西飞和成飞曾与美国波音公司签署了代包合同，合同规定，委托他们加工的东西，所有技术问题都要经过美国工程师的签字，一切改进的技术专利权全归美国公司。因此，在我国本土基本上不存在成熟的实用性技术主体的情况下，高等院校不能采用美国模式来规划自己的研究功能，需要通过高校的实用性研究来强化本土实用性研究能力的成长，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这方面的研究功能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正如前面我们所指出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及其基础研究功能是在实用型高校及其实用研究功能的基础上发展、进化与成熟的，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高等院校的研究功能是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在美国追赶欧洲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美国的高等院校的研究功能主要是实用性研究，并通过实用性研究构建高校研究功能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因此，如果我们要借用美国的高校分类框架，则不但要考虑美国高校的现有类型，更要考虑美国高校研究功能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以及高校类型的进化过程。虽然我国今天的情势、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与美国赠地学院时期有极大的差别，但国家发展阶段却又相同，即两者都处于工业化没有彻底完成的追赶阶段，这一阶段特征决定了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可能超越美国赠地学院阶段，考虑到这一点，再考虑赠地学院的特征、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进化过程及其对今天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贡献，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今天的高等职业院校从背景到功能均与美国18、19世纪时期的赠地学院有相似之处，尚处在进化初期，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其实用性的办学特点，促使其通过产学合作方式从事实用性研究，则对帮助企业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构建我国的经验性技术发明系统并进而形成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系统大有益处，其自身的研究功能也能够获得充分的发育。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是过分强调高等院校的基础研究功能还是否认高职院校的研究功能，均不符合我国发展的阶段特征，重视、引导并扶持职业技术学院的研究功能应该是我国高等院校研究功能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三，高职院校定位要有前瞻性。从目前高职院校定位的思路来看，普遍注重的以高等职业院校的现实状况为出发点、以解决个别问题为目标的即时性定位。我们认为，这种从现实出发、基于具体问题的定位是十分需要的，像高职院校这样的实用型高校就是要在解决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中得到成长。但是，我国高职教育尚处在进化初期，远没有定型，过分拘泥于高职院校的现实状况，容易从片面的、局部的问题出发去概括全部，不利高等职业院校的充分发育。因此，在加强即时性定位研究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前瞻性定位。前瞻性定位和即时性定位的区别不但在于所着眼的时间长短不同，也在于对不同定位手段的选择。前瞻性定位承认我们不可能洞察高职院校发展的所有未来事件，承认高职院校的未来发展确实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因此，前瞻性定位必须从高等职业教育的长期稳定发展出发，按照与时俱进的原则，注重解决基础性、制度性和机制性问题，尽量减少行政指导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过强干预，留给高等职业院校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尽管高职院校的研究功能目前还非常薄弱，但是只要我国坚持在技术的继承与模仿当中追求创新的技术道路，在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突破，我们就能走向技术自主，高职院校的研究功能也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当前我国技术自主的关键问题在于经验性技术发明不够，而经验性的技术发明来源于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现代科学知识的结合，这正是高职院校的教学特点，这一特点也奠定了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强化研究功能的基础。众所周知，高等职业院校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特色是实践性教学的强化，而从事实践性教学的最好方式就是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从知识的特性来说，实践性教学虽然也包括相当数量的书本知识，但更多的知识是具有高度语境限制、具有不确定性的粘性知识，这部分知识不能够单纯通过语言进行传播，只有当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中共同工作、积累实践经验才能获得。因此，这样的教学不能单纯依靠目前许多学校那种学生学、老师教的模式，而要依靠教师领着学生在一些实践性项目“滚”[20]，这样高职教育的特色才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教学质量和水平才能够提高。强化高职院校的研究功能不但不会让高职教育失去自己的特色，而且会让它的特色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并使之成为我国经验性技术发明的重要源泉。 注释：①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即由本iF-家根据外方的要求，为其生产产品或零配件，但产品仍然贴原有的品牌。 文献： [1]  KENNETH ARROW．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155—173，1962， [2]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1994．260． [3] 艾伦，刘．“温州模式”的利弊[A]．西方专家为中国经济诊断[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4][13][14]  理查德·纳尔森．经济增长的源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75，220-221，219． [5]吴必康．权力与知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37，283． [6]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61． [8]张毅，中国工业化与国家工业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28，36． [9]乔纳森·安德森．中国奇迹面临的“新挑战”[J]．比较，2004，(14)． [10]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47． [11]徐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论大学与工业的关系[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44． [12]  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的演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83． [15][20]  贺贤土．高等职业教育“高”在哪里[J]．职业技术教育，2003，(21)． [16]余寿文，等．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与工程师培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3)， [17]陶蕙．FDI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J].工中国国情国力，2003，(11)． [18]岳健勇．不容乐观的工业化前景[J]．读书，2004， (7)． [19]路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中)[J]．商务周刊，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