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比较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5
[关键词]西欧；远古；中古；思想道德教育；目标比较
思想道德教育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其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即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欧中古时期，一般是指西欧的中世纪。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的统治阶级，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人们的思想品德状况，明确提出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
一、西欧远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
西欧远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主要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因此这一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以如何培养统治者为目的。
(一)培养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在智者派的教育思想中，他们把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作为其思想道德教育目的。普罗泰戈拉在谈到他的教育目的时说，到他那里求学的人，可以学到处理“私人事务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智慧，他们学到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事务方面作最好的发言与活动”。
苏格拉底是历史上最早的专家治国论者，也是柏拉图培养王的思想渊源。他明确指出，治理好城邦要靠有专门知识的治国人才，培养这种人才就是所要追求的教育目的。后来，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实现其理想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断言，在“理想国”里，居于中坚地位，起中流砥柱作用的人，无疑是哲学王。柏拉图要求，哲学王必须兼哲学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无论在事业上，在业绩上，在学业造诣上还是品德上，没有哪个人能与哲学王相媲美。因此，柏拉图把实现教育的最高理想——培养能接近真正“善”理念的哲学王，作为他的思想道德教育目的。
罗马共和后期的西塞罗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政治家，而只有优秀的雄辩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因此，西塞罗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培养雄辩家。他指出，一个雄辩家不仅要能言善辩，而且必须具有良好的、多方面的素养，并把理智、学问、道德、情绪、态度作为雄辩家的五大要素。可见，西塞罗所要培养的雄辩家，不仅是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个接受全面教育的人。
(二)人的智慧，培养人的道德。苏格拉底把美德等同于知识。他认为，人有了知识，就能懂得如何做人，知道如何做人，就算踏上了“自我实现”的道路，成为一个能够独立判断是非，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因此，苏格拉底一方面把培养治国人才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同时他还把使人们自觉地用理智认识永恒不变的道德，认识道德概念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时指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人具有理性，人只有运用和发展其理性，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同样，人的教育也应当以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为根本目的，旨在达到这种目的的教育，才是自由人所应接受的教育。
罗马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塞涅卡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获得幸福的美德，而要实现这个目的，人就必须不断地追求智慧，这是因为“唯有完美的智慧才能创造幸福的生活”。因此，塞涅卡又把发展人的智慧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直接目的。
二、西欧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
西欧中古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麻痹人们的思想，教导人们服从封建统治，用追求上帝和天国来引诱人们。因此，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热爱上帝的人，实际上是做封建统治者的顺民。
(一)培养上帝的顺民。在教育目的上，基督教神学也决定了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中古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与基督教关于人生目的的教义直接相关的。基督教要求人们爱上帝，《圣经》说：“尽心尽性地爱上帝，这是戒命中第一的且是最大的。”在基督教看来，人是上帝创造的，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自己的儿女，人类也要爱上帝；人类生而有罪，可是上帝慈悲，只要爱上帝，虔诚信仰和服从上帝，一切罪恶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爱上帝就成为人生的根本目的，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要培养人们对上帝的这种感情。
奥古斯丁从维护基督教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权威出发，主张思想道德教育应该为教会和神学服务，培养虔诚的基督教徒和教会的教士，这是他所确定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目的。阿奎那也强调，只有通过系统的思想道德教育，个人才能真正成为具有良好品行和善良的人。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阿奎那认为，服从上帝，尊敬父母，为国家利益放弃个人利益等都是十分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应是努力发展这些品质，使人成为上帝虔诚的信徒和国家良好的公民。
(二)磨灭人性、实现神性。持性恶论的奥古斯丁、杰罗姆、阿奎那等天主教神学家们认为，由于人性本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和最高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手段、途径、方式，节制乃至消除人的各种欲望，使人从恶性中解脱，上升到神性的境界。由此，他们通常把教育活动和教育过程当作一种进行精神训练的活动过程。
古代基督教圣经学家、拉丁教父杰罗姆认为。灵魂是神的圣殿，灵魂的核心是对神的敬畏。为了得到上帝的拯救，人必须得到充分的教育。教育与训练的作用在于对人内在的精神发展施加影响，使人与生俱来的善性和“神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作为基督教神学家，杰罗姆明确指出，全部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使上帝所赋予的神性得到发展，使人的善性得到发扬，从而净化人的灵魂，使灵魂得到拯救。
奥古斯丁从其生而有罪的“原罪说”出发，指出人要去除罪恶就必须要信仰上帝，只有信仰上帝人才能从恶性中解脱出来，最后上升到神的理想境界。而人要信仰上帝，获得上帝的拯救首先必须过禁欲的生活。人们倾心于身外的美丽的事物，但人们只应通过它们去认识上帝的至善至美，因而赞扬上帝，不应陷溺于对这些事物的爱恋。沉湎于暂时的不可变的有形的事物，把快乐寄托在这些事物上就容易堕落，并且距上帝越来越远，终将走向毁灭。阿奎那也认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就是实现神性，要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
三、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目标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地方。
(一)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共性点
1．二者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思想道德教育都是以一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条件为基础的，总是为一定政治集团、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也是如此。这两个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都是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在远古时期，无论是培养哲学王还是雄辩家，都是从奴隶主内部产生。思想家们讨论思想道德教育，从来都是把奴隶排除在外的。例如，柏拉图的哲学学说和社会政治学说是直接为贵族奴隶主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的。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柏拉图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在他的理想国家的组织中，奴隶根本不属于任何等级，他们被排斥于社会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之外。
在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以宗教的形式来实施，神学家们表面上是教导人们信仰上帝，做上帝的顺民，实际上是做封建统治者的顺民。这一点可以从基督教产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基督教是在犹太平民反对罗马人和犹太上层统治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早期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而且。“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到基督教中寻求寄托的上层权势人物越来越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的成分。他们利用了基督教的思想内容中许多消极的东西，如要求人们“忍耐”，消极地“等待”耶稣基督降临人间，拯救世人等等，同时还把符合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斐洛的希腊化了的犹太一神论和塞涅卡的斯多葛主义大量地塞进基督教教义之中。它竭力向群众灌输逆来顺受、驯良服从的宿命论的伦理道德，要教徒放弃反抗罗马帝国的斗争，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成为它的忠顺奴仆；它大肆宣扬敌我不分，爱仇如已的阶级调和论；它公开为奴隶主统治阶级残酷镇压奴隶的罪行进行辩护，说奴隶的身体是主人的，应该为奴隶主服务，不应该反抗；等等。总之，基督教完全改变了它最初对罗马帝国当局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成为对罗马帝国有利的工具。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就由奴隶主的宗教转变为封建主的宗教，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工具。西欧中古时期，基督教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都占据着主导地位。 2．二者的具体目标都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在思想道德具体目标的制定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无论是远古时期的勇敢战士、“和谐的人”等，还是中古时期上帝的顺民，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西欧远古时期，古希腊的斯巴达是一个贵族奴隶主专政的国家。他们为了强化国家机器，达到对内镇压奴隶、对外扩张的目的，就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军营，从、到文化教育无不以强化军事专制为目的，实行全国皆兵，尚武成为斯巴达国家的灵魂。因此，斯巴达国家为了培养适应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需要的下一代，确定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斯巴达人成为能勇敢战斗，具有坚忍不拔精神，有强壮的体魄，掌握娴熟的军事技艺和对城邦绝对忠诚的战士。而在另一个国家雅典，情况则不同。雅典人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民主改革，逐步改变了氏族制度，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这就为雅典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雅典确定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则是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人，这种“和谐发展”，包括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脑力与体力的和谐，心灵与身体的和谐。
古罗马时期，特别是帝国时期，罗马的学风败坏，部分青年精神萎靡，意志消沉，道德败坏。所有这些，都是奴隶社会走向没落的反映。为了挽救没落的奴隶社会，继续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这一时期的教育家、家们提出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雄辩家或演说家，并指出：培养人必须以德为先，具有良好的德行对于一个雄辩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西欧中古时期的早期，封建统治者的政权刚刚确定下来，还不够稳固。封建主们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接纳并改造了基督教思想体系，利用人们对神的崇尚心理，借用神的力量来愚弄人们，管理社会生活秩序。因此，教导人民爱上帝，为了来世进天国而必须忍受现世的痛苦，做上帝的顺民就成为西欧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总而言之，在阶级社会里，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是统治阶级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唯一目标，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具体利益，决定了名称有所不同。
(二)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的差异分析
1．两个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针对的对象不同。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由于统治方式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同，两个时期在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的确定上，其针对的对象也有所不同。西欧远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对象指向于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其任务侧重于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主要原因在于，在西欧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对奴隶是完全的占有关系，奴隶只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教育家们都无一例外地把奴隶排除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外，完全不把奴隶当人看。在他们看来，奴隶在奴隶主眼里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例如德谟克里特认为，奴隶主“应该像使用我们的四肢一样来使用奴隶”。柏拉图在阐述其伦理思想时，认为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没有道德关系，是因为奴隶根本不算作人，更谈不上有什么天赋秉性和美德了。赫拉克里特认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是坏的，占少数的奴隶主是好的，对于奴隶必须加以驱使、镇压，就像对待牲畜一样。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们认为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因此，在思想道德教育的问题上，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奴隶主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式和怎样使这种秩序更好地延续下去，即接班人问题。对于奴隶，则根本谈不上什么思想道德教育。
西欧中古时期，农奴对于封建主只是人身依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被占有，人身的一定自由决定了农奴们思想上的一定觉醒。再加上西欧封建社会初期，封建统治秩序还没有稳固下来。这时候统治阶级最关心的是如何安抚被统治阶级，巩固和完善这种封建统治。因此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对象则较多的指向被统治阶级，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寻求更好的方式来教育和驯服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
2．两个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所体现的价值观不同。不同国家思想道德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体现了不同国家因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而导致的国家基本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的差异。西欧远古时期，古希腊的城邦奴隶制国家制度，决定了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人是一个政治动物”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个人与城邦的一体化。在此基础上，思想家们进一步论述了人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理性的动物。柏拉图就是一个特别注重理性的哲学家，他通过“理念论”把精神、理性视为崇高的地位，认为有理性的生活也是有德性的生活，是最高的善。在他的人性论中，理性居于统帅地位，指挥灵魂的其他部分。柏拉图把这种理论运用到他的政治观中，把代表理性的“哲学王”推崇到国王的位置，实际上也反映了他关于理性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张。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达到至善，至善就是自我实现。圆满地完成自己的理性功能，就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生活中，实现人的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动物，因此，人必须具有美德。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行德，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知德。这种培养社会的人、理性的人的思想在远古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指导着思想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决定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参与国家管理，具有良好美德的人。
西欧中古时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基督教神学所鼓吹的以上帝为道德的唯一衡量标准，以来世的幸福为人生的追求目标成为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以人与上帝的关系来解释，都要为教会和神学服务。因此，这种价值观也决定了西欧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为教会和神学服务的虔诚的基督教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