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与毕业生就业市场分析

　　关键词：家庭高等　投资风险　毕业生就业市场　宏观调控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家庭在追求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同时必须面时教育投资的风险。我国当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风险是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择业是在就业风险下的理性选择。为减小大学生就业风险，国家要加强对家庭高等教育投资与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宏观调控。
　　一、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状况
    从1994年实行高校收费双轨制，至1997年并轨以来，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不断增长，意味着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不断增加。从动态来看，高校学费由90年代中期的500元增加到目前的5000元左右，长了10倍。近两年的学费增幅虽然减小，但始终处于递增趋势，并且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投资增长是在远超过居民收入增幅的情况下的急剧攀升。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1995一2002年无论是城镇还是居民的人均收人增长不到1倍川。从静态来看，家庭对高等教育学费投资占居民家庭或人均收入相当大的比重。比如，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总队对全国4万户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l=l199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为5854元，而占人口更大部分的农民收入人均为2210元(其中现金收入为1538元)，2000年高等学校的学费投资(按4600元)，占城镇居民家庭(按三口人计算)收入的26%左右，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69. 38%，基本上是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收人的全部。以2001年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标准，现在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学费投资已经占到了比较富裕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7. 46%，更是农村人均收入的2. 5倍以上。而国际普遍认可的高校学费投资占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约为60 % 因此，我国居民高等教育学费投资远远超出了居民的支付能力。
　　从学费占生均经费的比例来看，我国大学生平均学费以4500元计，占生均全口径经费支出1万元的比例达到45 %。据世界银行对33个国家的统计，学费在公立教育机构经常费中的比例最高的是韩国，占40%,10个国家在20%左右，20个国家在10%左右。一般认为，在高等教育经费构成中，学费占20%是比较合适的比例。显然我国高等教育个人学费投资大大超出了合适的比例。
    最近几年，大部分学校学费都定在5000元左右，再加上住宿费、餐饮费、通讯费、文化娱乐费等其它费用，一个大学生的开销，每年要在万元左右，培养一个大学生家庭总投资约4万元。这一数目是城镇中等收入家庭4 -- 6年的积蓄，是农村中等收人家庭15一20年的积蓄，是贫困地区居民和下岗职工一辈子的积蓄，许多贫困家庭不惜举债为子女进行高等教育投资。

    高等教育投资也像其它投资方式一样，是为了获得未来的经济上和非经济上的回报，是受未来导向的投资行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投入提高人的能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总产出的规模，也使个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即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总比受教育水平低的人获得更高的收人。因此，教育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认为是能在未来获得较大收益的有效投资形式。
    二、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
    所谓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指在个体的高等教育阶段投人一定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开发人力资本，但在未来若干年，投资者的收益不一定能补偿投资成本的现象。家庭把资金投入到孩子的高等教育中，会想到这笔投资什么时候能得到收益，能否获得比较高的收益，会不会出现投资不能及时收回或投资损失的现象。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和担心就是对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估量。人们在追求高学历、高回报的同时，必须要面对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
    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根源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个体能力差异较大;二是大学之间的质量差异个体教育的影响不同，形成个体之间的知识差异;三是劳动力市场状况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难以预期的变化，毕业生可能遭受失业或从事与学历不匹配的职业，往往使他们承担零收人或低于预期目标的收人结果。我们把前两个方面因素造成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称为永久性冲击或永久性风险，由于该风险是个体所特有的，又可称为非系统性风险。永久性风险对个人的影响是潜在的、长期的，甚至伴随着一个人全部职业生涯，这也是人们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追求高学历、名学府的原因。而把第三个方面因素引起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称为暂时性冲击或暂时性风险，由于该风险是市场风险，又可称为系统性风险。大学生失业现象是大学生就业市场暂时性风险的集中体现，这对个体受教育者的专业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是明显的。
    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存在选择性限制，主要集中在以人才市场为导向的专业和职业选择上。我们知道，孩子的智商是不能选择的，受教育院校的层次也只能由高考的分数来确定，而对专业和职业的选择余地相对大一些。在专业和职业选择中，人们最关心的是人力资本供求的变化与市场风险。比如，投资学习不能适应市场需要而很快过时的知识和技术，投资回收期短，往往无法收回全部投资;或者是投资于市场适应面窄、收益率低的人力资本开发，投资回收期长，不确定因素多;或者市场上某一方面人才的供给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毕业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可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是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晴雨表”。
　　三、当前毕业生就业的市场风险与理性选择
    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大环境不利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给企事业单位埋下了失业的隐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隐性失业逐步显性化，失业压力明显加大。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 3 % , 2002年为4 % , 2003年上升到4. 3 %，登记失业人数800万，2004年预期失业率为4.7%而我国登记失业制度尚不健全，未登记的失业人员占相当大的比重川。另外，我国把下岗与失业区分开来，下岗不算失业，2003年我国下岗人数达到600多万人，1998年至2003年国有累计下岗人数达到2818万。如果把未登记的失业和下岗列人统计指标中，我国的失业率远超出失业警戒线，这还不包括1. 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增长的相关性来看，在上个世纪80年代，GDP增长1 %，约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90年代则下降为80多万个，在经济增长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弹性系数还会继续降低。     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是市场的产物，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凸显为社会就业的主要矛盾。从1999年起，我国连续扩大招生规模，毕业生数量跳跃式增长，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增长比较缓慢，这几年基本维持在70%左右。2003年扩招后第一个就业高峰期的到来，这一比例更低，因此，毕业生失业人数剧增。部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我国大学毕业生超过212万人，2004年将达到280万人。据预测，2005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很可能达到340万人。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急剧增加，毕业生就业难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据统计，我国各类高校毕业生中“待业”人数，2001年超过34. 5万人，2003年达到64万人，2005年预计为75万人。
    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外部环境和市场状况来看，就业压力愈来愈大。其结果，一方面促使大学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降低就业要求，避免“高不成，低不就”，陷入选择性失业的怪圈。不久前，连云港市一家招聘工人，出现了下岗职工与高校毕业生同场竞聘的局面，这表明高校毕业生就业已进人“平民化”的时代，也表明毕业生就业已面对现实。实际上，大学毕业生是选择就业还是“考研”，选择大中城市、沿海城市还是，选择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完全是市场行为，只要就业体制顺畅，在就业岗位充足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大量的毕业生失业问题。另一方面，家庭对高等教育投资进入尴尬的境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位父母的迫切希望，家庭省吃俭用，用尽一辈子的积蓄，乃至举债都要供子女求学，希望子女学有所成，将来有一定的地位，有满意的工作，较高的收人，也不枉费这些年的教育投资。但是，在孩子和家长经年累月的辛劳之后，他们必须面对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甚至不得不接受失业的结果。对毕业生而言，失业意味着从学校迈向社会的起始阶段遭受挫折，对个人心理和人生旅程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几十年苦读“壮志未酬”，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尚无回报。毕业生后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就业的压力有增无减，何时能在职场有一席之地?何时能收回投资成本?很难预期。对家庭而言，几年、几十年的积蓄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这就是无情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引起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暂时性风险。

    为了规避高等教育投资的暂时性风险，学生在专业和职业选择上总是慎之又慎，精心挑选。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分层的，有主、次之分，且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是分割的，很难流动。一般情况下，失业后多数只能在次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岗位，如果不经过学历提升和技能培训等途径很难再进人主劳动力市场。因此，为了规避教育投资风险，人学前总是选择将来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比如近些年来，普遍热衷于生命、信息、经济与管理等热门专业;择业时，总是把就业地区和收人高低作为重要因素进行权衡。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市场化的就业模式下，毕业生就业选择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对毕业生这种顺应市场的择业观念是无可厚非的。尽管教育投资对人的提升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方面，但实际上在毕业生进人劳动力市场期间，会把教育投资的未来收益和风险作为择业的重要指导因素，希望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环境、比较高的收人、稳定的职业。在就业市场出现低潮时，一些毕业生宁可不就业也不愿去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因为滞留在次劳动力市场后很难再进人主劳动力市场，从而出现了毕业生选择性失业的状况。选择性失业给毕业生一个再选择、再深造、再就业的机会。就业中的“高不成、低不就”不是毕业生挑剔的结果，而是在对成本收益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如果盲目就业，被限制在一个不能流动或流动成本很高的低收人环境中，不仅约束了自身的，而且教育投资很难在预期的时间内收回，形成家庭教育投资的低效用和收益损失。
    四、国家要加强对个体高等教育投资与就业的宏观调控
　　大学毕业生失业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现象，于己于国都是不利的，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方式进行调控。毕业生失业，家庭教育投资收效甚微，本来就拮据的人们会逐渐失去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本来教育投资就很脆弱，在长期得不到投资收益的情形下，往往会一撅不振，不利于国民自身素质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刚刚步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行列，大学生依然是人力资源中的“稀缺”人才，国家每年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数额巨大，如果这些“稀缺”资源处于失业状态，而大量的低素质员工充斥岗位，既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又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因此，从个人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政府应对家庭高等教育投资和毕业生就业进行宏观指导。
    国家和相关研究部门要坚持人才发展战略，对人才供求趋势进行研究和预测，供大学生作为专业选择的依据，减少不必要的人才浪费。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力资源的类型、质量和数量有不同的要求，国家宏观的人才培养计划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个人预测能力和预测手段参差不齐，个人对专业选择与职业之间的关系了解不够，对社会人才需求预测存在较大的偏差，因此，需要国家和研究部门进行未来人才发展规划，预测不同专业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需求状况，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或高等学校制定招生计划、设立专业的依据，使人力资源的供需趋于平衡，减小教育投资的风险。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要为毕业生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提供全方位的就业平台。首先构建有利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体系，推进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减少人员流动的交易成本;其次，建立顺畅的毕业生就业信息平台，扩大毕业生的选择信息，降低职业搜寻成本;第三，高等学校要加强学科建设，不断进行学科和专业结构调整，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大学毕业生，提高毕业生的自身配置能力;第四，改变过去单纯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以GDP和就业共同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北大演讲时提出的，应把个人发展的自由度而非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有更重大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