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际贸易类型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评述

　  [摘要]国际贸易现实类型大概经历了产业问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概括而言，比较优势的传统力量可以对一组产品发挥作用，新贸易理论则适用于解释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所导致的产业内分工贸易模式；而当分工深入到产品内之后，贸易的技术结构和垂直专业化水平成为新的分工形式下衡量贸易结构的主要基准。
　　[关键词]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产品内分工

　　引　言
　　　在国际贸易纯理论的发展过程当中，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和交易费用等经济因素都曾被用来描述贸易类型形成的理论基点，这些关键字的顺序则代表了近几百年来理论界对贸易类型认识的发展过程(樊纲等2007)。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我们可以把整个贸易模式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产业间贸易阶段、产业内贸易阶段和产品内分工贸易阶段。纵观已有，有关贸易类型的讨论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仍然存在扩张空间，特别是随着垂直分工的深化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产品内分工贸易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贸易模式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中，大家对其认识还比较模糊，与其相关的理论探讨更是莫衷一是。因此，廓清贸易类型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特质，对于从更深层次上理解贸易理论并指导现实世界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将重点从产业问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贸易三个层面探讨贸易模式的发展历程，分析现有研究的不足，并着重就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出现的最新贸易类型测算方式进行探讨，最后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产业间分工与古典贸易理论
　　　人类历史上真正大规模贸易的产生源于地理大发现，当时贸易的基础是国家已经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贸易类型是产业间贸易。比如14世纪的葡萄牙是地理大发现的第一批受益者，根源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有利于香料生产的资源优势，香料产业早已在该国发展和壮大起来，地理大发现以后的贸易则是强化了她在这方面的优势。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便受这种贸易模式的启发创立了绝对优势学说，主张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各自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即生产成本绝对低)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交换，则对所有国家都会是有利的。这一学说的创立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他揭示了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有利的自然禀赋与后天形成的有利生产条件；二是指出一个国家只要根据有利生产条件参加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就可以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三是在当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提出了自由贸易政策(Adam Smith，1860)。但是由于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一系列条件苛刻的假设之上，因此，它只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在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而不能解释事实上存在的几乎所有产品上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和几乎在所有产品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为了解决绝对优势理论天生的缺陷，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David Ricardo，1966)，他通过一个简单的2*2模型论证了一个国家即使在两种商品都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果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两个国家通过自由贸易都会受益，而产生比较优势的唯一原因是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但是，现实世界中，各国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只能部分的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还反映了各国之间的资源差异，即对原始贸易模式的回归。为了分析资源差异在贸易中所起的作用，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H—O模型，即一个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要素丰裕程度选择出口或者进口的商品种类。虽然“里昂惕夫之谜”(LeonfiefParadox)的产生像一枚重磅炸弹给H－O定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学者通过从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视角(Kenen，1965；Keesing，1966)、自然资源稀缺程度视角(Vanek，1963)、政策视角(Tra—vis。1972；Baldwin，1971)进行分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而维护了H一0定理的权威性，使以HO定理为代表的2*2*2模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贸易理论上的基本假设，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一个国家并非仅仅出口或者进口一种商品，而是成千上万种商品，那么在更高维度上H－o定理是否仍然成立?也有学者就H-O定理在这方面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高维条件下的H-O模型较多，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Vanek(1968)所提出的HOV模型，他通过引入贸易品的要素含量(Factor Content Of Trade)概念，证明在更高维条件下H-O定理的预测将不再成立，但是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将是净劳动要素的出口国，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将是净资本要素的出口国。Leamer(1980)在HOV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扩展，证明在一个多维商品世界中，比较生产和消费中的资本密集度或者比较净出口和生产、消费中的资本密集度，才是确定一国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是否丰裕的正确方法。
　　进一步比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定理我们还会发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虽然考虑了劳动力的不同质性，但是其一种要素的假说并不符合现实世界；尽管H-O定理对比较优势进行了拓展，其同质要素的假定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也并不强，这一点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便得到了证明。有关H—O定理适用性的实证测算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利用投入产出法对H-O定理适用性的直接检验。“里昂惕夫悖论”便是利用这种方法得出的成果(Leontief，1953)。第二类是回归分析法，包括跨产业回归分析(Baldwin，1971等)和跨国家回归分析(Learner(1984等)。得出了与H—O理论褒贬不一的结论。第三类是对HOV定理适用性的探讨。最初的实证研究表明，HOV定理对现实的解释力就像掷硬币的概率一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Maskus，1985；Bowen，1987)。为了找到真实世界与理论基础的关系，实证经济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努力，通过计入要素生产率、消费偏好等多个变量，从新的视角对现有理论进行修正，使HOV模型的解释力大大加强(Trefler，1993，1995)。后续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把所有的信息都考虑进去后，HOV模型等式应该是一个恒等式(Da—vis and WEinstEIn，2001；Trefler，1998)。
　　已有研究通过纳入多种要素试图对已有理论进行补充，使其符合现实世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这就失去了模型作为现实抽象的一种本意，这是已有研究的一个误区。H-O理论本身作为一种理论并没有错，但是现实世界的贸易行为同时受多种因素(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的影响，因此，如果不能构造一个与H—O定理假设相符的现实世界，而尝试着用变换后的模型来检验H-O定理，就不能准确地看出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是否遵循了比较优势。由于现实世界中各国的统计口径不同以及产品、要素种类的划分不一致，数据的选取直接影响了实证结果的准确性，除非获得了相当标准和准确的数据，否则，利用经典简洁的H—O模型将是首选。
　　总的看来，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至二战后资本主义重建阶段，世界贸易类型基本上处于产业间分工模式，国家之间在资源、技术甚至消费偏好方面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动因，开展贸易的目的则是从这种差异中获得收益。
　　　二、产业内分工与新贸易理论
　　　二战后，世界贸易中有三种现象与公认的贸易理论有抵触：第一个是世界贸易的绝大部分是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第二个是大部分贸易是产业内贸易；第三个是战后贸易的扩大绝大部分是在没有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或收入分配影响情况下形成的。对于这种现象，Balassa(1967)，Grubel(1970)等经济学家都曾进行过分析，他们的结论概括起来是比较优势的传统力量可以对一组产品发挥作用，从而引起产业间的分工与贸易，但是产品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导致各个国家只生产每一组产品中的某些产品，因而导致了产业内分工与贸易(Krugman，1981)。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尝试着把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纳入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从而产生了新贸易理论。该理论主要围绕三个命题展开：市场结构；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技术与贸易。
　　关于第一个命题，在新贸易理论分析中，市场结构问题始终是中心问题，把规模经济引入贸易理论，实际上是从标准模型中引入符合报酬递增理论的进步。这方面的进步主要基于三次突破，从而形成了三个关于市场结构的理论。第一次突破是最古老的马歇尔理论，在他的理论中报酬递增被假设为完全外生于企业，从而使市场得以维护充分竞争状态。马歇尔的模型假定虽然提出了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但是其仍然承认完全竞争条件成立，结果令人失望。第二次突破是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它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产业由许多小垄断者组成，这些小垄断者使得该产业形成饱和从而消灭了任何垄断利润，但是由于这一理论对产品的异质过程的论述不够严谨，以此为基础出现了两次扩展：一是Dixit and Stiglitz(1977)提出的异质产品是新产品假定；二是Lancaster(1979)提出的异质产品是产品的不同属性假定。总的来说张伯伦模型的出现是一个进步，它第一次使人们能够从理论上研究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问题，但是与马歇尔相比张伯伦模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垄断，回避了寡头垄断的问题。第三次突破是库尔诺的寡头垄断理论。库尔诺双头垄断模型通过假定不完全竞争的企业间都互相把另一个企业的产量看成给定的，把注意力从规模经济和市场结构转移到不完全竞争中，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规模经济来解释垄断经济的情况。
　　关于第二个命题，与比较优势类似，新贸易理论也承认国家之间在资源、技术甚至消费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但是它认为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产品异质性形成的国际分工。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有关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产品异质性的研究都曾被Balassa(1967)等经济学家讨论过，但是由于这些研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因而这些理论并没有得到均衡贸易理论的足够重视。随着对市场结构研究的深入，最早给出规范分析的是Krugman(1979)，他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中的市场结构，并扩展Dixit andStiglitz(1977)的模型，最后证明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在Krugman(1979)的基础上，Krugman(1980)通过纳入产品异质性，证明当两个国家进行不同质产品贸易时，每个国家都会分工生产在本国有较大市场份额的那种商品，并且每个国家都会成为这种产品的净出口国。进一步，仍然沿用Krugman(1979)的基本假设，Krugman(1981)证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赫克谢尔一俄林贸易，并且不会带来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从而为本节开始提到的三种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关于第三个命题，这是新贸易理论和技术创新促进国际分工这两个观点之间的自然联系。把技术引入贸易是贸易理论的创新，总结技术影响贸易的形式，主要以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南北贸易模型为线索。Krugman(1979)首先从产品生命周期视角出发，以南北贸易模型为基础探讨了技术创新与技术转让的作用，并证明技术创新使发达国家得到更多好处，而技术转让则会使发达国家情况变糟，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技术是外生的，同样基于外生技术假设，Flare and Helpman(1987)将垂直差异引入南北贸易模型。Segerstrom(1990)首次把内生技术进步纳入南北贸易模型，但他们的框架不能解决南方国家的内生技术变化问题，针对这一不足，Grossman and Helpman(1991b)提出了一个内生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他们认为北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南方国家扩散的主要途径是南方国家有意的技术模仿，在他们的模型中不但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是内生的，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也被内生化了。需要提到的另一重要成果是Krugman(1989)，他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说明了创新带来的报酬递增是怎样导致不完全竞争条件的出现，而且反过来说明短期垄断是技术创新的必要动力，从而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最紧密地联系起来。
　　与理论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实证研究则比较薄弱(Bin Xu 2007)。大量的都是基于引力模型来估计贸易量的大小，真正研究贸易类型的实证研究较少，这是现有研究的一个缺失。
　　　三、产品内分工与国际贸易新类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当前主流贸易模式已经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发展到产品内分工贸易。“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作为一种主流贸易模式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无论是产业间贸易理论还是产业内贸易理论，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假定，即作为分工和贸易对象的产品，其全部生产过程在某一国家或经济体内部进行。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国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