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探寻经济持久增长的真正源泉

　　Acemoclu et al（2005）还对纬度、降水量、温度等地理变量以及宗教等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一旦控制大西洋贸易与初始制度的互动，这些传统上认为对经济增长重要的变量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都不再显着。总之，他们认为西欧国家经济的起飞，良好的初始制度与便利的海洋贸易条件都很重要。
　　当然，Acemoclu et al（2005）的文章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初始制度非常重要，但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另外，该文还以制度指数为因变量，以大西洋贸易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后者对制度的演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就让人迷惑了，在初始制度对私有财产提供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制度当然会与大西洋贸易进行良性互动，但一个国家极度****，王室又垄断了大西洋贸易，贸易量的增加，不过是增加国王镇压民众反抗的实力而已，又怎么能推动制度的演进呢？
　　二、内生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
　　西方的兴起真的主要可以归结于大西洋贸易吗？一个经济体的起飞，能主要由海外贸易解释吗？让我们观察一下东南亚四小龙的兴起吧。这几个经济体由一个低收入经济体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持续增长，最终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它们凭的又是什么？有一段时间，它们的崛起被归结于威权政治，但同样是独裁政体的绝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却停滞不前，而民主国家则普遍实现了速度较慢但持久的经济发展。阿玛蒂亚·森不过轻轻几笔，便把所谓的李光耀命题批得体无完肤（阿玛蒂亚.森，2001），将东南亚四小龙归结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海外贸易的另一种说法曾经大行其道），林毅夫却认为外向型经济虽然能够解释四小龙起飞的一部分原因，但未免太过于表面化了。这位大陆最顶尖经济学家认为外向型经济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试想，一个国家没有相当的发展，自己吃饭穿衣都搞不定，怎么还能大量出口呢？他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持续增长基本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是否符合内生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却相对丰裕，因而工资价格低，它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可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

　　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顾内生的比较优势，盲目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就是奉行赶超战略。资本密集型工业当然需要很多资金，而这又是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因而资金的价格——利率就非常高。这样大量使用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成本肯定居高不下，管理再好也很难赢利，林毅夫称之为没有自生能力。而国家为了降低成本、获得最大的积累，就必然压低利率，压低工人工资，同时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以保证低工资工人的基本生活。这种对要素价格的极度而普遍的扭曲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计划经济了。
　　一般的学者都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后果，进而推出计划者偏好重工业的结论，以计划经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重工化冲动。这里，林毅夫将计划经济的成因归结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奉行赶超战略，寻求降低发展重工业成本的内生必然选择，而不是像萨缪尔森等大师诉诸于意识形态和价格理论的如影随行。它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印度等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毫无例外的选择了计划经济（林毅夫等，1999）。
我们判断一个学说正确与否，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通过构造统计检验模型，搜集经验数据，看其前者能否精确地拟合后者；二是经验模型内在逻辑是否一致。将西欧的兴起归结于大西洋贸易在计量上没什么问题，但它把一个国家的兴衰锁定在海外贸易这个几乎纯内生的变量上，在逻辑上实在不如林毅夫内生比较优势说更具有深层次解释力。
　　按照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符合它的内生比较优势，净出口就会增加，资本积累并逐渐变得丰裕，然后进行产业升级，成为高收入国家。2002年，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翘楚杨小凯在天则研究所的一篇名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讲演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往往注重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对发达国家先进成熟的制度不怎么感兴趣。模仿技术不成功就不说了，成功了也不会主动进行制度创新和宪政改革，没有制度层面的保障，技术模仿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会很快的耗尽，从而发展停滞，遭遇“后发劣势”。委婉地对林毅夫内生比较优势说提出了批评。不久，林毅夫发表专题文章，先通过举两个反例：荷兰是第一个宪政国家，它为什么发生工业革命却比有些****国家晚，而德国直到工业革命完成后都没有完成宪政改革，指出宪政不是一个国家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从而对杨小凯的主张提出全面商榷。林毅夫又重申他的观点：一个国家能否长时间持续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是否符合它的内生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