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经济人”到“直面现象的经济学”
摘 要:尽管未曾明言，不同的学体系总对应不同的“经济人”假设。马克思讲：“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正是如此，因“出发点”各异，从古典到新古典，从学派到奥地利传统，从行为主义到实验心理，各个体系的理论构建也大不一样。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对“经济人”概念的进行描述，在回顾了几次重大论争后引出“新经济人”的概念，接着在此假设下，提出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新构想，这就是文章后来讲到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
关键词：经济人、古典经济学抽象、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新经济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
一，导论：缘起与综述
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
——J.A.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研究微观经济学的全部著作构成了对“经济人”范例进行经验验证的宏伟建筑，“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
——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从何而始？《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开宗明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人”。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了经济理论的进程。然而，纵观理论更迭，论战频仍，经济学理论不断进步，其“出发点”本身却遭到忽视。经济学家总有意或无意其运用，或批评或捍卫，对“经济人”这一概念却殊乏了解，难有定论。现有的研究成果也难尽如人意，少有关于“经济人”的专著问世。屈指可数的有《理性经济人》（马丁•霍利斯—爱德华•内尔，1975，对经济人持批判态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借助于理性经济热尔架接在实证主义基础上，但理性经济人却是非现实的和不可检验的），《超越经济人》（莱本斯坦因,1976），《有思想的经济人》(米茨,1991)，《近代经济人的灵魂》(梅尔斯,1983)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霍奇逊，1993，“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背后”一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的抽象进行了,并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由人的基本假定开始的问题）1。此外，尚有散见于一些方法论集子中的短小论述，包括汪丁丁先生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几篇短文。
所幸，《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杨春学，1998）一书对“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演进作了详细评述。洋洋大观，娓娓道来，涵盖面极广，因之有关经济人假说的史实取材以此为纲。
正是以上述材料为基础，并结合经济思想史著作和若干方法论教程，笔者开始了“经济人”的研究之旅。这不独是因为杨氏在其著作中已然证明“经济人抽象”关联社会秩序的建立，而且，所谓对人的假设，是指为了经济学分析、解释、推导的需要对微观的人的特点进行抽象，并根据这种抽象分析其决策和行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因之对人的理解不同，对“经济人”的抽象不同，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要理解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公允偏颇之处，应当从人的角度入手。
不过，与杨氏将关注重点落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上有所不同，本文愿意将矛头直指当今的理论经济学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后者将经济活动的主体作严格假定，进而“非人化”，“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为数学符号”（凯恩斯，1936）。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正统经济学所乐道的“工具理性”使得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丧失了人文精神2。严格如神的假定和冷冰冰的数字取代活生生的人，正在使得以此为基础的理论模型一旦面临现实，就缺乏起码的解释力。尽管凯恩斯曾热情呼唤对此加以修正，可战后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仍然按着数理化的“康庄大道”迈步向前。直到最近，经济学研究方法才得以拓宽，2002年的诺贝尔的授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似乎预示了，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正在发生悄然的变革3。笔者正是注意到这一点，并试图通过出发点本身的研究，给与新经济学变化的一些基础性说明。然而，对“经济人抽象”本身存在着大量的误解，许多方面为达成一致，因之要探讨“经济人”，自然只能首先从“经济人抽象”的演变历史入手。
二，历史的回顾：从“古典经济人抽象”到“新古典经济人抽象”，“经济人”中的道德因素被逐步丢弃，经济学也开始了其非人化潮流。
对思想史的研究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开端。我认为，如果人们只熟悉现在但对过去一无所知，或者只了解过去但对现在茫然不解，那势必会在思想上更趋保守。
——J.M.凯恩斯
“经济人”的概念源于对人性的考察。无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多么不愿意涉及伦理，却正是对人性的不懈探讨和反复争论促生了最初的“经济人”形象。熟悉经济学说历史的人总可以津津乐道亚当•斯密，以及在《国富论》中展现的“自利”的人的形象。然而，往往令人忽略的是，巨著《国民财富及其性质的研究》恰恰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密不可分。后者正是一部对人性的探讨性著作，并集中了那个时代以前几乎所有对人性考察的最终结果。今天，当人们反复争论《国富论》中“经济的人”的形象是否与《道德情操论》中“道德的人”的形象迥异甚至相悖的时候，重提此问题，旨在明晰二者并不冲突，同时也宜加说明“经济人”范畴对于经济理论构建的基础作用4。当然，也需记得，在《国富论》中其实本没有“经济人”的明确表述，可是，后来的“经济人”正由此而发端。
《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一文将“经济人”范畴的演变作了大体划分，这里准备沿用此分期。因初步形态、系统论证、严格形式化的过程，也恰切反映了经济学理论的逐次演变。而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亦有助于加深对“经济人”概念本身的理解。值得说明的是，囿于篇幅，这里断然舍弃了经济人假说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并不是意味起源的考察并不重要，而是研究的重点发生偏移之故。不过，在讨论“经济人”问题时，也应首先表达对坎布兰、沙夫茨伯里、巴特勒、洛克、孟德维尔、孟德斯鸠以及休谟等人的敬意。正是他们的相互质询与论战将“个人利益”从中世纪的道德中解放出来。正如大卫•兰德斯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中所表露的那样，个人利益，这一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正是日后“经济人”范畴的核心。
值得一提的还有哈奇森。正是得益于他的启迪，“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而清晰地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并经典型的对经济人的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丰裕的社会经济机制进行了经济学的证明。”（杨春学，1998）5
那么，斯密笔下人的形象到底如何呢？还是回到他本人的著作《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及《关于、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其间可以看到，在渊博的学识之外，还展现了斯密对于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关怀。
他承认人本来就是一种不完善的社会动物，即各种互相冲突的原始情感、动机和品质于一身，不可能达到理想的道德完美境界，但由于每个人都具有的“痛感”和内心的“公正的旁观者”对各种情感、动机、行为所进行的细致平衡，个人度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至于堕落到无限放肆妄为的地步。6
即便如此，亚当•斯米还是给予了“经济人”的自利以严格经济学分析和论证，而且如此有说服力，使得众多信徒继承，并开始了经济系统的说明。这些传播者中突出的有边沁、西尼尔7、约翰•穆勒8。但无论从心角度还是方法论的意义，可以看到，在“经济人”的初步论证过程中，伴随着经济人的严格自利外，总还有着道德的约束。由此产生的经济规律的分析也就不如后一时代那般倾向于严格的抽象。而一旦“经济人”脱下功利主义的外衣，径直以个人的私立作为关心的焦点，不再谈论经济行为的道德问题，此刻的经济学便径直解释“无形之手”的作用，经济学的第二个大的时期，即新古典经济学就已经到来。
这也便是所谓“经济人”假说的严格形式化。如回顾经济学发展的璀璨星河看到的那样，杰文斯、瓦尔拉斯、帕雷托、马歇尔等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之人。尽管对“经济人”的理解不尽相同，却有着颇为一致的认为：经济人是自利的，在交换中，他的行为动机不包含增进其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为了使的经济人成为“的经济学”的基石，经济人所包含的功利主义心理学和伦理因素应该抛却。这一经济学理念后来集中反映在1935年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中。那里，经济学拒绝讨论为什么人们会对具体的物品赋予不同的具体价值和评价。
其后，在萨缪尔森等人的推进下，“经济人”获取了更加严格的形式化表达。与之相对应的“经济人”的新古典抽象，具有了如下的特点：
在经济人的理性问题上，从早期新古典到现代的新古典抽象，经济人的理性日益膨胀，偏离了斯密关于“经济人”理性阐述的范畴，理性行为被看作是旨在发现达到最大化的最佳方案的选择行为，并进一步要求选择符合一系列的“理性公理”，特别是在数学化的一般均衡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中，经济人获得了神一般的理性，而被西蒙戏称为“超级经济人”。
正是由于此，与古典学派中相应的经济伦理观的不同，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日益减少。特别是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潮流中，经济人的非人化倾向已经成为主流。此刻，经济人的数学化形式使得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交换契约中的个人行为，只去重视目的——工具的纯逻辑选择，甚至根本不把市场作为一种交换过程或制度看待，而把市场仅仅视为一种手段和机械结构。
除此之外，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活动环境要求完全的竞争，要求效用的最大化，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论则显示这本是一种机械的经济观。
经历了有古典形态到新古典形态的变化，“经济人抽象”越来越丧失了曾经为无数到的家和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伦理色彩。原本在社会生活众多层面多姿彩的人，日益退化成为完全自利，完全理性的非人化主体。从是否具备理性的角度上看，这种新的抽象似乎赋予了“人”以“神”的能力，相对应的，若果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这等于是抹杀了主体人的丰富性。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家努力宣称，这样的抽象乃在于提供分析的范式，但是完全理性土壤上孕育的纯粹理论之果却始终面临着争议。
诚然，“经济人”抽象的演变绝不如前述那般简单，似乎从古典到新古典的抽象的就如此。实质上，对“经济人”持有异议的传统可以向前追述到历史学派，近前则以否认“一个无所不在的、理性的、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家的存在”的赫伯特•西蒙9为代表，并将这种批评发展到高峰。其间，则有三次大的争论：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争，本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之争和70年代之后的“理性行为”之争。
对于这三次公开的大争论，在许多经济思想史的教程中都有介绍，马克•布劳格（1990）对此也作了有成效的回顾，方法论中一些重要之作也都肇端于此，因此，我们也只简单提及而已。
历史学派一开始便以古典学派的批评者登上舞台。主要反对古典经济学家对“自利”的强调和由此建立起来的抽象分析方法，力图以“真实的人”来代替此种“抽象的人”。其间自然有许多误解的成分。然而，尽管如此，历史学派的批评依然迫使正统经济学家更准确的表达和认识经济人及其方法论意义。不幸的是，历史学派对经济行为中的伦理和文化因素的重视渐渐过头，而走向极端，开始否定经济人抽象的合理性，并进一步否定普遍的存在和一般经济理论的意义。因此，全面的“真实的人”的构想虽然诱人，却不能由之诞生合理的经济学理论。而这一严重缺陷也是新历史学派乃至于旧的制度经济学的教训。
相较于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争论，或许对“利润最大化”原则的争论更加贴近现象一些。因为反方所持的根据恰恰是厂商的实际行为。大量的研究事实似乎表明，作为微观经济学主体的企业并不遵循所谓“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这看来是很有批驳力量的经验事实。不过，斯蒂格勒和麦克洛普很快给出了回应。回应和日后的反复论证集中于利润的最大化，却并无法得出可行的意见。其后，这次争论又演化成新的形式，而且大约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个体系。作为反方，赫伯特•西蒙批评尤为尖锐，他认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使得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料事如神且全知全能。这种“经济人”抽象无异于“奥林匹克山神模式”，而实际上，“经济人只是一个寻求满足者；他之所以接受‘足够好’的解，并不是因为他宁少恶多，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10针对此批评，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新的辩护。在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文中，他果断指出，市场竞争类似于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只有严格遵照理性原则及遵照最大化利润原则的厂商才能盈利并继续生存。而且无数次将收益最大化假说运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预测，也有力的证明了此原则的可行性。西蒙和弗里德曼的对峙也成为日后在此问题上的两大体系。双方都提出了若干的理论论证，《经济人与社会秩序》（杨春学，1998，p194~~200）对此作了比较生动地描述。
可以看到，对所谓“利润最大化”的争论其实并未结束。而本世纪的另一次关于“经济人”的争论也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方兴未艾。这就是“偏好颠倒”。实验心的一些实验事实似乎在支持着经济人抽象的荒谬，因为这些实验意味着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选择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选择。经济行为中似乎并不存在正统经济学所乐道的偏好一致性。同样，主流经济学家对此作了回答。格雷塞和普劳特对这些实验结果进行了否定。不过更多的经济学家选择了沉默，这似乎表明着实验心理学的批驳力量，只是要给出进一步的事实以真正批驳经济人的抽象，可能还需要长时间的等待。11
对这些争论加以反思，我们看到，在某种意义上，争论双方都只是在各抒己见，对“经济人”的确切含义并未统一，于是争论的问题不能解决自是必然。若果说采取骑墙的态度，对批评者的否定态度，我们表示不同意。他们的许多论点和论据，或者处于误解，或者压根儿就站不住脚，至多只是抓住经济人模式的一些不恰当表述。不过，这是否可以说，对新古典的经济人抽象就加以维护呢？其实不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经济人的各种批评实质上促进了“新古典经济人抽象”的不断反省并丰富。
有很多的证据以资说明。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的批评，“经济人”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加里•贝克尔革命”、“新经济学运动”之中，虽然“经济人”仍然保存了自利和理性的特征，其内容已经得到了诸多的更新。詹姆斯•布坎南、加利•贝克尔、道格拉斯•诺斯便是其中的代表。而他们所努力勾勒的经济人形象已经对传统的“经济人”模式有了很大的突破。
一方面，对原来所使用的某些关键概念赋予新的广义解释，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行为领域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博弈理论等新的学术成果来修改古典经济人模式中的那种苛刻的“标准理性选择”和“完全信息”假设，从而既能增强经济人模式的解释能力，又使我们能够发掘出约束经济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层含义。
在此模式中，“个人利益”不再仅是货币收入、物质享受等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明确的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的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也就是经济人力图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函数”涵盖个人可能追求的人和目标或若干目标的集合。为了与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人抽象相区别，将此意义下的经济人冠名“新经济人”。其“新”
在于继续承认经济人的自利合理性，却不再武断地认为一定要货币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以货币数字武装起来的新古典的抽象至此开始具备了多元性和丰富性。四，现实的学：非人化的纯粹经济学似乎越来越受到挑战，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也在不断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力争成为综合的理论体系
新经济人抽象的诞生伴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演化。正如新经济人的核心依然是自利和理性一样，经济学正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开始了向多个领域的延伸。经济学从来没有如此广泛的介入到社会现实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由于其严格的假定和实现条件，在诸多现象的解释上显得力不从心。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对信息的要求是严格的，即需要信息的充分披露，然则，信息的搜集、发布、获取的环节要求信息成本的存在，而且由于对资源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之不同，存在着广泛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此刻，建立在信息充分假设基础上的种种理论模型就显得脆弱不堪。缺乏实际运用的可能使得新古典经济学不得不引入信息成本，因而产生了全新的经济学门类——信息经济学。可以想见，这一新学科的诞生实质上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分析范式与方法也都愿于新古典主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信息经济学乃是新古典在新条件下的延伸。
非但如此，新经济人的抽象还沿着三条不同的道路，继而演变成三个大的部类。一条路线以布坎南为主要代表，另一条路线以贝克尔为代表，还有就是以诺斯为主要代表的新经济史学。
布坎南认为，只要有适当的和制度构架，个人追逐其自身利益的行动可以无意识的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依靠经济人假设去分析经济市场中进行不同活动的人们的行动，也可以用于分析个人在市场上以及公共选择任务和位置上的行为，通过这种理论沟通，进而分析市场制度本身和法律制度对经济人的行为的作用。由此而生的公共选择学派就是要以经济人作为行为的假设，去分析市场过程的本质和有关制度“构架”。对他们来说，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不外是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形态上去。12
与此不同，贝克尔那里则主要通过对新古典经济人模式给予有弹性的重新解释来巩固经济人的学说。以此为基础，贝克尔塑造了“新消费者论”、“时间经济学”、“人力资本论”、“社会相互作用论”的典范。以他对“偏好”的分析为例，通常认为，消费方式之所以发生变化，仅仅是由于某些原因引发的“新欲望”或新需求的出现。贝克尔则认为，要证明“偏好稳定”，根本无须假定个人偏好或需要结构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重要的是“唯一改变的是时间的价值”这一观点。
根据这一观点，新产品是作为新的“方法”和“技术”而出现的，是消费者努力追求更有效的以较低的费用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产物。以此类推，新产品的普及、更新和加速废气等，这类“产品生命周期”现象，并不是根源于消费者的需求质变或欲望变化，而是“消费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它们以“新的方式”是人们可以更好的运用自己的资源——智力、体力、时间和货币收入来实现自己的偏好。简言之，新产品的出现以及被纳入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之中，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偏好的变化，而仅仅是满足这种偏好的方式的变化。
在道格拉斯•诺斯那里，则又有了新的变化。“经济人”不再从严格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抽象出来，而是蕴含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之中。交易成本的引入，促使诺斯获得了重新阐释经济史的机会。非典如此，交易成本还促成了另一个经济学门类的产生，那便是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讲，市场的均衡分析法，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都被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如对新制度产生过程，运用市场对制度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均衡与否来说明；不同制度之间的替代，可以用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说明；制度创新过程同样也可以用创新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说明等等。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既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制度前提的否定，在方法上又逃不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理论的窠臼。这种研究方法，使它具有更多的实用色彩。
由此可见，具有严格假定和“非人”色彩的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然而，无论这些挑战多么凌厉，似乎都摆脱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事实上，正是新古典的研究成果给予他们以基本的研究方法。于是，如果要说这些冲击的产生是要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彻底打翻，毋宁说新古典经济学正因为假定的放松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开始了自身的不断丰富。
五，回归到古典？“新经济人”要求下的经济理论：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将道德等多方面社会因素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此刻的“经济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个层次的生物个体。
到这里，似乎就可以提出真正的问题，即未来的经济学究竟如何？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新经济人”抽象从诞生之初就开始引发经济学的革新。对应着新经济人依然以自利和理性为核心，以此发端的新古典正统经济学分析范式要作为经济学的主体，然而，自利和理性覆盖的社会和伦理因素，却赋予新经济学以更多的内容和更多的层次。如何正视这些因素，正是新的经济学应该着重考虑的内容。
还是可以回归到布坎南那里。公共选择学派明确表明其经济学就是要回归到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上。鉴于其突出的研究成果，似乎提供了一个新经济学构件的范例，那便是回归到古典经济学那里。然而，果如此言，新经济人要求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所谓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其实不然。不独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而且作为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古典经济人抽象”相较于新古典经济人抽象尚有不足之处。第一，古典经济学家没有把“自利”假设推论到消费者行为的分析中，因而没有在理论层次上对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作出统一解释。第二，即使是古典经济学家所注意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也还处于粗糙型态。第三，虽然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深信，在个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过程中，自由市场制度可以作为调节利益冲突并使经济活动区域最大效率的机制。而此后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人抽象的缺点和不完善之初进行了大量的就纠正和补充。
因此，简单的将其视作古典经济学的回归似乎并不妥当，相应的，要回归的是经济人假说中对于道德和社会伦理的重视。然而，正如前所述，加利•贝克尔的理论在于对经济人抽象进行弹性解释，那么，试图以古典经济学的回归来涵盖这些种种变化，就更加的不合适。正如新经济人的抽象建立在对社会现象的体贴入微的考察，我们也希望从现象角度对此命名。这就是：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汪丁丁，2001）。所谓直面现象，就是要真正的将研究对象置于层层社会关系之下，断然放弃对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和非人化假设，正面经济人参与活动的各种社会现象。
从方法论的角度具体说来，直面现象的经济学不仅要充分估量自利和理性精神对经济人和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不应放弃内容广泛且多姿多彩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研究；不仅要重视百余年来正统经济学的，亦要注意吸收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不仅要采用纯的研究方法，同样也需要引入历史和逻辑的研究范式，以研究内容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来全面结构多个层次的经济人主体。
六，简要结论
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经济人几经变迁，有古典到新古典，并日益向“新经济人”演化；从此出发点构建的经济学理论也几经演变，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并日益向“直面现象的经济学”前进。无论是谁以何种方式来完成这种转变，经济学都要真正面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面对有着自利本性却又囿于社会伦理的经济人主体。只有从现象出发，才谈得上回归现象。而无论届时是为了解释，还是为了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