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下）

一、 史的研究方法

史学研究必须以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而非""。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胡适：《中国史大纲》上卷，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应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希克斯说："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4.）。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注：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首先，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注：转引自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如果没有经济学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一些经济史学者拒绝经济学理论，但实际上他们也在不自觉地使用某种理论。至于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他们却并不去考虑。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典型的例子如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我国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自清代中期以来，由于可耕地开垦殆尽，增加农业产量只好主要依靠提高亩产量。不少学者囿于这种习以为常的观念，把提高亩产量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惟一手段（注：在《检讨》中讨论劳动生产率时，我以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及其特定条件，拙文中已作了清楚的解释。有的学者忽视了我所作的说明，从而对拙文产生误解，认为我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粮食亩产量。其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即如上所述。）。而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亩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并非同一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资源、技术等要素相互关系的变化。在耕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通过"广种薄收"的方法达到。相反，在劳动力供给过多的情况下，亩产量虽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却可能恰恰表现了"内卷化"（或"过密化"）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机制"和黄宗智"农业过密化"理论，都说的是这种情况。见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16章，以及同氏The High-Level Equipment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in Mark Elvin,Another History-Essays o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Wild Peony,1996)；黄宗智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第8、9章，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同氏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第3、16章。）。

其次，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我们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例如在宋代江南，是否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江东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的劳动力，就会导致"精耕细作的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78页。在分析精耕细作的发展问题时他还指出："这种耕作方法除犁需要改进和增加鋫刀这个垦田利器外，还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两条缺少任何一条都是不能成功的。"）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来看，"精耕细作"指的是劳动密集的耕作方式，而江东犁则代表了一种节省劳动的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密集型的耕作之间通常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与节省劳动的生产工具之间则通常是相互排斥的关系（注：大卫•勒旺(David Levine)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由于劳动便宜而且供给充分，人们不愿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工资低，原始的生产技术仍是最有利可图的；低水平的技术，导致劳动集约化。"见David Levine,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Academic Press,1977,p.14。）。一般而言，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通常采用的是节省土地的技术，而非使用节省劳动的技术（注：白馥兰也指出："技艺趋向型"技术和"机械型"技术都能增加单位农田的产量，但前者可视为土地的替代物，后者则可视为劳动的替代物。要在二者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必须考虑在一种具体的情况下，何种投入能够最大地提高产量(Francesca Bray,The Rice Economy: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n Societies,pp.115,156)。）。农民在使用江东犁时，首先会使用的成本与收益，并与被使用这种耕犁而被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收益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不合算，那么就不会使用之（注：这一点，明末宋应星已说得非常明白。他指出：牛耕的效率大大高于人耕，但是在苏州一带，"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见《天工开物》乃粒第一卷稻工》。）。此外，如果没有发达的，使用江东犁节省下来的劳力也就没有了出路。在此情况下，农民为什么要使用江东犁呢？

再次，对于比较具体的问题来说，经济学方法也非常重要，舍此即难以进行研究。亩产量问题是许多学者在读了《检讨》之后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里我们就以此为例来讨论一下使用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

按照范•赞登(Jan Luten von Zanden)的，近年来欧洲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以前亩产量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1)在意大利和东欧，主要是使用种子与产量之比的材料进行分析；(2)在法国、西班牙、瑞士、匈牙利等国，主要是使用什一税作为农业生产率的指标；(3)在英国以及法兰德斯，越来越集中于从遗嘱中获得的有关资料来估计作物亩产量和作物布局；(4)也有一些研究一直把地租资料作为农业生产率的一个指标（注：Jan Luten von Zanden,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Europe,1500-1800.）。简言之，主要的差别在于资料类型的不同。至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仍是统计学方法。事实上，研究近代以前的亩产量的基本资料（田税、地租、家谱、分家文书、农书等），大体也属于上述类型。因此在中国亩产量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也是一种重要方法，但适用范围十分有限，原因是有关数字不够丰富，而且许多数字自身存在着各种问题。宋代亩产量记载不多，更难使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亩产量，因此必须求助于其他的经济学方法。

柏金斯(Dwight Perkins)研究中国粮食亩产量时，使用了一种宏观分析方法：首先对一个地区人口和耕地的数量、种植制度以及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用作交纳赋税的粮食的数量以及输出入的粮食的数量等一一进行研究，然后以所得结果为据，求出一个平均亩产量。很明显，只要人口等各种数据没有大错，那么这个平均亩产量也不会离开实际情况太远。同时，又从各种史料中大量收集亩产量数字并加以考证，选出其中比较可靠者，与上面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从而得出一个最接近实际情况的数字（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pp.14-23．我曾用这种方法对明后期（1620年左右）和清中期（1850年前后）江南的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是：明后期（17世纪初期）江南的水稻亩产量大约为1.6石米，清中期（19世纪中期）则约为2.3石米；亦即后者较前者增加了0.7石，增长幅度大致为44%（参阅李伯重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1620-1850,pp:125-127、130-132）。这个结论与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差别颇大。）。虽然这个数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是比起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来说，应当是更接近实际情况。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肯定也会很有帮助。宋代江南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主要追求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价值，即使剥削也有一定限度。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大大低于和超过社会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总需求。这就为宋代江南亩产量的估计确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倘若我们的估计超出了这个可能的范围，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后，我还要指出：学方法也有自身的适用范围，不能用它去完成其不能胜任的工作。例如计量分析是经济学的优势，但并非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量化"的。有的学者读了《检讨》之后问：为什么你不为"什么是经济革命"提出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呢？我的回答是：为"经济革命"提出一个"量化"的标准很困难，因为"经济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大技术进步的出现，而重大技术进步本身并非一种可以"量化"的现象。此外，宋代江南有关史料匮缺，也使得计量分析非常困难（注：例如麦迪森已指出：8-13世纪农业中心转移到南方水稻地区并实行多种作物种植，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到底提高了多少，由于资料不足，无法量化。见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第4页。）。因此要对宋代江南的经济进行"量化"研究，可能已经超出经济学力所能及的范围。


　　（三）其他学科的方法

除了经济学的方法之外，经济史研究还应当从其他学科借用方法，并采纳这些学科新近取得的成就。这些学科包括了社会各主要学科。斯波义信引用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话说，经济史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科学学科，至少包括经济学、学、社会学、社会心、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模式，都可以借用。例如，经济学家的研究模式（由抽象到具体，先假说后论证）、社会学家的研究模式（从具体入手．注重统计）以及别的研究模式（如把以社会横断面比较为基础的复数指标进行组合，根据对各种指标的比重及组合方式的适当处理进行归纳，等等），都可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版，第31页。）。

此外，经济史研究也会从向科学借用方法和研究成果中受益。近年来国际学坛的"史学科学化"的趋势，除了表现为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外，还表现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向史学的渗透，特别是"计量史学"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渗透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许多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经济史学研究来说也非常有帮助。例如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农作物的生长是一个物质变化和能量转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和能量均不会凭空产生和凭空消失。换言之，农作物的生长，取决于光、热、水、气（二氧化碳）以及各种物质养分的供给及其相互配合状况。因此单位耕地产品的数量，也取决于作物从自然中所能摄取到的物质和能量。下面就以气候和肥料为例，看看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亩产量研究的帮助。

张家诚关于我国大陆年平均气温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的宏观理论假设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我国南方各季农作物的产量相应变化大约为10%。此外，年平均温度相差1℃，农作物遭受冷害的频度也会有很大的变动，从而明显影响作物的收成（注：年平均温度变化1℃，我国南方各季农作物的熟级（即早熟品种一中熟品种一晚熟品种）可相应变化一级，而每相差一个熟级产量相应变化大约为10%。见张家诚《气候与人类》，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竺可桢的研究表明，宋代大部分时间处于气候变冷的时期，年平均气温比唐代或今天都低1℃-2℃（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2年第1期。）。江南农民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反应（其中之一是改种较耐寒的粳稻）。在此情况下，不仅推广从南方温暖地区引入的籼稻--占城稻--十分困难，而且亩产量要有大幅提高也颇不现实，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宋代江南农民为对抗气温下降而采用了有效的措施（例如培育出了抗寒高产的水稻品种、施用了更多和更好的肥料等）。

农作物产量也取决于土壤中各种养分的消耗与补充状况。依照刘楚超和瓦尔克(Kenneth Walker)对1960年代中国农业中肥料边际产量的粗略，在大量施肥情况下，每公斤氮肥（硫酸铵）的边际产量大约是3公斤粮食。按照1957年的全国统计数字，每头猪每年所产粪肥中的养分大约可折为40公斤硫酸铵（注：Dwight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p.73.）。换言之，每头猪所产的粪肥，大约可增产粮食120公斤。宋代1石约当0.66市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而大米的比重大约为每市石80公斤（注：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农业数据手册》，1980年版。）。据此，如果亩产米6宋石（相当于4市石），就需要相当于107公斤硫酸铵的肥料。如果这些肥料都依靠养猪来解决，那么每亩田就需要2.7头猪。南宋江南一个农民的家庭农场种田40亩左右（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此数字主要是根据漆侠的估计得出的。），如果都依靠养猪获得肥料，那么这个家庭就要养猪100头以上（注：当然农民还有其他的肥料来源，但是从宋代江南的史料来看，除了人粪尿外，并未见有其他肥料广泛使用。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并参阅同氏《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从清代中期江南的情况来看，虽然此时的水稻亩产量（2.3清石／清亩）仅相当于南宋制的3.7石（注：明清的1石／亩，大致相当于南宋的1.6石／亩。南宋末期江南人口总数约为800万，而清代中期则为3600万，因此人粪尿的供给总量也相应增加了3.5倍。参阅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宋末至明初江南人口与耕地的变化》（《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以及《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而人粪尿供给则比南宋增加了3.5倍，但是本地肥源已经告罄，肥料严重供不应求，因此不得不大量从外地输入豆饼（注：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明清江南肥料的输入与供求平衡》（将刊）。）。在此情况下，如果认为南宋江南水稻亩产达到五六石乃至六七石，那么就必须从肥料的角度方面来解释这些产量是如何获得的。因此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对宋代江南亩产量的研究较少受随意性的支配，作出比较客观的估计。


　　（四）"史无定法"

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而任何一种方法都具有局限性。因此无论哪一种方法所提供的视角，都不能使我们认识该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为了使我们对过去实践的认识尽可能地全面，当然就要从尽可能多的视角来研究之，亦即应当尽可能地使用多种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只有把史学内外的各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全面的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样做，就涉及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此方面，最大的分歧在于经济史研究到底是应当以经济学方法为主，还是以学方法为主？

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他还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75、114页。）。在历史学各学科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学可以使用经济学所提供的方法。吴承明指出我国经济史学家在方法论上比较保守（注：前引吴承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一部分学者拒绝使用经济学方法。而根本原因即如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在于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7、330-332页。）。

然而我们同时也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惟一的方法。希克斯说他尽管不要求经济史包含全部历史，但也反对缩小经济学的范围来对经济史作狭义的理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1.）。吴承明更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他并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注：前引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学所提供的只是认识历史事实的工具，而不能代替历史事实本身。因此以某种经济学理论而非以历史资料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出发点是错误的。索洛(Robert Solow)曾经批评某些西方经济史学者过分尾随经济学说：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呼吁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注：Robert Solow,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Economic History,Vol.75,No.2,1985.）。

事实上，由于经济学本身总是不断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注：富斯菲尔德(Daniel Fusfield)把经济学的为"一个变化着的世界把各种变化着的问题带给了一个变化的学科"。见Daniel Fusfield,The Age of the Economist（第4版），Scott,Foresman and Company,1982,p.2。），因此只能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检验各种经济学理论。熊彼特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及注3。）。吴承明也指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后的方法"（注：前引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

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吴承明对此作了很好的："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注：前引吴承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研究经济史应采取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