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生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才能定性。这里，我想提两点意见。
第一，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象在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话，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和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要探讨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如果我们瞻前顾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这以前，确也有些个别事例，如徐州利国监的冶铁，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但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我们所考察的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并有发展，看出明显的阶段性。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要在鸦片战争后有个交代，看出它们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后面将论及。
生 产 力
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资本论》第3卷，第885页）
我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这个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我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封建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这大约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清两代，尽管在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上的封建束缚有了松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却极稀微。据我们看，主要是在某些经济作物中、在新垦区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雇工经营。力农致富的人家曾不断涌出，但他们也不断地转化为新的地主和旧式富农。这种旧式富农以至佃富农，我看恐怕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或者只是小业主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443页）手工业和农业不同，须分行业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生产力状况。晚近发展经济学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往往不是总的生产水平，而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如十八世纪末的纺织业，十九世纪末的钢铁业，后来的汽车、工业等。
我们考察明清以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行业，它们的生产技术，大部分是在宋代水平上有所改进。这种改进，很多也只是在量的方面，如冶炉加大容积，榨车加大滚轴，坑道加深进尺等，但主要不是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往往还能减轻人力。它们的改进，又很少是在生产工具方面，而多半是在工艺学和专业化分工方面。大约只有四川的井盐业在工具和设备上有比较显著的革新，这一业的资本主义也最为完备。
不过，对手工业来说，工艺方面的改进是很重要的。例如丝织业，明清所用织机，大约仍不外宋末薛景石的《梓人遗制》。但是，织机专用化了，织造工艺进步了，原料范围也扩大了；品种多样化，有的趋向坚实耐用，有的增强效果，有的适于特殊用途，这都能增大产品的市场价值，推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其他行业中，或则扩大专业分工，或则缩短工艺流程，也都有一定经济效果。生产力毕竟是最活泼的因素。
然而，总的说来，明后期，尤其是入清以来，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已是日益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乾隆中叶，西欧已开始使用蒸汽动力。我国矿产资源的利用，受到人工排水的限制；而水力动力的使用，似乎还不如往昔。尤其是当时具有主导作用的一个工业部门，即棉纺织业，落后愈甚。当西方出现16锭纺车时，我们还是单锭。它一直停留在农家副业上，成为建立新生产关系的绊脚石。整个明清时代，棉纺织业中未发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点，不可低估。
商 品 经 济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
但是，不能从商品流通直接引伸出资本主义萌芽。商品流通不决定生产方式。这要看：第一，它是否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大市场；第二，它是否能积累大量的货币资本。最后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改变自然经济结构。在这些条件下，小商品生产才能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
我国由于较早地废除领主制割据，贸易一向比较发达。但是，对史不绝书的商贾盛况，须按不同性质的市场区别不同性质的流通。
第一，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作为小生产者品种调剂的场所，它原是自然经济的内容之一。只是在资本主义性的商业兴起后，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市场的作用。
第二，城市市场。和西方中世纪城市不同，我国的城市原来都是封建政权的各级统治中心，消费人口大量集中，所以零售商业以及饮食、服务等业一向比较发达。但是，这种商业（在近代消费社会兴起以前）并不是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业资本，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商业。（《资本论》第3卷，第320、347页）象《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只不过反映封建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已。其后，沿要道工商业城市的兴起，才真正反映商品流通的扩大。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而县以下的工商业镇市的兴起，尤具重要意义。
第三，区域市场，如通常“岭南”“淮北”这些要领以及一般省区范围内的市场。它们是由同一自然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一般不反映生产的地域分工，而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原来所谓自然经济，并不是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那从来是不可能的），而是指氏族、村社、封建领地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因为绝大部分经济条件可以“直接从本经济单们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不过，就一个省区范围来说，究竟它已为商品交换所补充了，尤其是区域内城乡之间的交换，反映一定的社会分工。但反过来，区域内自给自足的发展，有时也可招致封建性割据，而不利于商品流通。
第四，突破区域界限的大市场，亦可称为全国性市场，相当于西欧的民族市场。这种市场的流通，也就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包括海外贸易。这种贸易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不过，我国从来不是个海上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依靠国内市场。
我国很早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香料宝货等奢侈品贸易和土贡式的地方特产贸易。这两种贸易，其对象是已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因商业的有无而影响生产方式；其消费又限于皇室和贵族，纵有影响亦微不足道。明中叶以后，贩运贸易才逐渐以民生用品为主了。
我国几条千公里以上的贸易路线，除从闽、浙出海的南洋航线开通较早外，南北大运河是明初才全部开通，从上海到华北、东北的北洋商运（非指官漕）到明后期才居重要地位，而长江航运是清代才畅达上游，汉水和西南水运也是清代发展起来的。
商人资本的大规模货币积累，也要靠长距离贸易。小地区内的剥削可以积累财富，但不能积累资本。所谓里有人君之尊，邑有公侯之富，但出不了资本家，资本家的腿要长些。即使是封建性的大商人资本，如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海商等，也都是在明后期才显赫，是在、茶、布、木等长距离贩运贸易中发展起来的。据我们考察，这些所谓大商人的资本，在明后期还是50－100万银两的规模，到清中叶以后，有些就可以1，000万两计了。
尽管如此，总的看来，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相当薄弱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试分析一下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市场。
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上占第一位的商品是粮食，占第二位的是棉布。但如除去农民在地方小市场上的粮食调剂，也除去非商品性的田赋和返销粮，则粮食的市场价值略与棉布相等。粮食的商品量约有220亿斤，占产量的10％，价值约1.4亿两。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区域市场销给非农业人口，进入长距离运销的，主要是运往江浙和闽广的经济作物区，不过30－35亿斤。棉布的商品量约有3亿匹（按土布第匹3.633平方码计），占产量的50％左右，价值约1.5亿两。它是分散在全国近半数的农民家庭生产的，因而其销售也主要是在区域市场和地方市场，进入长距离运销的，不过3,000万匹，价值较粮食为小。
市场上最大量的商品是粮和布，国民经济中最大量的交换也就是粮和布的交换。这种交换，看来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实际是农民之间的劳动交换。可以设想这样一幅图景：几乎每两家农户中即有一家织布，他织的布，除自用外，拿去换取邻人的余粮。这实际是我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状态，也是这种状态下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双方都是小生产者，朝阳 把自给有余的东西拿去交换，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牟利。因而，尽管他们有的已是小商品生产者，也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
我国很早就存在着盐民、渔民、樵户、猎户，他们也是小商品生产者，但不如把他们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他们是因为盐不能当饭吃才进入交换的。纺织农户也有类似之处，因土地不足，或租税过重，以织代耕，概属常见。马克思论封建时代的城市手工业说，虽然他们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但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持生活，“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6页）
当然，这是就市场主要部分说的。粮和布已有了一些长距离贩运，但还不能改变生产方式（尤其遗憾的是没有能在棉纺织业中引起资本主义萌芽），但它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作物的发展。在经济作物的加工中，长距离贸易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如茶、烟、甘蔗的加工，以及竹、楮造纸，商品量都不大，在市场上所占比重甚小，但都有商人长途运销，并都有海运，茶、糖还出口外洋；在生产上，它们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反之，如酒，酿造量很大，但和西方葡萄酿酒不同，随地可以生产，没有远销，也未见资本主义萌芽。
自由雇佣劳动
自由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但是，不能从自由雇佣劳动直接引伸出资本主义萌芽来。
我国历代都有大量的流民，他们已摆脱土地束缚，并且是“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除乞讨寇盗外，就形成自由的雇工。当资本主义出现时，就遇到这种雇工的“现成形式”。
对于封建社会的这种自由雇工，马克思曾讲过三种情况。（1）他们不是被用于生产劳动，而是用于增加雇主享受的服务。（2）他们已被用于生产劳动，但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生产价值。（3）雇主也出卖产品，“因而自由劳动者为他创造了价值”，但出卖的只是多余的产品，以换取奢侈的消费，因而只是“伪装的”劳动力购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68页）在这三种情况下，支付给雇工的都不是垫支资本，而是雇主的收入，因而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到清代，雇工已多半是“无主仆名分”“同座共食”了，但上述三种情况，尤其是在农业雇工上，都还值得考虑。
郭老（沫若）说了研究奴隶制和封建制，先看劳动者，分不很清，因为奴隶和农奴都很苦，史料记载差不多。后来看奴隶主和地方，倒比较容易辨别。我想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也是这样。不能单看劳动者是否人身自由，还要看雇主。“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雇佣劳动与资本》第29页）就是说，要看他们是受雇于资本呢，还是受雇于别的东西。
资本的古老形式是商人资本，它作为货币财产，在上是与地产权力相对立的。所以，如果雇主是商人，问题比较简单。如果是地主，就麻烦了。凭土地权力雇工，无论工人自由与否，都与资本主义不沾边。原则上讲，地主作为地主，不能变为资本家。因为土地不是资本，也不能转化为资本，只能转化为虚拟资本。马克思讲产生资本主义的二个途径、三重过渡，都没有地主变资本家一条。地主变资本家，比他们进天堂还难。
然而，我们所遇到的，往往不是单凭土地权力，而是凭他们积累的财富来雇工的。这就涉及到史上的国民积累与消费的问题。近来国外颇有人研究，有人认为，到乾嘉时代，我国的国民积累已趋于零；有人则认为，乾嘉以来，积累增至国民收入的22％。据我看，关键在于他们都没能区别不同性质的积累：（1）封建积累－地租及其转化形态；（2）货币积累－主要是商人资本；（3）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称为真正的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不同，它不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一个爆发过程，在鸦片战争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开始。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依靠货币积累，而封建积累是使用价值，很难转化为资本。
鸦片战争后我国资本主义初步时期，确有不少地主投资于近代，我们考察到的有113人。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土地主，他们大都与洋务、税政、通商有关，并有某种官衔，他们的投资也主要不是来自地租，而带有原始积累性质。
农业资本家并不是把地租转化为资本，而是依靠货币积累，其条件是地租之外，出现经营利润。地租转化为资本（经营地主），也需要同一条件，而这个条件直到二十世纪还很微弱。前面我说旧式富农不是资本主义，就因为他们的财富（和新式富农不同）大半还未转化为资本。不仅在农业上，在采矿业、山林业以至四川井盐业中，有些人的投资也是不能作资本看待的。乃在农产品加工中，也有这个考虑，如甘蔗制糖，有富户开设的“头家廓”，广东有上农开设的“一人一寮”，未详，只好存疑。
在富户以及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富裕户雇工中，还有个雇工数量问题。过去我们常把自己参加劳动、雇工不多的小业主，即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划入资产阶级，这是不的。1980年才把他们划出来，“资产阶级”一下子少了四、五十万人。最近，又有雇用师傅一人、学徒三人、帮工二人都不算资本主义的规定。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更要注意，因为当时的手工劳动中剩余价值率是很低的。史料往往不分业主、家属和雇工，笼统提若干人，我想如所讲在十人以下，可以不去考虑它。
在小生产者分化的场合，还有一种情况。有个大家熟悉的材料，即苏州丝织业中，“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蒋从化：《西台漫记》卷四）这些小户，虽出卖劳动力，仍然是机户，不过是失业户。大户也是机户。大小户之间的关系是临时性的，今天你呼我织，明天另走他家。“在那里也存在着对资本的依附和雇佣劳动，但还未形成任何牢固的形式”，“业主同工人之间的差别较小”。（《列宁全集》第3卷，第393页）这种雇佣劳动，我看不能算资本主义。这是明代的事。依此，元末《织工对》中的织工竟那样来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自由，自由，正因为他们还未牢固地依附于资本。
另一方面，也有雇工不很自由以至很不自由的情况。其一是许多雇工并没有脱离土地，有些还是一到耕种季节就要回家去种地。“因为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使工人完全离开土地，可是，它丝毫也不因此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1卷，第189页）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我国许多近代产业工人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其二是行帮的束缚。不入帮的不能就业，入了帮的又不能自由就业。行帮以清代为盛。它当然有封建性质。但它是由雇工组织的，是因有雇佣劳动制度才产生的，只能说是资本主义中的封建主义。后来，在民族资本的大机器工业中，以至在外国资本的大机器工业中，也都存在。其三是把头制，走到极端的如煤矿业的关门锅伙，“一经诓入，即同黑狱”。这也延续到后来的外资和华资企业中。它不仅是封建性的东西，还有奴隶制的东西。这只能依靠具体分析。如清前期北京西部的煤矿，有关门锅伙，有开门锅伙，也有自由雇工。就我们所见材料，自由雇工还是主要的，总的说，仍然可算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别的地方的煤矿，就不能一概而论。
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
撇开农业上经营地主和富农，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大体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商人支配生产，一是工场手工业。这实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个途径。
马克思称之为“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直接一词未悉何意。不过，象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列包买商的五种形式，其前三种我看不能算是资本主义萌芽。这里，商人是通过买卖关系、借贷关系、交换关系来支配生产，尽管可以控制市场、价格以至原料供应，并没有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否则，买青苗的情况非常普遍，亿万农民都进入资本主义了。其比较直接的，如江西纸坊的压槽，广东糖房的贷本，也还是停留在借贷关系上。以棉纺织业而论，明代嘉兴已有商人“以棉换布”之事，清代续有发展。但这种交换是“较其中幅以时估之”（《南浔镇志》卷二四记1809年左右事），即先估时价，只是成效时免除秤银找钱手续而已。并且布产区多在棉产区，商人亦无垄断作用。大约在棉纺织业中，“以棉换布”不能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到“放纱收布”阶段，才产生真正的包买主；而“放纱收布”和“放机”是在二十世纪有了洋纱（机纱）之后才出现的，土纱不能放（甚至在洋经土纬时还不能放机）。这也是我国棉纺织业未能出现萌芽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丝织业中的帐房可称为包买主的典型。它不仅支配织绸的机户，而且支配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并且大多是计发工资形式。因而掌握全部生产过程，是相当完备的资本主义。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丝织业在明后期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而到清前期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主制所代替了。和过去我们的想法不同，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并没有一条由商人支配生产向工场手工业发展的。
善于包买主的言论虽然很多，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我产还只是在丝织业中看到；另外，佛山的铁钉、土针业，景德镇和石湾的红炉业（釉上彩）中有一些，只不过是冶铁、瓷器中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在农业和农家副业中的包买主制，主要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起来的，我们不作萌芽讨论。这大约和明清两代的牙行制度有关，商人不能和小生产者直接打交道，也就无由产生包买主。
在资本主义萌芽中所见的商人支配生产，主要不是包买主制，而是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
商人雇工生产，在农产品加工中最为普遍，从砻、磨直到油、酒、酱、醋。它们多半是前店后厂，也有的是附设作坊。按说既是商人雇工，即是受雇于资本，为市场而生产。但是，要确定它资本主义性质，还必须有雇工规模和生产关系的具体材料。据我们考察，还只有某些地方的制茶、刨烟二项比较肯定。此外，棉布加工中的踹房，虽已独立出来，但实际是布商发工资，仍可视作商人支配生产。至于商人开设的纸槽、糖房，则多半已独立成为工场手工业了。
商人投资设厂和商人雇主制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投资是否转化为产业资本。例如商人在陕南开设的园木厂、枋板厂，投资颇巨，但所产木料，一般仍是由该商人运出山来，以至运往外省销售。这里，投于木厂的资本并未转化为产业资本，其利润也主要是运销利润，并由信在大城市的商号统一核算。反之，如京西煤矿，也是商人投资，而所产的煤大都是就地卖给贩运商，煤矿的资本也就转化为产业资本，它就不是商人支配生产，而工场手工业了。
商人支配生产，还有一种形式，即商人租地种植茶、果木、蔬菜，以及如在陕南所见的木耳厂、黄连厂之类，也都是雇工生产。并且，商人是把种植、加工、运销联合起来，统一经营，可说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高级形式。它和经营地主不同的是，它已摆脱土地权力，单凭资本权力来经营的（也有商人购买茶园之例，但那也是资本购买生产资料）。
说商人支配生产不改变生产方式，那是指包买主而言，在商人雇工生产的场合，就多少改变生产方式了。不过，更多的革命作用，还是工场手工业。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也是以工场手工业为主。
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特征是劳动分工，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恐怕不能过于强调，不能和《资本论》中所述西方工场手工业时代（而非萌芽时期）的情况并论。有些行业，如采矿以至航运业，本来没有多少劳动分工。有些行业，如造纸，虽说“过手七十二”，实际一人可兼不同工种。而更多的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的瓷器业，即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乃至一行只生产一种产品，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也就十分可怜。重型的如四川井盐业，轻巧的如苏州丝织业，都有类似情况。一方面，小生产的专业化协作妨碍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另方面，不能把场内分工多少作为工场手工业的标志。
恐怕最重要的还是看一个资本雇佣下的劳动者的数量。这需要具体分析。例如采矿业，史料记载，动辄几千人、数万人。若说一个矿场上，几千人几万人都有人给他们发工资，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很可能是小生产者或从事副业的农民，矿商或冶坊主收购其矿砂而已。煤矿例外，因一般需开竖井，金属矿则多是挖窿或采散砂。又如冶铁业，常有“每炉聚集二三百人”，“一炉多至五七百人”的记载。哪会有那么大的资本家？这是把采矿、烧炭、运输的人夫都算进去了。矿砂和炭，很可能是向小生产者收购，运输可能是按件向个体劳动者付运价。一个冶铁炉，所需不过50人，这也够成为工场手工业了，但在铜、银、铅等冶炼上则未必。四川井盐业是工场手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但它用工最多的是“担盐之夫”、“盐船之夫”，其次是“挑水（卤）之夫”。前两种都可用按件或按程计价的办法解决；担水夫则史料有记载，都是临时工。一套井灶所雇用的固定工人大约不超过100人。富荣盐场头号资本家族王三畏堂雇用的固定工人共1，200余人，二号资本家族李四友堂三大灶共雇用固定工人500余人。这恐怕是当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主了。
结 论
本世纪初，曾有一种理论，认为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因为，在《资本论》介绍到中国以前，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含义，而以为资本主义就是那些有高大烟囱和机器隆隆作响的工厂。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只能在精神上去找原因了。其后，人们了解到资本主义三阶段的，但是，中国并没有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阶段。因而，外铄论又助长了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论断，成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理论根据。
1936年，吕振羽同志在所著《中国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的原始形态）的概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讨论到这个问题。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的，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努力，这个问题应当说已基本解决了。
历史上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第一卷有一章《殖民理论》讲的就是这个。当时，欧洲殖民主义者要把机器、生活资料连同工人一起运到澳洲或美洲，才能建立工厂。而到那里后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工人，甚至带去的工人也离开工厂，去做拥有自己土地的独立农民去了。“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
但中国不是这样一块“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术高超的熟炼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中国手工船厂的泥坞建立的。后来在上海建立的外资船厂也是这样，它们并通过行帮，利用中国技术工人，实行包工制。第一家洋务派的军工业，即1861年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工场手工业，1869年采用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无论外商、洋务派或民族资本家，当他们建立丝厂、棉纺织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找到女工。因为妇女离家进厂，已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了道路，并于光绪初清政府的一场廷议中解决了。
然而，理论斗争并没有结束。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曾流行一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这种理论，多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也有的是出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其结果，都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中国的近代化，寄望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这种停滞论彻底破产了。但是，在六、七十年代，在国外，主要在美国，随着发展经济学的流行，又出现多种关于旧中国的“不发展经济学”。其中有些理论如“传统平衡”（Traditional equilibrium）的理论，“高度平衡制约”(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论，实际是停滞论的翻版。因“平衡”失去内部动力，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就只有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到来了。
这些理论，一般是只注意生产力，忽视生产关系的演变。但也启发我们，应当从生产力、积累与消费，以至人口与环境，特别是从计量分析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要有正确估计。我以为，过去是有些夸大了。总的看，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直到鸦片战争前仍是十分微弱的。农业和棉纺织业中缺乏资本主义萌芽，尤为致命伤。
近年来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不同地方几度出现，兔起鹘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并无直接关系。在中国，也有人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中断了；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并不是萌芽的继承和发展。这可称为中断论。
本文开始时说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除非有不可抗力量，它不会夭折。在西欧，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和北欧低地国家某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衰落了。这是因为东西方贸易的航路改变了，或是因为荷兰的舰队败绩，为英国所代替。对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来说，这都是不可抗力量，因为这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是在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如佛山的冶铁业，后来衰落了，那是因为广东的铁矿枯竭了。云南的铜矿业也是这样，至今不能恢复。再如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由于只伐不植，老林砍尽，并由于生态破坏，连同当地的药厂、纸厂，一起衰亡了。这都是不可抗力量。
我国的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入侵的破坏，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同归于尽。但这一点，常是被夸大了。据我们考察，这种破坏，主要是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方面，尤其是手工棉纺业，而不是在独立手工业方面。有人考察了32个传统手工行业，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7个，继续维持的有10个，发展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有15个，另外还有新兴的手工行业1个。并且可以看出，在我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近代纱厂，是另起炉灶，面粉厂就不完全如此，机器厂大部分是继承来的，轮船业也有原来沙船业的资本。我们考察在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行业，它们在鸦片战争后，只有踹布和刨烟两业被外国商品所代替了，蓁都继续维持下来，并有9个向机器生产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流。
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不仅是研究历史，也是一场理论斗争。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不容否定，但绝不能夸大。当前，应当重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的研究，因为，这大半也就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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