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中国关税改革对民族经济的影响

自五口通商以来，因列强“约订”的“协定关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上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处于上“不设防”的状态。洋货机制品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规模生产效益先后消蚀、摧毁了中国的经济和诸多的传统手，并对清末民初兴起的中国新式民族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其始终承受着极大的竞争压力。20世纪初叶开始酝酿，30年代上叶由国民政府正式展开并付诸实施的关税改革是中国民族经济自立和早期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

新关税税则的修订促进了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中国民族市场、民族经济背腹裸露的窘状，使处于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市场条件恶化下的中国民族经济得以某种程度的自我保护和“休养生息”。关税改革提高了进口洋货的销售成本，由此提升了民族工业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民族的经营。关税改革后，某些进口原料成本增加，同时走私勃兴；在近代特殊的条件下，关税改革对民族企业经营的影响表现为一种“利”、“害”混杂的复杂形态。

上海是进出口巨埠，又是民族工业集中之地，关税改革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在上海表现得相对明显和典型。本文论述以上海民族经济、企业经营为主要分析对象。

一

中国自被迫开埠以来，关税一直受到列强的制约，关税率极为低下。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协定关税起，整个晚清时代中国进出口税为值百抽五，子口税为值百抽二五。咸丰三年后英国等列强攫取上海海关和中国总税务司事权后，上海等口岸的实际关税还低于5％，中国当时几乎成为世界上毫无关税保护的国家。清末，清廷与列强就“加税免厘”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1902年9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订，确定进口商品税率不超过12.5％，出口土货税率不超过7.5％，但终清一代加税裁厘并未实行。

民国以后，随着国内近代民族工业的，工商实业界要求修订关税特别是提高进口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北洋政府在社会舆论和自身财政短绌的压力下与各国交涉要求修定关税税则。几经周折，1925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中外达成协议，1929年起中国关税自主。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关税修订有了较大的进展。1928年12月7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海关进口税税则》，规定次年1月1日起实施。这样中国名义上获得了关税主权，海关关税由原来的“协定关税”时期进入了“国定关税”时期。

1929年至1934年中国先后四次修订关税。1929年的关税维持5 ％的进口关税税率不变，根据不同商品种类另加2.5—22.5％的7级附加税，使进口税最高可达27.5％。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国家进口关税税则》，定于次年实行。这个税则将进口税分为12级，最低为2.5％，最高为50％，比1929年的税率提高近一倍；同时取消子口税，复进口税及内地沿海五口外各常关税。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关税壁垒政策，大幅度提高关税，以抵挡别国倾销，保护本国经济复苏。为了缓和外货倾销和白银外流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1933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将进口税分为5％至80％的14级，比1930年颁布的税则又提高了50％以上。1934年迫于日本的压力，国民政府对进口税税率作了些让步性的修正，但仍有些商品的进口税继续提高。此后，中国关税细则仍有些升降起伏的变化和调整，幅度均不大，主要内容有增收5—10％进口附加税，取消转口税和部分出口货物的出口税等。

二

关税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对进出口贸易采取的一种限制措施。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关税改革不仅使中国的进出口税总税准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进口税的结构也有了改善，由原来的粗放简单化税则变化为多层次级差化税率。新税则的实施对中国外贸商品结构和国内经济发展，企业的市场营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将进口洋货分为有国货竞争和无国货竞争两大类来分析新税则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

1928年关税改革前一年，非竞争性进口商品税率合计为5.1％， 其中工业原料4.9％，机械5.5％，工具5.0％，必需品5.1％，奢侈品5.0％，杂类2.9％。竞争性进口商品税率合计4.3％，其中竞争性进口商品占国内产品产量11—100％、且国产品无出口的关税为4.8％，进口商品占国内同类产品产量100％以上且国产品无出口的关税3.3％（注：参阅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 上海社会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进口商品的进口税准大都在5％以下，十分低下。非竞争性商品税税准高于竞争性商品税税准，而国内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机械进口税税率又是非竞争性进口商品中最高的。占国内同类商品产量的11—100％和100％以上的那两类竞争性进口商品的税率竞不满5％，可见1928年前进口商品的税制极不合理，对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毫无保护作用可言，是一种具有浓郁半殖民地色彩的“自由贸易”式的关税。1929年关税改革后，这种不合理进口税税率逐步得到改变。对国内产品无竞争的进口商品：生产资料进口加权平均税率1929年为12. 99％，1930年为16.38％；消费品中必需品加权平均税率1929年为8.65 ％，1930年为9.07％，奢侈品加权平均税率1930年在18.71～28.60％之间。对国内产品有竞争的进口商品：生产资料加权平均税率1929年为5.83％，1930年为6.31％，消费品中奢侈品加权平均税率1929年为12.15％， 1930年为14.52％（注：参阅王良行“1929 年中国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分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209—248页。）。

关税改革以后的1929年和1930年的进口商品税税率，从有无国产品竞争看，无竞争进口商品税率高于有竞争进口商品税率，似乎不利于国内民族工业，但从其中生产必需品、奢侈品的进口关税税率看，生产资料进口税率低于消费品，消费品中必需品关税低于奢侈品，这是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的，是一种保护性关税。1933年关税改革，进口税结构进一步优化。1933年非竞争性进口商品中工业原料税率为15.3％，机械为13.2％，交通工具为13.3％，（消费资料）必需品为35.9％，（消费资料）奢侈品为45.2％。竞争性进口商品中占国内产量1—10 ％的为21.1％，占国内产量11—100％、国产品无出口的为47.9％， 国产品有出口的为27.1％；占国内产量100％以上的国产品无出口的为14. 1％，国产品有出口的为8.0％。无竞争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工业原料、机械、交通工具）税率仅为消费资料的1／3～1／2。竞争性进口商品中占国产品产量11—100％的那一类， 即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类（主要为棉纺织品、呢绒、纸烟等大宗消费品），在市场上与国内产品具有此消彼长般争夺的进口商品，其税率最高。这类商品在关税改革前的1928年，占进口总额的26.4％，关税改革后逐年下降，到1936年时，仅占进口总额的10.1％；占国产品产量1—10％的进口商品，属拾遗补缺，大都为中高级消费品，税率稍低，而占国产品产量100％以上的进口品， 虽中外商品竞争也十分激烈，但大都是些民用必需品，虽有国产但尚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一类进口商品税率最低。比之1929年的关税，1933年的进口关税对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保护作用更为明显。

但1933年关税仍有对国内经济民生需求保护不周之处，如无竞争性商品中，进口生活必需品那一类税课过重（达35.9％），增加了民众生活的负担，具有财政关税的色彩；而非竞争性的进口生产资料是国内工业企业发展所匮乏的“国外的资源”。虽加税幅度不大，但对原来发展艰难资本薄弱的中国民族工业仍是加重了其投资负担和发展压力。1932年—1934年中外关税谈判时期，中国资本家（主要是上海工业资本家）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请愿活动，一方面要求进一步提高与国产品竞争激烈的加工棉布、小麦粉、轮胎、水泥、纸张、灯泡等的进口税，另一方面要求降低棉花、椰子油（肥皂原料）火柴梗用木材、燃料、纺织机械等的进口税。

三

关税税率变革后，全国和上海地区外贸进出口商品的量值、结构和关税收入以及市场货流均有新的变化，新的气象。

其一，进口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民国后大幅度上升的进出口逆差得到缓和。南开社会经济指数显示，全国进口数量指数（1913 年为100）1929年为139.9，以后逐年下落，1932年为106.6，1933 年为85. 1，1934年仅为77.9。关税改革对进口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1931年全国外贸逆差为5.24亿关两，上海外贸逆差为5.47亿关两，大于全国；1933年全国外贸逆差为7.33亿元（国币），合4.73亿关两，上海外贸逆差为3.43亿元（国币），合2.20亿关两，1936年全国外贸逆差2.35 亿元（国币），合1.50亿关两；上海外贸逆差1.90亿元（国币），合1.22亿关两（注：根据历年海关总册和上海关册进出口值统计。）。30年代上叶中国进出口逆差下降幅度是明显的，上海下降幅度大于全国水平。

其二，进口商品种类趋向合理化。竞争性进口商品比重逐步下降，非竞争性进口商品比重上升；过去洋货几乎无所阻挡地长驱直入侵占中国市场的现象受到扼制，进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烟草向是进口大宗，虽国内产量不菲，但消费市场深厚，洋烟输入至20年代始终势头不减。上海1928年从外洋进口外烟745.8万（千支）又96.5 万（担），至1933年洋烟进口降为19.3万（千支）又39.5万（担）（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撰：《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中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73页。），从“千支”单位看1933 年为1928年的2. 6％，从“担”单位看1933年为1928年的40.9％。洋烟属奢侈消费品，又是竞争性进口商品，关税改革使之进口税累加颇高，进口量终于大幅度跌落。由于竞争性洋货成品进口减少，相应地扩大了国货的市场份额，刺激了生产资料的进口。全国生产资料进口1936年占进口总值比例达40％，一定程度地切合了国内民族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发展要求。上海是个口岸城市，工业原料主要来自外国外地。由于中国内地交通不便和有些原料在质量和数量上不尽如人意，上海工业原料有相当部分取自国外，不仅是那些初加工的原料、中间品从国外进口，而且不少农产品原料也来自进口。关税改革使生产资料进口税虽有提高但仍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准。据统计，上海棉花进口占进口总值的比重由1929年的12.6％上升至1931年的19.9％，小麦进口比重由1929年的3. 3％上升至9％，汽油比重由1929年的0.6％上升至1931年的3. 6％，电器料及装置比重由1929年的1.5％上升至1931年的2.2％。（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其三，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重渐有上升。较低的出口税和仿洋机制品出口免税退税的规定刺激了国产工业品的出口。上海是近代出口工业的中心，30年代其外贸出口商品中工业品的比重渐有增加，加工程度也有所提高。上海棉纱出口1928年为11.36万担，1931年为39.98万担，1933年为48.93万担；面粉出口上海在20年代最高为18万担，1932 年增至41.7万担，1933年达65.7万担（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撰：《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中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85—197页。）。30年代初上海出口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1931年、1932年有所跌落，1933年起出口值便有回升，关税影响是其中一重要因素。关税改革刺激了制造品出口。1936年上海口岸轻工业品（不包括棉纱、丝绸匹头及丝织物）为919.3万关两，比1913 年增长了22倍，品种增长了1倍。1936年全国制成品出口值达出口总值的16.3 ％，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达到33.9％。

其四，关税收入大为增长。据统计，1928年上海江海关关税为3365.9万关两，1931年达12516.9万关两，比1928年净增约3倍。全国进口税收入从1928年的6210 万元（国币）增至1933 年（不包括东北各口）的26201万元（国币），净增了3倍多。这些关税收入主要用于政府的债务和军费开支，几乎没有返用于工商实业和经济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关税改革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增长财政收入是第一位的，保护民族工业是第二位的。

其五，先后裁汰常关税和转口税等有利于国内市场商品流通的发展。“此次政府为流通国内贸易及推广出口贸易起见，裁撤转口税及减免出口税同时并举”（注：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9页。）。在增加进口税的同时裁汰转口税等国内流通税， 具有较明显的保护国内贸易的作用，有利于国内商品市场的独立发展。同时减除转口税相应地减轻了工商实业界的交易成本，从而一定程度地增强了民族工业品的市场流通活力，使外贸对国内商品市场的制约作用渐为削弱。据统计1913年中国贸易总值中进出口占84.7％，国产品埠际贸易占15.3％。1930年，由外国进口占44.4％，向外国出口占30.7％，国产品埠际贸易占24.9％。1936年，由外国进口占33.1％，向外国出口占24.8％，国产品埠际贸易占42.1％（注：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47 页。 ）。关税改革后的1936年国产品的埠际贸易量在外贸量比重节节下降时， 不断上升，比1913年上升了近27个百分点，比1930年也上升了18个百分点。

四

国产机制品是在洋货输入开辟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后出现的。这种中外商品共市的状况使民族的产品在市场上面临着外国进口商品巨大的竞争压力。外国资本主义工业远比先进，其生产率水平、生产规模、经营管理都远胜于中国。由于进口税十分微薄，其生产成本加上运费仍有很强的竞争优势。30年代关税改革，进口税的提升使进口洋货的竞争力受到削弱，从而减轻了民族工业企业产品的市场压力，有利于民族工业企业的。

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丛集之地，又是外贸和国内埠际贸易的首港，上海地区民族工业对关税改革的感应及其企业经营变化较之内地更直接更显著。

面粉工业是上海近代民族工业的支柱产业。在关税改革前，外国面粉进口一直免税，“虽有本国机制面粉乘时而起，然时时仍为外国面粉所压迫”（注：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关税改革后洋粉进口税加至每担课以0.75海关金单位再附加税10％，其目的“在乎保护国内面粉工业”。洋粉提税后，“世界任何国家输往中国之面粉数量难期过大”。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粉厂一扫一战结束后洋粉压迫下萎靡不振之态，开工率大增，从20年代的50—60％增加到80—90％；用作原料的洋麦进口也大幅度上升，1931年增至1961.4万关担。上海各大粉厂在30年代初获利均较前丰厚。阜丰面粉厂获纯益，1928年为20万元，1933年为25.8万元，1936年增至36万元，较1928年增加了80％；股息和红利1928年为11万元，1936年为21万元，净增近1 倍（注：上海社会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6—197页。）。这是帐面上的统计，实际盈利可能更多。上海是造纸工业集中之地，同时也是洋纸进口大港。洋纸对国产机制纸一直有着沉重的压力。1933年洋纸进口税平均提高100％以上， “自本年（1933）5月新税则施行后，洋纸进口倍遭桎梏”， 刺激了国产洋式纸张的需求，给不景气的上海造纸工业带来了一丝生机。这一时期上海和各地新建和扩建了一批造纸厂。1934年上海大中华造纸厂投资50万元开始筹建，1935年建成投产。1934年国民政府迫于日本压力，洋纸进口税下调20％左右，遭到上海等地造纸厂民族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但1934年的洋纸进口税仍比关税改革前有大幅度提高，客观上仍对洋纸进口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利于国产纸的行销。

洋烟进口率提高后，进口逐年下降。上海民族资本烟厂产量有所增加，1930年20家民族烟厂产量为32.77万箱，1932年为42.49万箱，1933年1—7月为30.89万箱，若以平均每月4.4万箱计，全年约52.97万箱。上海最大的民族烟厂“南洋”产量增长最快，从1930年的1.4 万箱增至1932年的9.87万箱，1933年约达11.33 万箱（注：方宪堂主编：《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1933年产量为1930年的8倍。

水泥是建筑的主要材料，国内需要量很大，洋水泥进口一直保持很大数量。上海和天津是重要的国制水泥产地。因洋水泥的竞争，上海民族水泥工业迭经风浪，“尚能屹然存在”者仅地处龙华的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和中国水泥公司，小厂大都在风雨飘摇中苦撑。“迨二十三年（1934）七月，政府增高进口税率（计每百公斤水泥进口税增至八角三分关金），外货输入突减，国产水泥需要渐殷，时呈供不敷求之象，各厂营业转好”（注：《申报》1935年12月20日。），其中上海的中国水泥公司产量有大幅度提高，其水泥产量1931年7月—1932年6月为456679桶，1933年7月—1934年为703932桶，比前年同期增加产量54％。

30年代初叶资本主义危机爆发，各列强向外大肆倾销商品。30年代初中国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相对较轻，其一为世界白银贬值，其二就是关税改革筑起了一道“拦洪坝”，没有出现外货“水淹”中国“洼地”的现象，使往日困于外货压力的民族企业得以复苏和发展。

进口税的提高使国产机制品在价格竞争上稍有改善，但价格竞争非市场竞争的全部，关税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一些民族企业产品质量低下，品种陈旧，在关税改革后仍不能打开市场，继续处在萧落之中。缫丝业是近代上海的主要民族工业之一。自20年代下叶以来由于日本丝和外国人造丝的竞争，上海缫丝业每况愈下。1930年上海丝厂有111 家，1932年减为53家，1934年夏减至35家，1936年略有好转，上升至49家（注：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关税改革后，日本人造丝的进口税逐年累加至很高的水平。1929年以前从价征5％的进口税，1934年8月从量每担征58个金单位，1934年7月提高至120个金单位（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上海出现了进口人造丝税大幅度提高和国内民族丝厂数和丝车数大幅度下降的令人惊奇的反差现象。究其原因，除了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和日本等外国人造丝的竞争外，华丝本身经营不善是重要原因：“（一）茧种错杂，生丝品质难臻统一；（二）资力浮薄，经营范围过于狭小；（三）设备陈旧，生产效能无法伸张成本徒高；（四）组织欠妥，对内缺乏改进运动以促进茧桑，对外不尚竞争精神以推广市场；（五）贸易缺乏机能，海外无直接推销机关，任凭中间商之洋行操纵与剥削”（注：《国际贸易导报》总第五十五期，第123页，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版。）。可见关税改革保护不了“落后”。从资料看在关税改革中受益的也主要是拥有名牌产品的先进的民族资本厂家，那些小厂的市场销售并无大的变化。产品质量和经营管理同样是企业进退成败的关键。

关税改革中出口税的提高并不多，分5％、7.5％、10％三个等级，仍属较低的水准，并有退税免税的规定，如面粉出口可退洋麦进口税，一些仿洋机制品可免征出口税等。这些规定有利于民族资本企业产品的出口。“去年（1933）以来，……如电器具材制造品，输出贸易之突飞猛进”，国产电器材料制造厂家已向海关方面注册，得享受免税出口权利者，有奇异安迪生电机厂、中国电器公司、益丰电器制造厂、亚而登电器制造厂、中国亚浦尔电灯泡厂……等16家，……其中“外人设立者，亦有两家”（注：《国际贸易导报》总第五十一期，第263—264页，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日版。）。二三十年代日本丝织品在南洋大肆扩张，中国丝织品和交织品（因为中国对人造丝原料课征高额关税）在售价上难以与之匹敌。当时上海著名织绸厂——美亚厂业主蔡声白认为，如丝织品出口能退还进口原料税，则中国劳动力价廉，定能重整南洋市场。蔡氏向财政部申请将其第十分厂改为“关栈厂”，原料成品进出口免税；此申请延宕至1936年9月才获准实施。“关栈厂”因售价低于日绸，十分畅销，工厂日夜开工，定单函电纷至，使中国丝织品又夺回了部分南洋市场。惜不久抗战爆发，“关栈厂”毁于日军战火。但这次成功，为蔡氏抗战以后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打下了基础。

五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30年代关税改革（特别是提高进口税）有保护民族工业的作用，但也有其另一方面的影响。

上海是个口岸城市，如上文所述其相当部分工业原料、辅料来自国外，而机械设备等生产资料更是主要来自进口。关税改革使这些国外资源的进口税由1928年的平均5％左右提升至30年代中叶的10％左右。由于美国等列强竭力向外推销农产品和石油制品等商品，价格较低。这些外来工业原料提税后比之不便而运抵沪地的中国内地等农产品等仍有竞争优势，故小麦、洋棉等物的进口在关税改革后继续增长。机器设备对于企业来说大都为一次性投资，一次性增加10％支出对企业总体经营影响也不是很大。但有些进口原料加税很重，有的高达100％，这使以此为原料生产成品的那部分民族工业企业徒然增加了生产成本，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也确有不利的影响。为此有不少民族工业资本家要求减低部分原料过高的进口税。“安尼林染料、人造靛为国内工业依赖之原料，所负税项计过35％，就过去情形而论，各方面责难颇多”（注：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竞争性进口商品的高额税准有利于国货企业的市场营销，而有些工业原料等进口税率的提高加重了他们的生产成本，两者相抵，关税改革的积极作用便打了折扣，对某些行业而言可能副作用更大些。

进口关税的提高使生产同类产品的民族资本企业得惠其中，也同样有利于在华外资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在华外资企业甚至受惠更多。“现时灯泡（主要在上海），以美商之奇异厂规模为大，华商各厂犹不免相形见绌，若施以过当之保护税率，转使外商受惠犹多，似亦非计之得也”（注：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一些资本主义列强在关税提高、商品输出受阻碍后转向资本输出，以此弥补损失，继续保持其在华的市场份额。“现时纸烟工业华商经营者固不在少数，而执其牛耳者，要为英美烟公司，该厂向所经销大宗进口之三炮台、红锡包等牌，近年因进口税增高，已改为在沪制造”（注：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国民政府在提高关税控制外国商品输入的同时不能有效地控制外国资本的输入，这样使中外商品竞争更多地转向国货与在华外资企业产品的竞争。这种竞争对上海等地的民族企业而言，更直接更激烈也更无奈。

进口税的大幅度提高，另一副作用是刺激了走私的发展。据郑友揆先生估计，1932年走私进口值为3800万关两，1933年、1934 年达10000万关两，约占当时进口总值的7.4—9.7％。日益猖獗的大规模走私是关税改革一个始料未及的恶果。这些走私商品对国内市场的正常秩序和民族工业产品的行销均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原先上海民族工业品橡皮套鞋畅销全国，现“只能销至江浙及长江一带，其他各地均为日货侵据，固而无法维持者甚多”（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35页。）。“沪上纸商俱感走私货夺其销路之苦，存货一时无法脱手。如果走私无法阻止，正当纸商势将无法营业”；“上海机器造纸工业各厂产品均系通过纸商外销的，纸商业营业不振，各厂自亦受到不利影响”（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8、139页。）

即使是原料走私入口对民族工业企业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关税改革后，由于日本人造丝课税很重，于是大量走私，“尤以华北和东南沿海一带为最”，一些外地厂家利用私货排挤用正常渠道从海关进料的厂家的产品，“如从天津运来的绨、绫、葛，每匹（18码）只售三元至四元，而本埠（上海）厂家所出的，其最低成本就要合到陆元”。“若任令私货人造丝横行，正当厂家无法营业”（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走私挠乱了正常的原料市场，也间接扰乱了成品市场，不利于守法厂家的正常经营，其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在30年代的走私潮中，最猖獗的是日本货。由于中日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比中国与欧美列强要小，日货大都为日用品和竞争性进口商品，所以关税改革后其进口障碍度也较别国高。而二三十年代正是日本国内工业迅速发展时期，急需开拓国外市场。30年代中国关税改革一定程度地阻挡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扩张，这成为日本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30年代的关税改革虽然有一些负面影响（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避免），但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起到了合理竞争促进民族工业的作用。进口关税提升后，由于国内工业品的竞争，进口商品价格水平上涨幅度不可能很大；随着市场竞争深化，其价格复趋下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国产品竞争的成功。只是关税改革后不久便发生了中日战争，以后又是国内战争，真正在和平年代发挥作用的时间并不长。如果没有战争的中截，如果民国甫立即进行关税改革，则关税改革对中国的民族工业、企业的经营的积极作用将进一步显示出来。

在资本主义经济趋向全球化的近代，一个国家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在国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列强纷纷向外大肆进行商品输出的条件下，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没有一定的关税保护，其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将是十分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实行适度的关税税准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