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对国家经济战略的误导

最近十来年“比较优势理论”盛行于学界，引进者林毅夫先生将其发扬光大，对中国宏观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奇迹成就被认为是“比较优势发展理论”的应用效果，在这个经济策略的引导下，东南沿海地区利用了“中国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因为这个理论转型为外向型，国际贸易的总量增长用GDP发展论的眼光来看还是令人欣喜的，特别是2005年1-9月的累计贸易顺差达到了不可思议的最高683亿美元（1），然而高速发展的GDP并没有带来高速增长的GNP，大量的劳动民众已经对带不来收入增长的经济增长感觉失望，同时过高的外向型经济比重已经开始危及了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

看着一天天嚣张的“台独”，我们不仅仅是打不起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顺差的沉重包袱下恐怕连海峡封锁的勇气也没有了，因为当今中国比拿破仑时代的英国更害怕大陆封锁，“台独”没饿死，恐怕大陆先被饿死了，或者说为了消灭“台独”大陆要付出几亿人被饿死的代价，恐怕“台独们”也因此找到了敢于“台独”的理由。

其实，对林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大可不必顶礼膜拜，那不过仅仅是一个商人的生意理论，林先生把整个中国经济当作了一个巨型公司，把中央人民政府当做了董事会，把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当作股东回报率。在林毅夫的经济视野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公司还不是一个长期专注于某个行业发展的实业公司，才是一个倒来倒去寻求各种“近期比较利益”的商贸公司，类似一个在所谓的“国际大分工”里充当一个货郎贩的小字辈。在林毅夫经济理论的教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围绕着增强综合国力水平而发展，而是以最大限度增大国库收入的“赚钱路线”为中心。中华古谚说，“国之上下交相言利，国之危矣”，这个“交相言利”的理论策源地就是林先生一贯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这个表面华丽的理论诱导下，我们的经济建设忘记了中华古训“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出自孔子《论语.颜渊》）”的立国之本，而是整天在比较来比较去终日寻找赚钱的机会，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混同于公司的经营发展。

我查阅了近年来林先生的文章，对他的主要观点作了如下归纳：一个是内生能力的概念；二是比较优势的理论；三是反对赶超型经济的观点……其他的还有些是从他的基本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关于、农业、制造业、信息业等各行业分析的经济学结论。现在我们先抓主干再说枝叶，行业部分以后一一再进行分析和辩驳。

下面是原文引证“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反过来，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就应该发展资本密集产业，生产资本比较密集的产品，用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

林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面向宏观经济的，主要是针对中国经济布局的，更重要的是对于建国以来重路线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路线的效益论证。反对赶超的经济思想和比较优势理论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企业内生理论是微观经济领域的学说，是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做出的分析，但这个企业内生分析却是以上两个观点的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是一个时髦的西方经济学词汇，其含义并不深奥，用中国俗话来说就是“因势利导”，无可厚非这是一种很明智的方法，而林先生的错误关键是在于将“因势利导--比较优势”用错了对象。对于一个企业发展，采用“因势利导--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深厚技术优势或者廉价的人力优势，比如依托技术资源雄厚的大学发展高科技企业，依托资源丰富的山区可以发展绿色农业等等，这个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企业发展都是很有应用效果的。但是放在整个国家而言，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世界级大国，片面强调比较优势就是理论用错了对象，最起码也是没把中国看成一个“具有多产业的集团公司”，国际关系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很多产业发展不是取决于基础条件而是取决于战略需要，中国能不需要先进的航空产业吗？能不需要先进的机床产业吗？能不需要先进的通信产业吗？中国经济的发展路线一直不是有什么发展什么的问题，而是需要发展什么就得发展什么的问题。中国需要大飞机，需要大飞机发展运输、保卫国防，而林毅夫却宣传“裤子换飞机”，二十年来我们活生生地卡死了自己已经出生的 “儿子——运十”，买来了二百亿美元的波音飞机，不仅仅是“马凤山们（3）” 15年血汗、5亿人民币投入和200亿美元波音采购开支的差距，而是美国的波音飞机就不允许你挪作军用，不允许你模仿学习，甚至不给你足量的配件供应，更要命的是“裤子换不来预警机”、“裤子换不来战略轰炸机”，我们用善良的心去处理了二十年的国际关系，却用这个“比较优势”的花布蒙蔽了民族工业的眼睛（2），换来的是在未来常规战争中有可能出现鸦片战争的“不对称打击”——他打得着你你打不着他。

林先生到处宣传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并没有错误，但用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就出了大问题，这里有一个错误的大前提就是——“国际大分工”，我在此可以问问林毅夫先生，这个“国际大分工”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如果你说“国际大分工”是先天的，那么今天的美国也不应该成为发达国家，以色列、日本更不应该成为发达国家，而应该还是老牌工业国家英国法国，如果“国际大分工”是后天的，那么你为什么反对“赶超”，反对“自主”！这个“国际大分工”就是一种荒唐的经济学说法，由于以讹传讹年代久远，已经不可考察当年的出处，但是现在依然误导者中国的经济走向。前一个阶段龙永图和何光远争辩“自主品牌”也是这个问题，龙先生的理论依据就是这个不知道来自何方的“国际大分工”理论，说根据国际大分工的原则世界上就只有“六大三小”这几个大型的汽车企业，中国汽车不需要搞什么自主品牌，那么在此可以问问最近几年韩国汽车的成就从哪里出来的？！韩国现代相对于美国通用怎么进行“国际大分工”！

再说说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的另一面——“反对赶超”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到底是为了的战略需要还是“好大喜功”？！当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不断在中国周围发动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一五、二五计划成功完成的鼓舞下，毛泽东为了让中国保持更可靠的独立自主，让中国的民族再上一层楼，让中国军队永远不再象抗美援朝一样的艰苦卓绝，才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可以说，“赶超战略”不在于赶超战略的本身，而在于“赶超战略”的战略效果和“赶超战略”的国家安全意义。因此这个“反对赶超”的经济理论，其结论就是引导中国经济建设削弱自己的尖端科技投入，削弱自己的战略支柱产业投入，削弱自己的民族产业，运十下马、“中华之星”搁置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理论滥觞的结果，“反对赶超”就是要让西方列强永远可以用大炮威胁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被这个理论误导的龙永图竟然说“中国应该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20年加工贸易”（2005-2-25 经济报《龙永图：中国应该再老老实实搞十年加工贸易》）。

林先生原文：如果一个地方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则应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技术。如果世界上的经济发展只有“比较优势发展理论”是合理的，那么按照林先生的总量比较的算法，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以小搏大”、“以弱敌强”，而人类战争的结果则永远没有悬念，那么国力的比较也是永恒的，因为“比资本”、“比劳动力”、“比资源”嘛，这么一比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永远不要做了，中国人多先天不足嘛。在战争中很讲究的一个原则就是“局部战场优势”，我比你的总兵力小，但在局部交战地点我比你的多就可以战胜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拿破仑兵法的核心都在于此。中国再落后再贫困，用5个亿人民币就可以搞出来大飞机，用10个亿就可以搞出原子弹，用100个亿可以让神舟五号让天，这就是局部优势获得成功的“赶超战略”，这也是对“比较优势发展理论”的反证。在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中，经济行业数量总数已经达到了数千个之多，怎么能有“一个地区资本相对少劳动力相对多”的问题呢，国际竞争和区域竞争也是以行业划分为战场的，经济数量对比需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排队，怎么能资本、劳动力的一股脑算“大锅饭”呢！更何况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和美元购买力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民币一直就被低估，中国实际上到底有资本没资本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举两个当代信息产业的例子反证林先生，看看他所说的“比较优势——先天禀赋”的局限性和荒唐性。在当前国际IT产业中对微软最有力的挑战就是来自Linux，它出自一个没有资本没有公司的芬兰大学生linos，Linux的研发就是用无本买卖挑战微软，并因此兴起了开源软件运动——让比尔盖茨对全体员工说“我们离破产只有18个月”。Linux的发展既不是资本密集也不是劳动密集，确切地说只有“信息密集”、“智力密集”。　　

1991年11月，Linus Torvalds写了个小程序，取名为Linux，放在互联网上。他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借此搞出一个操作系统的"内核"来。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在互联网上，Linux刚一"露头"，便被广大的牛羚计划的追随者们看中，全部上阵，七手八脚，把它"加工"成了一个功能完备的操作系统，叫做CNULinux。1995年1月，Bob Young创办了RedHat（小红帽），以CNULinux为核心，集成了400多个源代码开放的程序模块，搞出了一种冠以品牌的Linux，即RedHat Linux,称为Linux"发行版"，在市场上出售。这在经营模上是一种创举。Bob Young称：我们从不想拥有自己的"版权专有"技术，我们卖的是"方便"（给用户提供支持、服务），而不是自己的"专有技术"。源代码开放程序包括各种品牌发行版的出现，极大的推动了Linux的普及和应用。
　　
第二个例子就是微软公司的成功，起步的微软在研发水平上与IBM公司相比没有任何“比较优势”，而在机诞生时期与苹果公司的激烈竞争迫使IBM公司无暇顾及微软的这部分技术领域，就采取了买来集成的手段仓促上马，但IBM公司并没有忘记微软这个小不点占据着自己的一个分支领域，采用微软技术的同时也研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OS/2，正因为微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准备要把10%股份卖给IBM公司来保护自己，坚持将DOS系统发展到了Windows95并挤垮了OS/2，才诞生了微软这个世界第一软件巨人，如果比尔盖茨相信“比较优势——先天禀赋”，那他这一生也就是个软件工程师了，盖茨自己就说过计算机产业诞生之初最有可能称霸的是苹果公司之前的“王安公司”，如果美籍华人王安成功了连苹果公司乔布斯都没饭吃，自己的一生顶多就是个高级软件工程师或者是数学教授。这个当今最著名的发展案例就不是用“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可以阐述清楚的。

最后从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的视野，来论证林先生企业自生理论的不合理。按照林毅夫教授的定义，“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一个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关键取决于该经济中的企业在行业和技术上的选择是否与经济的资源禀赋结构相一致。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就是指要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选择符合自己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经济中的多数企业才会具有自生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经济体的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林先生的经济学说构架了一个虚拟的经济环境——“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然后他在自己的这个虚拟经济视野里，一直在从资本升值的分析角度，也就是仅仅从企业利润来关注企业的 “生存——自生”，而忘记了关注企业的社会属性——-企业产品的社会职能。我们的经济眼光不同于林先生的观察企业都如同一个个投资回报工具的眼光，在我们民族产业经济学者看来，企业的利润不管是来自垄断的市场还是来自自由的市场，企业本身都不仅仅是资本利润的制造工具，每个企业的产品都有它特定的“社会使命”，食品公司是给社会创造饮食的，家电企业是给社会创造娱乐的家用电器，军工厂是给国家提供国防安全的产品。企业的社会职能还可以延伸为国家职能，看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工业史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卢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在1938年宜昌三峡大抢运，抗战历史可能要改写，这是企业作为国家职能体现的最好案例，也是对那些“经济是经济、是政治”的伪学者言论的最好批判。企业的国家职能在日本工业企业中尤其明显，日本没有任何军工企业，军工生产线都是在民营企业中和民品生产线混用，而且经常是在亏损状态中为国家职能而保养维护着，日本汽车企业生产线的加工能力同样可以为坦克的加工而使用，洗衣机生产线可以制造洲际导弹（《环球时报》记者郭斯仁）），三菱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充足。林先生作为大经济学家想必是看过日本工业军民一体的经济现象，对日本“通产省”和“产经联”的作用应该很清楚，对日本是不是纯粹市场经济也应该是了解的，还高谈什么“企业自生能力”吗？企业自生也好，他生也好，归根结底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利润决定自己的生存，企业自身的社会职能也能决定了自己的生存，难道美国日本就是纯粹的“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吗？林先生看不见美国和欧盟的大飞机研制补贴吗，看不见美国欧盟为此产生的国际争端吗？看不见日本通产省的军工补贴吗？　　

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理论”走到今天，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歧途，已经成为西方列强削弱中国战略支柱产业的一个工具，“比较优势发展理论”再继续盛行下去将要国之不国，将要难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东海的猖獗挑战。

注：
（1）新京报，国家海关总署数据
（2）崔健歌词，“一块红布蒙住了我的眼睛”
（3）马凤山，中国航空工业的开创者，运十飞机的总设计师，因运十下马而抑郁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