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经济体制的若干理论思考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的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去年底，《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表以来，在改革开放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总感到有些深层次问题认识上不统一，步调上不一致。今年初，又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社会的意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科学回答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决定》的实施，需要《意见》的指导，两者的全面落实，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经济体制新模式将更多地走向世界。这里，只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

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

众所周知，产权清晰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否则，就谈不上交换。但是，产权清晰并非必须清晰到个人，私有制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产权形式，更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决定因素。

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联系，也经历原始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才形成一套比较完整且不断变革中的市场体系。重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五大经济特征越发明显，但应当说，从原始掠夺、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到跨国垄断，从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到集团制，从科学管理、人群关系、行为科学到管理科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确实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从而暂时摆脱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命运，仍然能容纳生产力的较快发展。

公司制与计划经济具有天然联系，社会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思潮几乎同时产生和发展，但实践表明，就生产力不发达的发展家来说，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问题在于：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早在一百年前，帕累托就提出这个问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引发一场长达二十年的大论战，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这场论战作出了肯定回答。

应当清醒的看到，建立与私有制具有天然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经历三百年的漫长探索，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不同国家又有不同模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课题，要在三十年内就建立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焦点，是国有经济如何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由于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往往急于求成，动辄几年建立、几年脱困、几年完善、几年成熟。当改革的实际进程达不到预期目标，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时，有些人便对国有经济的前景表示悲观。他们根据“经济人”的假说，以“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效率最高为由，提出“国家所有制下家不可能定理”，主张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这未免言之过早，失之偏颇。事实上，作整个经济体制中心环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不仅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受到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配套改革，国有企业只能是无水之鱼。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既有的、社会的原因，也有经验的原因，不仅仅是产权虚置的问题。作为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组织，现代企业不像小私有者那样，多卖一元钱就能多的一元钱。无论公有还是私有，都存在委托一代理链问题，关键在于治理结构。只要做到产权清晰，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是否国有或国有控股并非决定性因素。西方的私有制企业，倒闭的远多于存续的，苏东的“休克疗法”，并不是“一私就灵”，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也没有进入世界五百强的。鉴于建立公有制市场经济是领导有序的自觉进程，也许并不需要像私有制市场经济那样经历三百年的自发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在本世纪中叶今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就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经济体制与中华文明

人们不难发现，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存在一种普遍现象：科学技术一学就会，既快又好。世界市场出现什么新产品，往往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到国产品。一年半前，一般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光盘，一年半后，我国的光盘产量就成世界之最。而经济体制一学就变，既变形又变味[1]。行业协会本来是自下而上成立的自治组织，我们一学就变成“二政府”。股市从来就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我们这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可股市一片大跌，一路下跌。究其原因，乃在科学技术是系统，服从自然，而经济体制是人造系统，与人文休戚相关。

什么是中华文明？从源头上看，不外乎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和近代形成的革命文明。

我国的传统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今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传统文明的真谛；《大宅门》、《大染坊》是传统文明的缩影；遍布全球的“唐人街”，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历史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在韩国、日本乃至“去中国化”的地区，也得到较好的延续。反观中国大陆，历来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往往因有糟粕而去精华，“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费尔巴哈是形而上学唯物论，黑格尔是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正是吸取两者的合理内核，才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而儒家和道家在2000年前的共识“天人合一”，就因为带有“唯心”色彩而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以致付出沉重环境代价以后，才引进可持续发展理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由于西风劲吹，国际“接轨”，人们都知道当代首富盖茨的致富之道，却未必知道先秦巨万陶朱公的计然之策，人们都知道西方情人节，却未必知道牛郎织女七夕节。陶瓷源于中国，中国因此得名China，但在今天的世界陶瓷市场上，中国陶瓷却上不了人家的礼品货架，销量也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经络学和针灸学、中医学和中药学，有着丰富的中华文明底蕴，连外国人都当作“奇迹”，我们却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以现代科技进行挖掘和升华，反而成为中草药净进口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在党的长期革命斗争中 革命文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的主旋律。从长征到三峡，从红旗渠到宇航船，从大庆精神到鞍钢宪法，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都是革命文明的伟大创造。人们至今对1950年代怀着美好的回忆：生活水平不高，但社会秩序井然，假冒伪劣没有了，赌毒黄娼绝迹了，偷盗贪贿也少见了。但是随着20年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意识形态日渐多样，污泥浊水日益泛滥，导致党风日下，世风日微。现在，某些人只把革命传统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甚至当作笑料，嗤之以鼻。

正由于传统文化文明“没用”了，革命文明“过时”了，许多人出现精神空虚或精神危机。大量的频繁的窝案、串案表明，他们就像经济动物一样，仅凭本能追逐私利，以致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恶性案件，不仅违背中华文明，就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未见或少见，可谓旷世奇闻。试问：“郑百文”是什么文明？“注水肉”又是什么文明？这些人只是借市场改革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怎么能指望他们学好别人的先进经验呢？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支柱，弘扬中华文明是完善这以经济体制的根本保证。

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着改革开放,我们正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在经济基础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战。

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的存在，必定产生市场经济的意识。一位营销员，从早到晚做的都是：怎样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便得到尽可能大的提成。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实践，怎么形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位首席执行官，一年到头做的都是：怎样通过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实行短期利润最大化和长期资产最大化，连做梦都想进入世界500强。这种“经济人”的实践，仅靠一月一次的党支部会，怎么形成“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正确舆论导向。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日益加快，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取得任何信息，各种思想彼此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各国政府都不会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但是，政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的只是书籍、报刊、广播、电视、学校，而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宣传已经收效甚微，进教材、进课堂，却未必进头脑。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家庭、社会、手机、特别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将可口可乐送往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将美国文明送往互联网的所有终端。伯努瓦在《经济全球化》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力量最终表现在他让整个世界都像北美人一样思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形成双重人格：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明里是一套，暗里是一套；“头”在是一套，“头”去是一套；单位是一套，家庭是一套；群体是一套，独处是一套。结果，从显规则来看，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从潜规则来看，则无烟瘴气，两个天地。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正确区分伦理观与经济观，弘扬优秀中华文明，发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无论历代还是当代，也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大气凛然，嫉恶如仇，出污泥而不染。许多企业家都能遵循经济法则与道德准则，在经营活动中斤斤计较，在公益活动中出手大方。同时，宣传也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杜绝一切貌似正确的空话、套话、废话。马克思主义是与各种错误的思想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只有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才能发展下去，仅靠禁书、禁演、禁播、禁网，关起门来灌输，充其量只能培养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导致更大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只有提高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识别力和免疫力，才能“胜似闲庭信步”，做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

[1]变有两种：一是结合国情，有创新；一是扭曲变形，画虎不成反类犬。这里指后一种

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

中国是世界最早、最大、最强、最长的封建国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1] 私人规制（private regulateon）就是公共规制(public regulateon),官本位根深蒂固。全国解放以后，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官本位思想一脉相承，而且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朝代。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2]由于党政不分、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官本位往往以党为“虎皮”，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要反对党为“虎皮”的官本位，也因投鼠忌器，格外困难。

毫无疑问，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没有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西汉、盛唐、前清等中华盛世，都与强有力的中央有关。在当今中国，要实施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是关键，而且不可替代。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科学界定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界？人们往往用舵手与船员、裁判员与运动员来描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际社会收益相等作为界定点。也就是说，一项经济活动，如果通过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收益大于政府干预的社会收益，就交给市场。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制订公共规制，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公共规制。

在入世谈判中，欧美国家以“政府影响”为由，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政府影响问题在发达国家也在争论，也未解决，现在却苛求于正在转轨中的中国，这是一种政治偏见。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虽然一直在改革，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尚未根本转变，该由市场解决的许多问题还抓在政府手里。无论是十年前的经济软着陆，还是这次防止经济过热，问题主要出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调控也只能主要限制地方的信贷规模。这就是说，我们的调控模式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而不是“政府→市场→企业”，市场主角是政府还不是企业。

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中国搞一个项目，没有政府支持，行也不行，有了政府支持，不行也行，而政府支持往往大有文章。“审计风暴”表明，几乎所有重大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官商勾结。环保有令不行，矿难屡禁不止，走私越抓越多，造假越打越假，背后往往有政府充当保护伞。

“铁本事件”说明，有关部门并非不知道这个项目明显违犯国家相关法规，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原来，市委已经将这个项目作为赶超邻市的重大举措，有关部门必须大开绿灯，否则，后果可想而知。而处理的结果，受处分的只是某些执行者，而决策者却安然无恙——作为依法治国执政党一级组织的市委，还不是法人，并不负责任。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一针见血的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3] 现在,25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已经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许多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的案犯说明，这个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究其原因，仍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尚未解决，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上不规范。用一位来县委书记的话来说，就是“书记挥手，人大举手，政府动手，纪委下手”。当然，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但这只能从领导体制上解决，党政交叉任职是靠不住的。因此，“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第一。”[4]

革命，是指人们在改造和改造社会中所有进行的重大变革。如果说，1949年全国解放是政权更迭的第一次革命，1978年体制改革是利益重构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是权力再造的第三次革命。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政权更迭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党革别人的命，政治体制改革则是革自己的命，触及千千万万干部的权力，也可以单独看成一场革命。鉴于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审慎从事，不能影响稳定，但革命总是有风险的，害怕风险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会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5]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6]

[1]汉书．盖宽饶传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7、328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国际合作与国家主权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有朝一日资源将在各国自由流动，这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决定一国事务的还是国家主权，左右一国政策的还是国家利益，民族国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外来干涉越大，反弹越强。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也只有首先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才有能力尽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世界近代史表明，当一国国力强盛之时，主张对外开放，否则就闭关自守。英国在17世纪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竞争中不具优势，就奉行重商主义，实行民族保护；当18世纪开始产业革命以后，成为“日不落帝国”，便主张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美国经过7年解放战争刚取得独立时，曾提出“门罗主义”，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插足美洲事务；当羽翼丰满以后，便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及至当代，一霸独强，全球化也叫得最响，借口“人权高于主权”，企图实现全球美国化。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国家主权具有特殊重要性。众所周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反共势力一直以苏联为主要敌人，苏联瓦解以后，美国的反共势力又以中国为主要敌人。由于在反恐、反伊、朝核问题上搞得焦头烂额，他们不得不与中国进行某种策略联合，但只要腾出手来，总是千方百计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特别是利用裂解中国，阻挠统一。他们对中国改革说过一些好话，也只是因为他们将“特色社会主义”误解为“特色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误解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和平演变”。如果说最强的资本主义美国与最强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左右20世纪世界局势的主角，那么21世纪的世界局势正日益走向多极化，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角则是中美两国。

我们应当从这样的全球大举来审视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维护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从我国经验中可以看到，两者有统一的一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能够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增强综合国力，能够尽到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如果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势必落后挨打，何来国家主权？同时，两者又有矛盾的一面：参与国际合作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势必影响我国主权完整，政策选择受到制约。我们决不拿原则做交易，但凡事都有机会成本，要获得国际合作的好处，就只能让渡某些国家主权，从无条件的国家主权变为有条件的国家主权。T·托马斯说，加入经济全球化犹如穿上“金色紧身衣”：经济增长了，而政治萎缩了，政策选择范围缩小了，要末可口可乐，要末百事可乐。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只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不同对象，冷静观察，权衡利弊，两手准备，沉着应付。

应当看到，现有的超国家世界组织和国际会议，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他们邀请中国参加，也许设下圈套，别有用心，但是，我们与其站在外面反对，不如参与其中斗争。包括八国首脑会议在内的一切全球或区域会议，如有可能，都应争取参加，取得国际规则发言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国际合作与国家主权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

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奋斗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是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如果离开现实而空谈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但忘记理想而只谈现实，又会迷失方向。

苏东剧变以后，全球化到来之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命运议论颇多，有人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共产主义”，有人则认为已经是“历史的终结”。反观国内，倒是讳莫如深，在世界最大共产党的各种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共产主义”这四个字。当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如何，应当由实践去回答。但是，现实纲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最高纲领。距今150年前，当共产党还没有任何执政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就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今天，有了苏联70多年和中国50年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最高纲领及其实现进程做出预见。不可否认，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各国共产党人正在困境中坚持奋斗。占全球共产党员90％以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理应拿出21世纪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迈向共产主义的需要，这是各国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的需要，这也是各国政党对共产主义再认识的需要。

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却很少进行公开的探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最高理想，但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具有属人性——人与其知识难以分离，如何“共产”？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阶级消灭，民族国家自行消亡，世界大同。全球化论者也说，随着资源在世界自由流动，民族国家消失，全球一体（所谓“资本无国界，人才无国籍，无祖国，市场无边界”），两者究竟有何异同？如果说，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那么，这一界定是否可逆——只要做到这三点就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克林顿说“我们距离共产主义比中国更近”？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少先队员在对歌中也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必须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有一个科学的说法，并写入党纲，使大家对共产主义不仅信仰，而且信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献身这以崇高理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实现社会主义化分为三步走，全国人民对此具有共识，勇于实践。但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呢？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高级阶段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回归计划经济？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高级阶段是继续发展这中混合经济，还是回归公有经济？初级阶段是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高级阶段是继续完善这种分配形式，还是回归按劳分配？当代有三分之一的国家由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他们在经济体制上也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是“修正”了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在某些方面也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显然，只有明确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我们才能区分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基本纲领，究竟是走向共产主义而不得不采取的迂迴战术，还是特色社会主义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的创新战略；究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步走进我们的最高理想，还是“修正”马克思主义，不断走离我们的最高理想。

有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之所以在这里一并提出，是因为它们彼此相关，必须统筹研究。这些问题涉及敏感的政治，确实从学术的角度提出来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课题。《意见》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并无一定之见，仅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