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策划人手记 的学为什么难有真正的创新呢？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经济学者更急于学会20世纪“领先”的经济学术思想，却对之前的财富思想没有深刻地理解。
诚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都是20世纪的新经济学，但是没有对财富思想和财富来源的深入理解，仅仅追逐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本身，结果会越追逐越迷茫，反而在中迷失了自我。在2006年12月《理论周刊》的岁末版上，我们特邀我国三位著名中老年经济学者宋养琰、邱兆祥、李晓西做客《圆桌对话》，就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践行阐述了他们独到的见解，读者反响强烈，并期待我们可以引领对这一世纪命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讨。本期我们特邀赵锡军、滕泰、丁志杰三位国内著名中青年经济金融学者做客《圆桌对话》，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期我们还强化了对中国经济学家使命的探讨。
目前中国经济学为什么缺少原创思想？为什么有学者对“谁能把中国的经济和改革问题弄清楚，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法提出质疑？为什么对经济学的突破在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财富现象和经济现象的研究，而中国经济学能否领先也在于这一领域？这些有意思的问题，读者在本期《圆桌对话》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主持人记者 黄丽珠
特邀嘉宾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赵锡军 博士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 滕泰 博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 丁志杰 博士
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共出版专著3部，主编教材4部，译著8部。在各类期刊上共发表70余篇。其中有两项成果分获“第五届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论文二等奖”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学会“第七届优秀金融论文二等奖”。
滕泰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宏观经济评论方面，《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觉醒》系列评论，提出了深度开放阶段宏观经济取向。在金融战略研究和预测方面，《汇率弹性不足将带来严重代价》等在金融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专著有《价值创造与证券公司的成长》；《新财富论》等。
丁志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金融学会、中国投资学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国际金融理论、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与政策、发展金融理论、比较金融制度；专著《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效应与政策研究》和论文《1999~2003年国际汇率体系变迁的统计分析》分获第十届和第十二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优秀著作奖和优秀论文奖。
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素材，中国的经济金融理论研究正在走出困境，步入良性循环阶段。过去一年里中国经济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势头，中国经济的增长引人注目，国际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一直保持相当的热度。今天，赵锡军、滕泰、丁志杰三位国内著名中青年经济金融学家应邀做客《圆桌对话》。他们对2006年以及以往我国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剖析与梳理，并对我国经济学及其理论的践行进行大胆的展望。
■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记者：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系列方法论的经济学，并不是一个个可以套用的经验公式，目前中国经济学缺少原创思想。而化、城市化也只不过为中国经济学者提供了检验和学习的机会。所以，有人对“谁能把中国的经济和改革问题弄清楚，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法提出质疑，各位怎么看这些问题？2006年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又有哪些突破？
滕泰：经济学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财富思想的方法论，而不是一系列可以套用经验的公式和结论。可以举例来说明：
比如，中国的经济学者大部分都从教科书中知道欧洲曾经有重农主义思想，稍微详细一点的教科书中提到法国学者魁奈是欧洲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魁奈的一篇长达数万字的关于农业耕作中到底是使用牛、还是使用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关于成本和效益、投入和产出、规模和效率、生产要素组合与配置、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价格与交换、土壤环境、产品效用选择等方面的分析思想和方法论。所以，魁奈是有原创思想和现实分析能力的经济学家，而仅仅了解重农主义思想结论的经济学者都是经济学领域的“工匠”。
又比如，中国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告诉学生：提高利息率，居民就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利息率与储蓄正相关、与消费负相关、与投资负相关的一系列模型，并衍生出相关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和政策。可是在《国富论》中原本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方式：利率的增加，有可能吸引人们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也可能吸引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对于那些已经有一定储蓄的居民而言，如果利率增加，那么不仅当其利息收入增加，而且现有财产能够产生的未来利息收入也会增加——这就使他没有必要再把更多的钱储存起来以防未来，从而可以把更多的钱花在现在，结果利率的提高反而会增加消费。
如果每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都能够自己想到上述魁奈和亚当·斯密的分析方法，他们就没必要读原著；反之如果他们仅仅从教科书上学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和公式，然后教条式地去应用，那么，中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蹩脚经济学“工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学。
有人说谁能把中国的经济和改革问题弄清楚，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判断在西方反映了对中国经济的无知，在中国反映了对经济学本身的无知。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分析方法，在哪儿都是一样的。经济运行本身可能会因为制度、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现象和结果，但是决不可能产生出独特的经济学原理和分析方法。
中国的经济只不过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把西方国家几百年来走过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科技应用和产业升级结合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完成而已。由于每一个经济学的判断都依赖于特定的背景条件，因此，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确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增加了难度，这恰恰需要中国有真正的经济学家，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特殊的经济学。
在以地球表层土壤为财富来源的农业时代，中西方没有什么经济学的差异。在工业化、城市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学落后已经是不可能改变的历史事实。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改革开放，只是为中国的经济学者提供了绝好的分析研究对象，但是，中国的经济学不可能在这个时代领先、超越。经济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竞争，是在工业时代之后的新的时代——数字经济时代。
丁志杰：过去一年里中国经济学研究还是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开端，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应用性增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中国经济学研究正在摈弃对西方经济研究的简单模仿移植，走向基于中国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很多需要研究的新特征、新问题，吸引了理论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从实际中寻找、发现问题，通过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出了一批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的很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
第二，规范性提高。随着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和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经济学研究规范性有了很大提高，在专业语言、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步和国际接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心正在回归中国。
第三，实用性增强。在经济特别是金融研究中，案例研究的兴起丰富了实证研究的内容，拓宽了实证研究的范围。案例研究实现了理论、政策和实践的互动结合，有关成果直接服务于经济金融发展和改革，产生了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实用性大大增强。
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诸如：基础性研究和理论前沿研究还很缺乏；数据不完整和信息不透明制约了量化研究；大学、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和实际部门的研究没能有机地融合，等等。
赵锡军：一般认为，经济学是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学问。所谓的有效配置，通常是指基于经济学上资源使用效率高低而言的配置。一般的理解是，当某一资源被投入到产出较大的使用目的时，比投入到产出较小的使用目的时所获得的效率要高，其配置也就更有效。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从单一资源投入到社会资源投入的问题；涉及到从产出的经济效用到社会效用的问题；涉及到从相对简单的文字表述到越来越复杂、精细的数量关系表述的问题。表明了经济学从局部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放到精细、从单一理性到多重理性、局部理性乃至非理性的发展过程。而经济学所关注的每一个问题，往往都是一个国家某个时期经济领域所展现出来的问题。
■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走势分析
记者：回顾2006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引人注目，国际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仍然保持相当的热度；同时也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稳定性的探讨，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效率、代价与约束条件的研究。对此，各位学者的观点是什么？
赵锡军：2006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2005年没有太大的变化。出口和投资仍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一直期待的消费则增长乏力，从而导致国内储蓄、消费与投资之间不均衡、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不均衡的内外不均衡的局面。而高储蓄与低消费的问题则成为内部不均衡的核心问题。一般认为，一国储蓄率的高低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收入水平提高的方式与速度、消费品的供求结构、金融与投资市场的发育程度、居民的消费习惯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等。中国的高储蓄率与收入水平快速不均衡提高、消费品供求结构不平衡、金融与投资市场不发达、居民的消费习惯偏向保守、社会保障不完善以及由内外不均衡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等因素有关。最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但各地区、各部门的提高速度差异很大。少数富裕居民的消费能力有了较大提升，但大部分普通居民、特别是广大地区居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仍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再加上住房、、医疗卫生、公共等领域定价机制和供给机制的变化，居民支出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支出的刚性增加了，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居民的消费习惯偏向保守，因此，收入中用于主动扩大消费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增加，居民更多地将收入增加的部分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从消费品供求结构来看，处于转轨时期市场还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生产结构的调整还不能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从而导致某些产品供求紧张而另外一些产品则过剩，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一些购买力不得不推迟从而转为储蓄。
金融与投资市场不发达使得居民与企业的投资渠道不畅，大量的富裕资金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进入生产领域，加上社会保障不完善，许多居民更倾向于将钱存在银行，而不是用于消费。
最后，由于大量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额外汇储备，导致大量的货币投放，致使流动性泛滥，而投资渠道不畅又使得庞大的流动性淤积在银行体系，进一步推高了储蓄率。
2006年，又是加入世贸组织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也是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后第一年。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为我们赢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而高速的增长、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外汇管理的放松、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期待也为我国的资本账户带来了大量的顺差，双顺差造成了我国经济的外部不均衡。一方面，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使得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外汇管理制度下，顺差不断地被转化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央行的外汇储备规模越来越大，由此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也越来越多，造成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加大了信贷投放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加大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给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
记者：那么，您认为如果宏观经济的内外不均衡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造成哪些破坏性影响？
赵锡军：大量国内的资金加上海外的资金在各种政策与利益的引导下投入到生产领域，形成越来越庞大的生产能力，在不断制造出用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为全球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一方面成就了GDP的增长；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一个世界工厂，而大规模出口形成的高额外贸顺差又转化为人民币资金，一部分被用于继续扩大生产能力，另一部分则成为在银行的存款。与此同时，国内消费则不断地受到挤压，劳动要素所得与资本要素所得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居民则不断地将来之不易的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银行存款。
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一旦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因或者市场波动的原因影响到生产能力的继续扩张和出口的增长，那么，企业和居民在银行的存款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就会减弱，大量的资金就会淤积在银行体系。其结果是：第一，国内资金得不到有效使用，而过度的流动性则极有可能引发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第二，贸易顺差的扩大带来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第三，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则面临巨大的海外投资风险。
丁志杰：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提升了对外开放的作用，中国经济进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阶段。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内，体系的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金融领域改革的攻坚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还有许多有待解决和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金融组织体系完善和金融结构优化。围绕社会主义新建设，构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围绕区域发展战略和国家产业政策，深化政策性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企业特别是国家控股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体系；培育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应对全面对外开放。
第二，有序扩大开放，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持续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内部失衡和结构性问题的反映，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放松资本管制，以落实和深化QDII制度为中心拓宽居民境外投资渠道，同时对资本流入进行必要的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短期资本的监控和管理，形成大体平衡的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行业和一些企业已经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具备了“走出去”的能力，金融要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积极化解外汇储备规模问题，探索储备运用的多元化，加强储备风险管理，保障储备安全。
第三，本外币政策协调问题。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用市场化方式实现汇率向均衡水平的调整，发挥一篮子货币在汇率管理中的参照作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合理控制信贷投放和优化信贷结构。
第四，中国经济中的世界因素和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环境成为影响国内经济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显见。要关注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状况，以及国际市场走势，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要加强中国经济外部性的研究，积极化解矛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
记者：刚才滕泰博士提到，经济学的突破在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财富现象和经济现象的研究，那么，您为中国经济学是否领先也在于这一领域？
滕泰：是的，因为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学革命面前，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者是站在平等的起跑线上的。
但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经济学，都远远落后于物的发展。这一结论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学的基础是价值论，而价值论的基础是和认识论，哲学和认识论的基础是物理学。
与物理学对人们认识论的拓展同步的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电能、热能、动能、光能、微观粒子裂变等运动形式的能量转换成为人类财富的来源、光波、电磁波、声波等成就了通讯和空间探测技术，互联网虚拟世界超越了传统的文字、等主观财富来源，成为代表人类主观世界创造财富、提供效用的典型代表形式。概括而言，人类不仅走过了地球土壤生态时代也走过了时代，更多的财富来源与微观、高速粒子的运动，数字财富成为新的、主导人类未来财富主体的经济形态。
物理学的发展以及对经济和财富世界的改造呼唤经济学的革命。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学革命面前，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者是站在平等的起跑线上的。这是中国经济学者应该抓住的机遇，但同时也是很严峻的挑战。
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和数字财富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呢？
首先，理解数字经济，关键是正确理解数字的概念，“数字”是广义的“数码”概念，包括人类发明使用的所有数字、数码、文字、标识、符号，以及与其对应的经济形态和财富形态。显然，它不仅包括1985年以来的个人电脑革命和1993年来的互联网革命相关的新兴信息产业，也包括了所有知识经济、艺术品、机虚拟空间、金融虚拟经济、空间信息技术等经济领域。
为什么工业社会的财富来源可以百倍千倍于农业时代？因为财富的来源摆脱了地球表层土壤生态所决定的物种繁殖。为什么数字经济时代的财富来源可以百倍千倍于工业社会？因为人类财富和效用的来源摆脱了化石资源和加工能力的限制。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不仅主导了信息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空间技术产业，而且渗透到所有的传统农业、制造业领域。当数字技术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之后，数字财富就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形态和构成部分，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对于数字财富而言，财富的来源既不是纯客观的，也不是纯主观的，而是介于主观和客观之间，财富是介于特定供求双方的群体性认识和价值评价；财富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运动方向指向参照系统的均衡；所有数字财富的供给者本身就是需求的创造者，而且所能够创造的需求是不可测的，其边界也是不可确定的；数字财富与传统工业财富不同往往具有很小的实体经济形式和很大的虚拟经济表现形式，表现出更强的虚拟经济特征。
记者：滕博士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景谈了中国经济学家未来的机遇与挑战。那么，就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看，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孕育出许多世界级的命题，对中国经济之谜的探索，也应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
丁志杰：的确如此。
尽管中国的经济研究和理论工作者经受了许多非议，但是能够亲历和见证中国经济发展是这个时代理论工作者的幸事。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从现象升华到理论，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使中国模式具有一般普遍意义，是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使中国经济学研究立足于世界之林的必然之路。也将使发展经济学重获新生，从一般意义上丰富经济科学的内容。
第一，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乃至赶超。
第二，在转型时期如何解决公平与效率、速度和质量、增长与发展、改革与开放等之间的矛盾。
第三，如何处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利用对外开放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经济起飞和跨越式发展。
第四，如何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五，如何重新认识和正确衡量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变革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中的作用。
第六，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下，如何在保障经济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稳定有序发展。
第七，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赵锡军：200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特别是农村地区消费、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改变内外不均衡局面的要求。政府财政公共支出是启动消费的重要手段。我国的经济金融学者有许多课题有待深入研究。在金融方面，要大力推进金融市场的建设，拓展投融资渠道，创新金融工具，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控制好金融风险。在外资外贸方面，则要进一步提升引进外资的效率，同时拓展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渠道；要改善对外贸易的结构，将数量、价格优势转变为质量、品牌优势，进一步平衡进出口贸易；在外汇管理方面，要将“宽入严出”的政策逐步调整为“出入平衡”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外汇市场的作用，同时严格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