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纷纷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转型之路，它们在转型初期几乎无一例外地陷人了的泥沼，各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各转型国家政府迫切需要一种合适的经济理论范式来指导经济转型进程，专门针对特定的转型国家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转型经济学”于是应运而生。丰富的转型实践为转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对转型进程进行理论探讨的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趋势。对转型经济学进展的第一个阶段性是Roland(2000)做出的，他对2000年以前的转型经济学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从政治和改革策略、市场机制和微观行为三个方面勾画出当时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并且用对转型过程的理解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强调了转型经济学对现有经济理论的突破和贡献。2000年以后，随着转型进程的逐步推进，一些转型国家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开始出现稳定高速的增长，的改革开始步人“深水区”等。与实践发展相对应，转型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文献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对这些新的理论进展进行阶段性的梳理总结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对2000—2006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献以及工作和讨论稿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2000年以后的转型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经济转型中的政治约束问题
Roland(2000)认为，政治约束已经在实际转型进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2000年以前对政治约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政治约束及其对转型的影响，包括对激进和渐进两种方式的比较、转型的最优顺序、最优速度等方面的研究。200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从全新视角对政治约束问题进行的专门研究。
Fidrmuc(2000)通过对捷克、波兰、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四个转型国家议会选举的考察，分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关系。他注意到这些转型国家政治进程中存在一种特殊现象，即转型前后选民支持的大规模逆转。通过对改革逆转效应的分析，Fidrmuc认为改革的经济效应决定了政党的政治支持，利益分配的不均造就了成功者与失败者，选民支持力量的平衡而非文化、因素决定了政治发展上的差别。为了验证这一点，他建立了一个包含地区选举结果和经济数据的数据集，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支持了他的观点。
目前多数文献关注的是转型进程中政府对企业的作用(掠夺之手)，而关于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研究较少。Hellman，Jones and Kaufmann(2003)利用1999年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考察数据(BEEPS)发现，在很多转型国家中都出现了“俘获经济”。他们把政府俘获现象与政府腐败、影响力(influence)两种政企关系进行了比较，区分了三种企业对政府施加影响方式的成本与收益。他们的研究发现，从企业层次看，其面临的初始条件是政府俘获的决定因素；从国家水平看，不完全的政治自由化是导致俘获经济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可以从半权威主义整体(可控民主)中政府俘获的盛行得到部分经验上的证明。Hellman等进一步声称，只有发展透明的、竞争性的和法制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对政府俘获问题的研究丰富了转型进程中政治约束的理解。
外国直接投资(FDI)对转型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一般对FDI的研究主要侧重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如研究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贸易自由度等因素对FDI流入的影响等。与通常的研究视角不同，Jensen(2002)着重研究了转型经济中政治因素对FDI的影响。他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OLS)和Tobit模型对1993—1997年间1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经济改革的水平和政府俘获程度两种政治因素对外资流人具有显著影响。政府俘获程度较低的国家FDI／GDP水平高于政府俘获程度高的国家。
Gupta，Leruth，Mello and Chakravarti(2003)从政府规模的角度研究了转型中的政治约束问题，通过对24个转型国家政府规模和范围的估计发现，在减少与GDP和就业密切相关的公共支出的同时，政府规模不但没有缩减，而且其活动范围也不适当。他们同时指出，以往基于分配效率(令公共资源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的经验研究由于不能把选民偏好整合进成本收益框架，并且忽视转型路径和初始条件的研究，往往得出不切实际的结果。他们还特别强调了转型经济中政府角色转变失败的原因在于强大的既得利益，与一般论述不同，他们发现政治进程往往反映的是地区利益集团的偏好而非一般选民的偏好。
二、经济转型中的企业发展问题
企业发展问题一直是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增进企业绩效是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型的中心(Estrin，2000)。这一领域涵盖了企业产权改革、企业绩效、组织结构、激励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私有化对转型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转型初期的文献并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但Estrin(2000)注意到了企业产权私有化问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在Djankov and Murrell(2002)对企业重组问题的相关研究所做的全面回顾中，他们引证了89个有关私有化问题的研究，发现私有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大部分是正的，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这种影响在中欧表现得更为显著。Zinnes，Eilat and Sachs(2001)的研究部分支持了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型国家的绩效来自“深度”私有化，并且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即使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也可能取得不同的结果。
Djankov and Murrell(2002)还发现，硬预算约束和创造竞争性市场对非独联体国家的企业重组是决定因素，但是在独联体国家却没有效果。Estrin(2000)则指出了中欧和俄罗斯独联体等国政治体系上的差别，并认为俄罗斯和独联体的政体导致了其经济重组上的低效，企业的重组必须被视为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私有化并不是企业改革的全部，还要引入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硬预算约束。
探寻转型国家企业规模和工资、租金分配等的关系是转型经济学的空白领域。Dobbelaere(2003)在保加利亚大中型制造企业数据集的基础上研究了所有制、租金分配和企业规模对工资的影响。他通过最小二乘法、面板和两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所有制是工资水平和租金分配的决定因素，租金分配在国企里的显著水平明显高于私有制和外资企业。此外在企业规模和租金分配及工资之间存在微弱的正相关，这一点在本国私有企业里更为显著。
Uhlenbruck，Meyer and Hitt(2003)研究了转型经济中的组织转换，他们观察到中东欧的很多前国有企业面临组织重构上的失败问题，由于重组策略上的内部和外部约束，这些企业追求缩小规模而不是进行战略重组。利用组织学习和资源理论，Uhlenbruck(2003)等分析了转型经济中私有化企业的重组策略和内外约束，并建立了一个可检验模型用来解释后私有化绩效。他们声称组织转换的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资源发展和调度缺乏效率，这种问题必须通过提高管理资源能力的水平(学习、搜寻信息能力等)来解决。
Black，Kraakman and Tarassova(2000)侧重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实行大规模快速私有化的转型国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他们认为经济革命破坏了现存的制度，从而产生了一个制度真空，在没有良好制度配套下实行大规模私有化会导致“自我交易”(serf—dealing)的产生，同时惩罚性税收、腐败、有组织犯罪和官僚作风使得重组商业的努力趋于无效。
三、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增长问题
无论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型国家，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转型初期的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这一领域，但同时这也是经济学家们取得一致意见最少的领域。
Svejnar(2002)对转型国家1989年以来的经济绩效做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他比较了不同转型国家在GDP、通货膨胀、汇率、外债和风险、预算和税收、私有化与新企业的创立、本地和外国投资、就业与工资等方面的差异，认为捷克、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等国经济绩效表现好于其他中欧国家，而其他中欧国家的表现又总体好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
Pejovich(2003)认为转型是一个文化问题而非机制问题，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的冲突通过交易成本这一载体决定了转型进程的最终结果。正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相同的资源支出将会在不同的文化下产生不同的结果。但转型的实际成果取决于新领导人选择处理交易成本结果的方式，他强调自愿契约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自由进而提高经济绩效。
Merlevede(2003)用一个平均改革指数来界定改革逆转，进而考察了改革逆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发现，在标准经验分析框架内当期改革水平与增长负相关，而滞后期改革水平则与增长正相关，这种与直觉相悖的发现表明改革逆转影响的短期性。通过在以改革水平为因变量的瞬时方程系统里引入逆转参数，Merlevede最终验证了改革逆转对实际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并且改革水平越高逆转就越昂贵。
Grogan(2001)考察了转型国家中制度与增长和FDI的关系。他们引入了一些新的制度度量方法对1990—1998年25个转型国家相关数据进行了敏感性测验，同时检验了反向因果关系，估计结果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决定作用。但他们也认识到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存在，难以区分制度相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化和自由化的重要性。与通常的研究视角不同，Funke and Ruhwede(2005)通过对14个东欧转型经济面板数据的考察分析了产品种类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认为资本密集产业的出口产品种类和投资对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带动作用，这为增长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Falcetti，Raiser and Sanfey(2002)通过对相关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认为初始条件、宏观经济稳定性和结构改革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有决定性作用。他们的重要结论是，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基础改革具有滞后性，其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逐渐显现，计量结果表明改革增长一个百分点，GDP相应增长三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初始条件对改革的作用是随时间递减的，在转型进行10年后，初始条件的作用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Kǒcenda(2001)运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观察到了转型国家名义和实际经济收敛问题，Kutan and Yigit(2004)进一步拓展了Kǒcenda(2001)的研究。他们运用更新的面板分析方法放松假设条件，对1993—2000年的变量进行了计量分析。通过允许收敛率上的多样性，得出的结果表明，用CH、PPI和MI度量的名义收敛程度较小，这使得一些转型国家加入欧洲货币联盟(EMU)的进程受到了阻碍。
四、经济转型中的居民福利分析
计划经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但同时却享有相对高水平的福利。经济转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各转型国家居民的福利水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转型能否顺利推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居民福利状况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涵盖了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工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领域。
Grün and Klasen(2001)根据不平等程度调整了福利度量方法，他们比较了转型国家与非转型国家的福利水平，同时还对转型国家的福利变化进行了跨期比较。他们注意到转型进程中不断下降的收入水平和不断上升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使得转型国家中居民的福利水平出现急剧下降。转型国家拓展了居民的和民主权利，但多数转型国家(除去匈牙利、波兰)的福利却明显低于转型前的水平。
Lokshin and Ravallion(2001)用非线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贫困陷阱和收入分配对增长的作用，研究支持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增长不利的结论。通过考察俄罗斯和匈牙利两个国家的数据，他们认为一般家庭已经从短暂的休克中恢复过来，但贫困家庭的调整过程则比较缓慢。
Rizov and Swinnen(2004)建立了一个分析劳动供给异质性及其对劳动分配影响的模型，研究了在转型国家中人力资本和不完美要素市场如何影响家庭劳动使用和再分配决策。通过对匈牙利家庭数据的考察，他们进一步发现，分配到农业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人力资本和农业自我雇佣就越可能呈现负相关关系。同时，和非工资性收入源与自我雇佣也呈现负相关关系。由于匈牙利是转型国家中比较发达的经济体，这种情况在其他转型国家可能表现得更明显。
Bornhorst and Commander(2006)考察了6个转型国家区域失业率及其持续性上的差异和工资、移民的演化，同时还集中分析了不同调节机制的作用。他们指出，虽然在很多地区似乎劳动力流失是相对高失业率的结果，但有证据表明工资弹性也发挥了作用，尽管工资调整不能完全适应结构上的冲击。他们还发现，尽管基本的经济激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劳动力的流动在规模上仍然有限，而且在高失业地区就业创造较少。
Ravallion and Lokshin(2001)发现，在俄罗斯那些感觉自己贫困的人往往没有被列人贫困统计，而很多被统计为贫困人口的人则没有感到贫困。他们研究了主观福利的决定因素，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主观福利水平并非单纯受收入水平影响，而是由教育、卫生、居住地的相对收入、资产和就业等多种因素决定。Senik(2004)以在对俄罗斯1994—2000年间的4096个面板样本数据基础上对收入分配与居民主观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微观计量分析，他的估计结果从另一个角度部分验证了Ravallion and Lokshin等的观点。估计结果显示，在俄罗斯非常不稳定的环境下，“隧道效应”假说似乎得到了验证，反映收入分配的变量没有对个人满意度产生影响。他认为“组”收入水平对个人效用的正向影响对这种现象的产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影响对于经历过大规模收入蒸发和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人群尤为突出。
虽然农业问题是转型经济的一个研究重点，但城乡差异及其对福利的影响则被长期忽略，尤其缺乏相关的比较研究。Macours and Swinnen(2006)利用基于家户水平的新贫困数据全面考察了23个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农业贫困问题和城乡贫困差异问题。通过比较分析他们发现不同转型国家的城乡差距和贫困问题存在很大差异，虽然1998年后城乡贫困问题都有所缓解，但农村贫困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并且改革进展相对缓慢。
五、经济转型中的产业和部门问题
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重重轻轻”，转型进程启动后各转型国家都试图尽快改变这种产业结构失衡的现象。对转型经济中不同产业和部门的发展绩效、结构和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转型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转型进程启动后中东欧转型国家在宏观层面和产业内部都经历了急剧的结构性变迁，Havlik(2004)对这种结构变迁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和解释(研究范围缩小为来自中东欧的新欧盟成员国)。他认为，近十年中东欧国家通过非农化、非化、再工业化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等措施，已经彻底改变了转型初期工农业占主导地位而第三产业极其弱小的状态，其产业结构已经与欧盟老成员国越来越接近了。
White and Linden(2002)对转型国家产业生存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改革速度与本地对抗外国企业竞争的能力之间的联系，认为如果经济改革的速度超过了组织选择合适策略的速度，这些组织将难以生存。他通过比较和波兰电视机制造业引入了可以考察市场开放对相关企业不同影响的“节约模型”，这个模型表明市场开放越迅速，迅速适应所必需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就显得越重要。
Pittman(2003)对基础设施部门的变革效率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转型成功的决定因素之一。他提出不同的产业部门适合不同的竞争模式以达到最佳效率，对铁路部门应实行垂直一体化垄断，对电力部门则需要垂直分割，而垂直一体化企业间的竞争是通信部门最合适的模式。他提出的分析框架为在不同的条件下实行不同的竞争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Bonin and Wachte(2003)对转型的头十年部门的制度构建进行了总体性的回顾。他认为转型初期关于转型国家的金融模式将倾向于欧式的银行主导还是美式的资本市场主导的争论已经有了结论，转型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混合模式。他对转型国家的金融构建持乐观态度，认为多数转型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市场导向的金融制度已经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
Elbourne and Haan(2006)利用结构自回归模型对新的和即将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货币传导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了货币政策对金融结构指标影响的等级相关系数。与2000年以前对旧欧盟成员国研究的结果不同，他们发现对欧盟的这些新成员国而言货币传导与金融架构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可置信联系，货币传导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不同国家金融架构上的差异造成的。
Kostov and Lingard(2004)讨论了转型国家“温饱型”农业的有益效应，他们发展了一个风险中性和存在交易成本假设下的两阶段微观经济模型，分析得出，当温饱型农业使用的是商业性农业空闲资源时可以稳定增加农业部门的收益。这一结果是在静态一般均衡框架下做出的，利用温饱消费水平的概念，他们证明了这一结果在动态视角下也同样有效。
转型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有活力的学科，转型实践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仍然无法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很好地解释，有很多领域存在着研究上的空白，这也意味着转型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相关研究的海量增长，任何综述都不可能把转型经济学的所有新进展都纳入进来，因此本文只对转型经济学最重要和前沿的领域进行了文献回顾，在力求全面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以期对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