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肖寥寥 时间:2013-02-14
2.政府行为。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具体表现,城乡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自身加以修正和克服的。然而,在工业化进程中,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来弥合城乡差距,很可能跌入市场经济的陷阱。影响城乡差距扩张最根本的因素源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性对应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投资、分配政策和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变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换言之,政府行为选择对平抑或扩张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巨大(张红宇,2004)。城乡差距与传统的“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的选择密不可分。在农村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的引入,一度使得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随着后来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从而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而不加区别地把它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是没有道理的(李实、赵人伟,2006)。政府是城乡关系的缔造者和新制度安排的供给者,涉及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尤其社会再分配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的关联度非常大(张国平,2006)。充分结合市场“自然带动”和政府“强制性带动”路径的积极作用,是加快中国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丁忠民,2008)。
  3.制度、政策。制度、政策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在2001年,陈宗胜就发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制度缺陷”是体制转轨时期中国非法非正常收入滋生蔓延,进而导致全国(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正常扩大”的根本原因。通过讨论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可以发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城乡差距不断加剧的主要因素(李炳坤,2003;魏勇、俞文华,2004)。从交易效率视角考察中国的城乡差距能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乡差距提供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而低下的交易效率与一系列带有暂时性、短期性、政府意志推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存在很大关联(赵红军、尹伯成,2006)。
  4.分配关系及地位失衡。林光彬 (2004)认为,社会等级关系和市场经济相互作用形成的分配关系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性障碍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例如,农民无法平等参与市场活动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洪银兴,2006)。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偏向”策略和财税收入政策的乏力导致的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城乡地理位置的差异给城乡居民带来了不同的地位收益, 而地位收益的存在拉大了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李卫兵,2005)。
  5.其他。田新民(2009)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单纯是由城市工业化的速度决定,城乡间收入差距也并不一定是呈现“倒U”型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的壁垒以及城市部门努力提高其人口承载力所进行的公共建设投资的大小。朱允未等(2006)在研究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相互关系时发现二者并不存在正相关,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还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
  四、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城乡收入来源的角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的主要表现。顾海兵(2008)通过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或收入来源的具体解析,认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与乡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差异程度。黄祖辉、万广华等(2003)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手段,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二)资源配置、劳动生产率及产业结构等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影响
  1.关于城乡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研究已发现城乡差距可以由许多因素来解释,其中城乡间劳动收入差距可以解释42%,户籍制度可以解释28%(Shi等,2002),而人均GDP水平与城乡消费差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所获得的潜在收益与城乡消费差距正向相关,地方治理的效率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变化都是显著负相关的(Lu,2002)。
  林毅夫、刘明兴(2003)利用1981—199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指出经济发展战略(以反映产业技术选择偏离最优资源禀赋的技术选择指数为代表)显著影响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还决定于从农村转移的资金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转移、预算转移、扶贫资金的转移等)(马从辉,2002),章奇等(2004)发现,由于中国的金融发展过程带有城市倾向,因此金融发展(以信贷规模在GDP中的比重为指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方杰(2006)认为,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实践层面研究上,孙林等(2004)对南京的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城乡居民关系是造成南京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单至芬等(2006)、陈利昌等(2006)、刘奇中(2006)分别对黑龙江、广东和安徽的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城乡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湖北课题组(2006)”对湖北城乡协调发展问题、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研究;“成都就业研究课题组(2007)”成都市城乡统筹比较充分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赵彩云(2008)运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考虑GDP、资金在城乡间不对等流动和配置、劳动力流动状况和发展机会等因素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资源配置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相互关联。
2.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国内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造成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李永杰、张建武(2002)认为,实现城乡统筹就业的关键因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说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是决定城乡统筹就业的根本条件,也是城乡统筹就业的最终结果。中国统计信息网(2005)认为,城乡差距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过大差距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基础。偏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割。在胡鞍钢(2004)看来,“城乡差距”不仅反映在城乡收入差距上,还体现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上。谭静池等(2007)通过对陕西的实地调查,实证研究得出: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分治”使城乡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两个经济单元和两种发展水平,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城镇居民主要从事二、三产业,以手工、半手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加上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积累效应,也导致城市劳动力价值远高于农村劳动力价值。
  3.关于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的研究。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统筹城乡发展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H.钱纳里(Chenery,1975)对经济发展各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城市化发展的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存在关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两者在变动上之所以会有相似之处,是因为城市化与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结构密切相关。
  4.关于制度因素对统筹城乡发展影响机理的研究。李振国(2006)认为政府应加快制度改革,增加对农民的制度供给。但陈永正等(2005)发现制度供给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有限,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因此,不同于曹明华(2005)提出的户籍、就业、保障、土地、行政管理等五方面制度创新,他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突破口是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制度创新,主要依赖于户籍制度、农村金融、土地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创新。
  吴冠岑(2007)从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对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马远军(2006)分析了制度问题影响城乡统筹的内在机理,制度滞后影响城乡统筹建设效率,制度失衡提升城乡统筹建设成本,制度不经济导致城乡发展不公。通过建立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和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可以发现以土地换保障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增加了制度约束线的纵截距和斜率,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郝寿义,2004)。何西(2007)从农民、企业、政府三者利益博弈的角度构建城乡一体化最优制度求解的模型。
  关于制度政策可操作性变量的选取方面,王小鲁、樊纲(2005年)所用模型引入的大多数变量都是与政策有关的外生变量,包括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也包括与改革进程相关的制度变量,考虑的变量分别是按人均水平计算的各省地方财政得到的净转移,城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人均教育水平(用6岁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数表示)、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和铁路线路分布密度以及电话普及率,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分省市场化指数,企业家与政府部门及其人员打交道的时间比例(反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度)、用企业的非税上交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反映企业的税外负担)和灰色收入指数(反映腐败)。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未必能够全部通过模型中市场化指数的估计结果反映出来。陆铭、陈钊(2004)通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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