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过渡期个人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影响的消长——对武汉市、杭州市2766名城市居民的调查与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代内流动涉及到个人的初职和现职两个不同的职业地位，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个人初职地位与个人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收入、、行政职务、单位部门等密切相关。
在布劳与邓肯关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开创性研究中，他们发现父亲的职业地位对个人初职地位有直接影响；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的程度对个人初职地位有间接影响，即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水平通过对个人教育的影响而对个人初职地位发生影响（Blau and Duncan，1967）。
布劳和邓肯的研究得到了许多后续研究的证实，如斯威尔和豪斯（Sewell and Hauser ，1975）、杰克斯（Jencks，1972）、罗宾逊和凯利（Robinson and Kelley ，1979）等人都证实了个人的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有正面影响，学者张翼和李路路也分别证明了中国人的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获得有积极影响，此外，周雪光、张翼还发现1978年以前，由于中国的运动频繁，中国人的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是在1978年以后，这种影响就变得显著起来了；笔者在分析了自己在武汉市与杭州市收集的调查资料后也发现，在中国大城市里面，市场过渡期个人的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的获得，不仅存在直接影响，而且存在间接影响（见表1、表2）。
从表1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个人教育以后，父亲职业、父亲收入、母亲教育都对个人初职地位有显著影响，而表2的数据则显示，家庭背景对个人受教育程度有显著影响。由于从表1中已知个人教育对个人初职有直接影响，因此，根据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知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存在间接影响。
个人的家庭背景为什么会对个人初职地位发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呢？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对此分别有着不同的解释。
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在社会可供直接继承的职业地位越来越少，个人主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获得自己的职业地位，个人的能力又可以称之为个人的人力资本，教育是构成一个人人力资本主要组成部分的东西，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另外，家庭条件较好可以为子女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保证他们完成学业，这样，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及投资多少的差别，就会影响到其子女人力资本的大小及初职地位（包括最终的职业地位）的获得。至于父母的职业何以会对个人初职地位发生直接影响，一般的解释是父母的职业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个人职业偏好，在这一点上，工业主义理论的观点与文化资本理论的观点比较接近。
文化资本的理论的观点认为，文化资本是通过各种教育行动传递的东西，主要表现形式为“惯习”及通过教育证书认定的那类东西，在一定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个人的经济收入。不同的家庭在文化资本的拥有上存在差异，那些从小在家庭中继承了丰富文化资本的人，在学术市场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学业成就），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另外，那些从小就从家庭中习得了较多统治阶级认同的价值与“惯习”的人，在求职和晋升中其“惯习”、“品味”更容易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这样，个人家庭的文化资本就通过社会化教育、学校教育、社会赏识这样一个传导与作用机制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初职地位和最终地位。
这些不同的理论虽然对个人的初职的获得都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是又都不能令人十分的满意，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不能回答“为什么父母要影响其子女的初职获得”问题，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人的本性问题有所了解。
笔者在这里不想全面讨论人的本性问题，但是要确认两个与本研究有关的人的本质特征，这两个特征是：（1）人是一种生物，人具有遗传倾向，（2）人是一种高级生物，人具有理性思维倾向。
人是一种生物是一个不争的实事，凡生物都有遗传倾向、都有使这个种在界中被保存下去的内在驱动力是得到了证实的东西，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同样也有这样一种自然属性，人的求爱、婚姻、生育、哺育、帮助子女谋职等行为都与人的这种自然属性有关。
人的另一个特征是具有理性，这是人作为高级生物的独有特征。所谓理性是指人在采取行为之前要进行判断和思考，要权衡利弊之后才做出决定。人具有理性的特点使人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考虑他人的利益、社会限制等，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只从自身利益出发。
人的遗传倾向和人的理性特征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对矛盾，其实在人的身上往往是统一的，这就是人在进行遗传性活动时，会加入理性思考的成分，例如父母在帮助子女成长及就业时，会对子女自身的条件进行思考，会对学校和教师的情况进行思考，会对社会环境和条件进行思考，然后选择一条对子女比较有利的行动路线去行动，以便自己的子女能够健康地成长，能够在社会上自食其力，能够比其他人生存得更好，由此可见，人的遗传倾向与人的理性特征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
人的遗传倾向决定了父母会尽其所能地去对其子女施加影响，而人具有较长的生活依赖期则决定了子女会受到其父母的影响。人从出生到离开父母独立地生活有一个较长的生活依赖期，在这个生活依赖期内，人对参与社会生活的各种游戏规则并不十分熟悉，人也没有掌握独立生活的本领，在体能上也不能对抗强力的威胁，这就使人在其整个幼年、童年期以及青年期的一部分时间内在精神上和物资上都要依赖自己的父母、依赖自己的家庭，由于各个家庭在各类资源的占有上存在差异，当父母运用其资源对子女施加影响时就会在结果上产生差异。
当然，家庭对子女施加影响以及子女接受家庭的影响并不是讲子女的一切都是由家庭因素决定的，特别是在个人初职地位获得问题上更是如此，社会学的许多实证研究证实个人初职地位的获得是个人家庭因素、个人自身因素以及特定的社会制度安排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有影响就认为家庭因素决定一切，就否定其它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反过来认为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获得没有影响。
总之，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的影响具有一定必然性，在本文中笔者所关注的不再是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是否有影响的问题，而是在市场过渡条件下，在个人的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最初影响会发生何种变化的问题。在本文的以下的部分，笔者将先对市场过渡条件下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在个人代内流动中的变化进行理论预测，然后通过对实证资料的分析来证明这种理论预测的真伪，以便达到探明问题的目的。
二、理论假设
（一）市场过渡环境
市场过渡是指计划因素逐渐减少，市场因素逐渐增加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市场过渡环境具有如下特征：
1、企业具有了利益追求。中国之所以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是受到了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鼓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缺乏活力。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如同政府部门的下属车间，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上级的指令，按上级的指令进行生产，至于任务完成的好坏往往与企业干部、企业职工的利益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缺乏活力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赋予企业动力，让企业有利益追求，就必须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即让那些能干的、干得好的企业和个人先富起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企业效率的改革措施，如实行各种形式的企业承包制、实行厂长负责制、扩大企业自主权等，这些措施实施以后，企业就有了利益追求，企业的行为就开始受到其自身利益的约束。
2、竞争环境的出现。为了提高企业经济效率，仅仅赋予企业具有追求利益的内在动力还不够，还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外在压力，这就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必须建立市场制度，为此，中国又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物价管理体制改革、逐渐缩小计划范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税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体制改革以及建立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各种商品交易市场等，当企业部分地或全部地以市场讯号为指导开始进行生产以后，市场竞争环境就逐渐形成了，从此，企业的行为又多了一层约束，即市场竞争的约束。
3、新的社会整合，改革全方位推进。社会整合是指使社会各部门、各系统之间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的过程和努力。当社会的经济部门进行了改革之后，原有的社会整合就受到了破坏，社会必须围绕改革后的经济部门重新进行整合，社会的政治、行政、文化、教育、司法等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必须与新的经济部门相适应，这样，以提高企业效率为中心的改革就由经济部门传导到了社会的其他部门，从而出现了社会全方位改革的局面。
市场过渡期，由于具有了利益约束和竞争约束，企业必然会重视提高企业的效益，必然会重视知识和技术在企业生产和经营管理上的应用，人的能力和知识的价值会得到提升，企业会重用、提升那些有真才实学、能给企业带来更多利益的人，这会挤出一部分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最初影响。
其次，在利益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下，一个人在家庭的影响下即使获得了一个好的职位，他也不一定能胜任这个职位上的工作，他会感到多种压力，会感到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会主动地放弃家庭好心地帮助他们获得的这个职位，而去找一份自己更喜欢的工作，从而使家庭对个人职业地位的最初影响在个人的代内流动中受到削弱。
当然，不胜任工作而待在一个职位上不动的人也大有人在，当一个人不胜任其工作而待在一个位置上不动时，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经常性的工作失误以及个别情况下的重大失误，少数人还会进行职务犯罪，这会导致这些人出现工作失误性流动，在企业干部、职工、社会舆论、以及上级行政组织的多重压力下，企业会根据情况对这些人做出处理，或是将他们调离原工作岗位，或是把他们送交司法机关处理；这无疑也会挤出一部分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最初影响。
另种一情况是，企业不能克服自身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企业就会处于低效率状态，低效率的企业最终会因为经营不善破产而被市场所淘汰。企业破产会把企业的干部和职工同时抛向劳动力市场，大家必须重新在劳动力市场上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个人的家庭背景可能还会发挥作用，但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位的影响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消磨，因为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和自食其力，家庭对个人的帮助是逐渐退出的。在社会的其他部门也会出现类似的消磨与挤出现象，因为社会整合使经济部门的改革传导到社会的其他部门，社会的其他部门也进行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一些竞争机制，而只要一个组织引入竞争机制，追求提高效益，它就会挤出一些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最初影响。
如果这些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市场过渡条件下的个人代内流动作出如下预测：
1.市场过渡期家庭背景对个人现职地位的影响小于对个人初职地位的影响。
2.市场过渡期参加工作时间长的人与参加工作时间短的人相比，在个人的代内流动中，前者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被挤出的要多一些。
3.市场过渡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在个人代内流动中，前者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被挤出的要多一些。
如果这三个预测能够被证实，那么市场过渡的挤出假说就被证实；如果这三个预测不能被证实，那么，市场过渡具有挤出部分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的假说就不能成立。
三、变量的测量及相关情况介绍
（一）变量的操作与测量
个人初职地位：操作为个人第一次参加工作时所获得的职业。由1.工人、2.自雇佣者、3.职员、4.专业技术人员、5.干部5个不同的职业地位来测量*.
个人现职地位：操作为个人当前正在从事的职业。由0.下岗、失业、1.工人、2.自雇佣者、3.职员、4.专业技术人员5.干部6个不同职位来测量。
个人受程度：操作为个人最后学历。由1.小学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4.大专、5.大学本科及以上5个不同级别的学历来测量。
个人家庭背景：操作为个人父母亲的有关情况。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选择父亲职业、父亲收入、母亲文化程度3个指标来代表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于这3个指标的操作与测量情况是：
父亲的职业地位：操作为父亲当前正在从事的职业（退休及去世了的以其退休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职业为依据）由1.工人、2.自雇佣者、3.职员、4.专业技术人员、5.干部5个不同的职业地位来测量。
母亲的文化程度：操作与测量方法与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操作与测量方法一样。
父亲收入水平：操作为父亲月工资加上各种津贴的货币数量（个体经营者以每月平均收入计）由1.0-300元2.300-500元3.500-1000元……13.1万元以上13个级别的工资水平来测量。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1980年以后参加工作或是1980年以后达到就业年龄而暂时处于无业状态的具有大城市户口的居民，之所以选择这部分大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从研究目的出发，便于考察市场过渡条件下大城市居民在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的变化情况。
（三）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与中部大城市阶层背景与个人职业地位关系研究”在武汉市与杭州市所进行的调查。调查采取分阶段随机抽样方式进行，在武汉市抽出了1600位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进行调查，在杭州市抽出了1300位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进行调查。全部调查采取结构式问卷访谈法收集资料，武汉市的调查于2002年底进行，收回有效问卷1539份；杭州市的调查于2003年7月进行，收回有效问卷1227份，两个城市的有效问卷合计2766份，问卷中男性占52%，女性占48%.
注：每一类的序号即为该类别的赋值，以下同。
四、数据与分析
（一）回归模型与数据
依据前面的假设，笔者分别建立了两个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样本数据，一是以个人初职地位为因变量，以父亲职业、父亲收入、母亲教育、个人教育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二是以个人现职地位为因变量，以父亲职业、父亲收入、母亲教育、个人教育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然后分别用这两个模型分析全体样本、不同地区样本、不同年龄样本个人初职地位、个人现职地位的获得情况。以下是分析所得到的结果。
（二）分析
1、第一预测结果之真伪
挤出假说第一预测认为，在市场过渡期家庭背景对个人现职地位的影响将小于对个人初职地位的影响，表3的数据证实了这种预测。
从表3可以看出，市场过渡期，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从初职到现职发生了变化：
第一，市场过渡期，父亲职业、父亲收入、母亲教育都对个人初职地位有显著影响，但是在个人现职地位的获得中，母亲教育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即在个人的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最初影响被挤出了一个因素。
第二，在对个人初职地位和现职地位都有显著影响的两个家庭背景因素中，父亲收入对个人初职地位、现职地位的影响变化不大；但是父亲职业对两者的影响却有轻微的变化，父亲职业对个人初职地位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55，对个人现职地位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51，从个人初职到个人现职，父亲职业的影响下降了0.004.这种情况说明，在个人的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被挤出一个因素之后，其他两个对个人现职地位仍然具有显著影响的家庭背景因素并没有相应地扩大其影响，即被挤出的因素反映了在个人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的实质性下降。
第三，由于两个方程的拟合度存在差异（R2分别为0.326与0.295），以及包含在两个方程中的控制变量——个人教育对个人初职和对个人现职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笔者又单独了一下父亲职业、父亲收入对个人初职地位及现职地位的独立贡献，结果是：父亲职业对个人初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5（R2=0.015），父亲收入对个人初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6（R2=0.016）；父亲职业对个人现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3（R2=0.013），父亲收入对个人现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4（R2=0.014），即在个人现职地位获得模型中，相对于个人的初职地位获得模型而言，父亲职业、父亲收入的独立贡献都是下降的，尽管这种下降微不足道。
综合这几个方面的情况判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从个人初职到个人现职被挤出的一个因素反映了家庭背景影响的实质性下降，这种结果与挤出假说第1预测结果完全一致，第1预测被证实。
挤出假说第二个预测是：市场过渡期，参加工作时间长的人与参加工作时间短的人相比，在前者的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被挤出的要多一些。
表4的数据是35岁以下的城市居民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和现职地位获得的影响情况；表5的数据是35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和现职地位的影响情况，由于个人年龄与个人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正相关，因此，比较这两类人在市场过渡期，家庭背景对他们职业地位影响的被挤出情况，就可以对挤出假说的第二预测之真伪进行检验。
表4的数据表明，市场过渡期家庭背景对青年人的初职地位和现职地位都有显著影响，但是从个人的初职地位到个人的现职地位，家庭的影响是下降的，这一点从标准回归系数的变化可以看出来。首先，父亲收入对个人初职地位和现职地位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068与0.069，其次，父亲职业对个人现职地位的影响，相对于对个人初职地位的影响有明显的下降，标准回归系数由0.068下降为0.049，但是由于方程的拟合度及方程中所包含的个人对个人初职及现职的影响都存在差异，因此还必须一下父亲职业、父亲收入分别对个人初职地位及现职地位的独立贡献①。计算的结果是：父亲职业对个人初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7（R2=0.017）父亲收入对个人初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5（R2=0.015），二者合计可以解释个人初职地位变异量的3.2%；父亲职业对个人现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3，父亲收入对个人现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9，二者可以解释个人现职地位变异量的3.2%.这即是说尽管父亲职业、父亲收入对个人初职地位、现职地位发生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有差异，但由于二个方程的拟合度不同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二者对个人初职地位和现职地位的影响力完全没有发生变化。
再考察家庭背景对35岁以上人群的个人初职地位及现职地位获得的影响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在35岁以上人群中，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有显著的影响，即父亲职业对个人初职地位有显著影响，标准回归系数为0.070，家庭背景对个人现职地位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在35岁以上人群中，从个人初职到个人现职，家庭背景的影响完全被挤出去了。
注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贡献由该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乘上该自变量在回归方程中的标准回归系数获得，表示该自变量独立消减的误差比例。参见李沛良《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251页。
由于35岁以下人群在个人的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没有被完全挤出，家庭背景对个人现职地位的影响力与对个人初职地位的影响力一样大，而在35岁以上的人群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在个人代内流动中被完全挤出，这表明与年龄较小的人群、参加工作时间较短的人群相比，在年龄较大的人群、参加工作时间较长的人群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在个人代内流动中被挤出的要多一些、挤出的要彻底一些，这种结果与挤出假说的第二个预测结果完全吻合，第二预测得到证实。
3、第3预测之真伪
挤出假说的第3个预测是：市场过渡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相比，在个人的代内流动中前者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被挤出的要多一些。
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包含了两个大城市的资料，一个是杭州市，一个是武汉市。杭州市地处沿海，受惠于国家的沿海改革开放战略，在改革开放方面比武汉市先行一步，杭州市的国有大中型不及武汉市多，改革难度相对要小一些，另外，杭州地处江浙，这一带的商业文化比地处湖北的武汉浓厚，这个地区的人在接受市场制度、适应市场制度方面比地处内地的武汉人要迅速一些。将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进行考虑，基本上可以认定从1980年至2003年（本调查截止时），杭州市的市场化程度高于武汉市，分析这两个城市个人初职地位及现职地位的获得情况，比较二者个人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影响的被挤出情况，可以满足证明挤出假说第3个预测真伪所需的条件。
表6、表7是笔者运用初始回归模型对武汉市样本、杭州市样本进行分析所获得的结果。
从表6和表7可以看出，在武汉市和杭州市，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都有显著影响，但是存在一定差异，在武汉市有两个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人初职地位有显著影响，一个是父亲职业，一个是母亲教育；在杭州市只有一个家庭背景因素——父亲收入对个人初职地位有显著影响，由于两个城市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在起点上就存在差异，要比较二者在个人代内流动中家庭背景的影响被挤出的多少，最好的方法是从相对的角度看问题，即将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的影响转化为100%，然后再考虑家庭背景对个人现职地位的影响相当于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影响的百分之多少，少出的百分比就是被挤出的部分，多出的百分比就是增加的部分。
根据这一思路，笔者首先计算了武汉市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人初职地位的独立贡献。其中，父亲职业对个人初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28，母亲教育对个人初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8，二者合计为0.046，然后，笔者又计算了武汉市家庭背景对个人现职地位的影响力大小，在武汉市，家庭背景只有一个因素父亲职业对个人现职地位有显著影响，父亲职业对个人现职地位的独立贡献为0.016，父亲职业对个人现职地位的独立贡献只相当于家庭背景对个人初职地位独立贡献的41%，即从个人初职到个人的现职，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力被挤出了59%；再看杭州市的情况（见表7），杭州市的情况比较简，家庭背景各因素对个人现职地位的影响都不显著，即从个人的初职到现职，杭州市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力被挤出了100%.再比较杭州市与武汉市的挤出效果，不难看出，在个人代内流动中，杭州市家庭背景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力比武汉市多挤出了41%.由于笔者在分析中已经指出杭州市的市场化程度高于武汉市。因此，这一结果与第3预测的结果完全一致，第3预测也被完全证实。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挤出假说的三个预测的检验发现，这些预测完全正确，因此，挤出假说被证实。即一个国家只要追求化目标、追求提高效率，只要他按现代企业的方式组织生产，赋予企业利益追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使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竞争压力，这套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就会挤出一些与市场、与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的在人情作用下（或是在错误认知指导下）所做出的人力资源配置。
挤出假说被证实表明，的市场过渡在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上，与完全的市场环境具有相同的作用或功能，本文发现的社会现象与西方学者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现的社会现象相一致。这表明市场不管在哪类国家，其作用或功能都是相似的，不会因为一个国家传统、文化等因素而染上特殊的颜色。
市场过渡具有一定挤出作用固然是可喜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完善各种用人制度，排除在用人问题上的各种干扰，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市场的挤出成本，仍是一件值得长期关注和大力提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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