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总论

    理论与方法

继蒋大椿著文指出唯物主义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理论缺陷（《研究》2001年第4期）后，《历史研究》（1）发表了吴英、庞卓恒的商榷文章《弘扬唯物史观的理性》。作者认为，从前苏联传过来的“唯物史观”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为适应当时苏共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理论模式，历史实践证实它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本身的正确性。作者从唯物史观所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历史三方面，阐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张根据新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研究的新成果，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真理，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王也扬就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史观、人们创造历史与人民创造历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强调应将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研究，既要弄清经典作家的原著原意，又要客观看待某一理论观点产生、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6）。尚友萍认为，学界误解了《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定义及有关社会形态的原意。按尚的理解，人类社会的生产发源于人同外界的关系与人与劳动条件的关系，所表现的所有制形式是经济形态；由源于社会生产并负载着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关系结构起来的所有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属于社会性态范畴。以前者为研究对象的是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则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并建立在社会形态基础之上（《经济学手稿》的误读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李根蟠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依次更替的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应该坚持。不过，五种生产方式主要还是根据西欧的历史出来的。西欧经验有其特殊性，也包含普遍性。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公式套用，而应把它作为指南或参照，接受历史的检验，并获得修正和发展（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古史分期讨论/史学理论研究4）。于沛提出《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史学史研究1），指出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1、由于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中造成思想混乱；2、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攻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国内也出现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的错误倾向；3、国外历史理论思潮大量涌入；4、唯物史观本身需要不断丰富自己。吴恩远、耿天勤主张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发展历史科学（见史学史研究1）。瞿林东肯定20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是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的历史；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而有规律可循；要求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提出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从而推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史研究1）。

黄敏兰回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性质的理论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介绍了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三种认识：历史学是科学；历史学是或其他东西；历史学兼有上述二者的性质。雷戈探讨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认为“历史即现实”，历史存在于现实，并对于现实而言是匿名的存在。主张通过现实去发现历史、确认历史、回到历史（历史与现实/史学月刊3）。姜桂石《浅论史学活动中的价值判断》（史学理论研究1）强调史学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不可避免，但受客观世界的约束。因此，研究者应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结合起来，把握好客观历史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肖建新《献史料的性质》（史学集刊1），认为史料实质是人类的精神产品，被赋予了认识主体的理念，其记载的历史内容具有重构的性质，是历史本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中介客体。

近几十年来，西方中国经济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经历了一场革命。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破除“西方中心论”，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歧变》（另译大分流、大分岔）等，都体现了这一理念，颇受中国学者的关注。陈君静《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史学月刊3），认为柯文在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力，突破了西方早期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对立的观念；但柯未能科学地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过分强调内部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导致“中国中心观”内在理路的紧张。张国刚、吴莉苇评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指出《白银资本》的论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全球视野”的提法流于空疏。主张在引进西方理论方法时，要注意中西学术思维的差异，对所引理论的实际研究效果作出可靠的分析（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从《白银资本》谈几点看待西方理论架构的意见/史学月刊1）。秦晖认为，《白银资本》所体现的是一种“非进步的全球整体史观”，其回避东西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既与“文化类型史观”相对立，又与“进步的整体史观”相对立（第2次“传统经济的再评价”学术研讨会书面发言）。周京红也分析了《白银资本》在理论方法运用方面的得失（弗兰克思想的转行与悖论/史学月刊1）。黄宗智批评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型错误（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4）。龙登高将以李中清、王丰、王国斌、弗兰克、彭慕兰为代表的集中于美国加州的学者称为“加州学派”，强调“加州学派”的划分主要不是依据地域性，而是更注重学术理念。认为“加州学派”不仅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提出经济地理上的非欧洲中心发展论，以多元论取代单元论，而且推动新的学术范式萌生。它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如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前瞻性分析与回溯性分析结合、偶然性与必然性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互为主体的比较与检验方法等等。李根蟠认为，目前有西欧中心论泛化的倾向。“加州学派”对西欧中心论的批判有积极意义，问题是要掌握适当的“度”。刘秋根指出“加州学派”的不足：重视生产力，忽视生产关系（以上见“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2次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4）。邵鹏评价汤因比的中国史观（甘肃社会科学4），把汤因比晚年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作为比较文明论的一个范式。

孟彦弘在探讨《中国从农业文明向文明的过渡》（史学理论研究4）中指出学界在研究此问题时的理论误区：1、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倾向从生产关系着眼认识社会发展；2、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主张考察“如何进入资本主义”的关键应是生产力；坚持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普遍规律，而具体的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

林甘泉回顾西方早期工业化理论研究，强调早期工业化究竟是封建经济的延续，还是不同于封建经济的另一阶段，应有明确界定。他还认为，关于早期工业化地区不一定产生工业革命的研究，可以修正我们过去认为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素产生和发展的思维定式，但早期工业化理论只是修正而没有颠覆封建社会中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事实（“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2次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4）。

史学史

周文玖《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史学月刊8），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于20世纪40年代初步形成，它的产生与“史界革命”、文化史的兴起、对通史与专史关系的认识等密切相关。

徐松巍研究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认为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经世致用的宗旨从“资治”到“救国”，即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从“资治”到“救国”/史学月刊1）。侯云灏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认为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史学思潮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史林1）；并重点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社会问题的凸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学习与探索3；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史学月刊6）。《学术研究》为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刊发了一组文章，对新史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做了评价（第12期）。荣颂安指出，史料学派在傅斯年的倡导下，致力于史料的发掘、整理与考订，取得空前硕果，为中国历史的研究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史林2）。王学典、陈峰评价了《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意义》。王氏还就近20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发表了见解：以西方史学为背景的跨学科史学的勃兴、以考据传统和近代实证史学为依托的“国学”的复兴、以马克思社会学经济学为基本预设的唯物史观史学地位的下沉，构成“新时期”以来大陆史坛的基本图景（山东社会科学1）。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文章还有：瞿林东《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史学史研究3）、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史学月刊5）、张剑平《范文澜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及启示》（史学月刊5）。

传统经济的发展与评价

2002年9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农业展览馆、首都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第二次“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研讨会，讨论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评价传统经济的发展要作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何为比较的标准？吴承明指出，麦迪逊用人均GDP作指标，但明清的GDP无法准确；彭慕兰提出另一指标，即看谁更接近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最佳经营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李根蟠认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要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也不应忽视劳动生产率。姜锡东主张，比较标准首要是劳动生产率，其次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农业总产量），同时要注意生产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2、明清经济发展与否？一些学者持明清经济发展观：魏金玉认为从生产与交换看，清代经济超越前代；从生产关系看，个体手工业兴起，工场手工业有所发展，并出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农业租佃制度发展，劳动者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方行指出，直至宋代，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仍以为生活服务为主流，明清时期，为生产与流通服务的服务业的发展更引人注目。一些学者持明清经济有所发展，但又有所局限的观点：阎守诚认为，唐宋时期的社会经济变革为明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明清经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传统经济的发展受种种制约，而且发展的因素与制约的因素往往共存一体，因而对明清经济发展水平不应估计过高。李根蟠认为，从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看，明清经济与战国秦汉和唐宋并列为我国封建经济的高峰；从发展的势头和劳动生产率是否相应提高看，明清的高峰逊于前两个高峰。他把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称之为明清经济发展中的“悖论”，指出产生这一“悖论”的原因。一些学者持明清经济停滞（或衰落）的观点：姜锡东认为，明清的社会经济陷入停滞，其主要标志为经济总量虽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中国传统经济的高峰期在唐宋元时期，以宋为最高峰。赵凌云认为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发展在唐宋元时期达到高峰，明中期陷入停滞或萎缩。形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1、市场及其力量的发育始终被限制在为自然经济提供补充的范围内；2、封建政府人为地抑制和扭曲市场、市场力量的成长与运作；3、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扭曲等等（见中国第2次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4；“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笔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1）。

马克垚《论地主经济》（世界历史1）对封建地主经济作了新的阐释：1、西方领主制是地主经济的一种类型；2、庄园制是封建地主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其特点是封建地主或他的代理人管理到地产的生产过程，用地产的收入满足封建主的需求；3、历史上存在农奴制庄园与分成制庄园，在分成租形态下，地主向农民分配土地甚至耕牛、农具、种子，对农民劳动进行督课，是分成制庄园；4、中西方地主经济都经历了庄园制到租佃制的发展过程。赵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分配的趋势并非“不断集中”或“无限集中”，相反，地权转移的长期趋势（尤其是宋明以后）呈现出逐渐分散的倾向（地权分配的长期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方行探究消费需求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认为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三大基本消费群体，即具有贡赋收入的封建国家，具有地租收入的封建地主，和具有生产收入的农民。他们的消费需求共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它们的作用却各不相同。从秦汉到唐代中叶，封建国家通过贡赋收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由贡赋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拉动；唐代中叶至明代中叶，地主制经济长足发展，地租总量大大超过贡赋总量，商品经济的发展主要由地租所形成的有效需求拉动；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农民的商品生产普遍发展，他们的消费需求随之扩大，遂与封建国家和封建地主的消费需求一道，大致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共同拉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赋税与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中国封建地租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刘淼从产权关系形成的“法”的角度，探讨徽州宗族族会产权关系的形成及其产权制度，并集中讨论不同族会产业的处置程序、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宗族会社组织的产业经营性质、产业走向，已具备近代经营的要素（中国传统社会的资产运作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孙仪凤通过比较中西古代土地所有制、土地经营方式、工商业经营方式等，探讨经济活动方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中西比较：古代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异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学术研究6）。王刚认为《抑商：古代专制时代的结构性政治经济矛盾的反映》（贵州社会科学2），矛盾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中国古代社会是一元性政治经济结构，社会层面缺失中层，商人从结构外挤占中层，冲击专制权威，构成体制性内在矛盾；2、专制时代政治经济结构要求的“均平”、“隔离”与商业发展之间构成巨大矛盾；3、在官僚政治商品化中，商人由富入贵的走向与等级专制构成严重冲突。

李根蟠研究《长江下游稻麦复种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5），批评中外一些学者在该项研究中对唐代估计过高、宋代估计过低的倾向，认为到宋代（主要是南宋）稻麦复种制才有较大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广泛形、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江南平原在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李伯重指出，世界上最早发明和运用的水力纺纱机是元代中国的水转大纺车，它在中原与四川的一些地方已得到相当广泛的运用，但未在中国引起重大后果；而以水转大纺车为代表的中国机械技术知识传入欧洲，却对近代机器的发明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楚材晋用：中国水转大纺车与英国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历史研究1）。曹增友揭示《上古时代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科技关联》（海交史研究2），将最早的科技关联追述到新石器时期。

吴晓平、汪伟宏《论我国史前时期的人口压力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指出人口压力早在旧石器晚期、新石器晚期就曾出现，前者诱发了农耕等生产经济的出现，后者导致战争和城市的产生，加速了我国文明的发生过程。陈丹探析《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3）。

王乃昂、颉耀文、薛祥燕考察《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认为清代中叶是2000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人口迅猛发展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朱士光揭示《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生态环境变化主要反映在干旱化、沙漠化与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究其原因，既有气候干旱的影响，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袁林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陕西历史水涝灾害的发生规律，对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地区等作了定量与定性分析（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吴海涛关注《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认为自宋以来黄河长期大规模夺淮，使淮北地区从原本发达的经济区变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的近代化（化）

黄宗智比较18世纪英国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认为英国的革命起源于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与煤矿业较早发展的偶合，而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科大卫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手工作坊与雇佣劳动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是否充分发展，才是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所在。商业的制度化包括私人合约、家庭控股、无限债权等，也可包括公司控股、有限债权和股份的流动。前三者属传统世界，后三者属现代世界。以私人契约为基础的机构在明清时期获得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有关集资项目的制度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国家对此不支持，也不为市场让路。1949年以前，中国有两次似乎开始走上向支持近代工业的工业银行发展的道路，但都没有结果（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公司法与近代商号的出现/中国经济史研究3）。杨华山评述晚清的专利与官利制度，认为二者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作用（促进与阻碍）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过渡的特殊性（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二难困境/安徽史学2）包伟民、王一胜对义乌的市场经济作考察，指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推动下兴起，市场又反过来推动经济增长，使市镇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义乌模式的形成是区域历史发展的结果（义乌模式：从市镇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考察/浙江社会）王玉茹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国市场制度如何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发生变迁（世界市场的扩张与中国市场制度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曹树基、陈意新赞同马尔萨斯对中国人口发展及人口体系所作的结论，批评李中清、王丰建立的中国低生育率、下降的和转型的人口体系模式没有中国的历史依据。作者认为，直到195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传统人口体系下；自19世纪起，中国就一直存在人口压力（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历史研究1）。王丰、李中清撰文回应上文，在坚持原观点的同时，指出马尔萨斯历史观的缺陷，主张历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已有的框架，而应依靠新的证据作出新的结论（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历史研究1）。赵燕玲《论“中体西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学术交流4）提出“中体西用”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它指导晚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三次现代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但也有一定的保守性。研究近代化的文章还有夏振坤、占俊英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迟滞原因新说》（中州学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