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万振凡、孙桂珍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的主要性质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紧密联系的商品性生产。在当时，它不仅没有阻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它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徐宏英分析了山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王加华认为20世纪20—30年代，美棉的推广使得华北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产生了一定的开放性，但仍保持传统的内聚性(中国农史1)。陈炜、赵健研究了民商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农家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广西地方志3)。彭南生主张以半工业化来描述近代中国若干乡村、若干行业手工业的发展进程，认为：半工业化是一种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存在的既不同于农村传统手工业、也不同于原始工业化的一种现象，适合于对近代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史学月刊7)。彭南生还从“地方能人”的视角分析了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原因(江苏社会科学4)。他还以华北乡村手工织布业为例，论述了近代中国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5)。李靖莉分析了黄河三角洲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吴惠芬介绍了清末浙江的蚕丝业改良(农业考古3)。陶德臣从茶农的经营方式、经营业务、经营规模、经营业绩及利益分配等诸方面分析了1840—1917年茶农的经营状况(中国农史1)。陶德臣还分析了近代中国茶业经营制度的创新(茶业通报3)。
工商业及市场研究 对1928—1937年中国经济建设的评价学界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林刚认为仅以棉纺织业而论，其状况很难简单概括，他撰文尽可能如实地反映了棉纺织工业10年间运行的真实面貌(中国经济史研究4)。刘淼以晚清时期江南地区苏经丝厂和苏纶丝厂的改制为典型案例，具体分析了改制过程中股份制的确立、资产的评估与重组、商办公司基本制度的确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4)。朱光华介绍近代上海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演变(上海工业3)。武晓芬介绍了近代昆明机电工业的产生、发展及影响(经济问题探索6)。林建宇讨沦了军阀与近代自贡盐业之间的关系(文史杂志3)。刘经华简论了民国初期中国食盐贸易的自由化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他还撰文论述了民初食盐就场专卖制与就场征税制之争(民国档案3)．孔祥宇论述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实业发展的贡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王奎认为汉阳铁厂从选址、经费的筹措、设备的购置、人员的配备以及内部的经营和管理都与张之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襄樊学院学报1)。郭红娟分析了资源委员会的“国营事业”经营理念(民国档案3)。戚厚杰介绍了抗战时期兵器工业的内迁及其在西南地区的发展(民国档案1)。邵金耀从机器造纸行业的角度出发，具体分析了造纸工厂内迁对内地机器造纸工业发展的影响(民国档案1)．
李玉介绍了晚清中外合办矿务的“四川模式”(西南大学学报2)。汪炜杰探讨了洋务民用企业对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迪(池州师专学报1)。战后初：明(1945—1949年)，国民政府为了培养更多的技术与管理人才。先后派遣了两批工矿人员赴美实习，张维缜分析了资源委员会在其中的作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定光平、龚喜林认为抗战时期的“工业合作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经济救亡运动，也是一场广泛的经济民主、改良与民众运动(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樊卫国认为上海人文环境是近代企业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代沪地市场变迁和企业运作莫不受其侵染(史林2)。王卫星分析了江苏近代民族工业的启动模式与发展特点(学海3)。罗肇前总结了晚清时期，围绕着近代民用企业实行商办，还是实行官办，所进行的三个回合的斗争(史学月刊10)。杨在军、张岸元探讨了近代中国股份制的起源(江西社会科学1)。师呐论述了中国近代股份制中的传统因素(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刘德强、陈俊芳、姜秀珍研究了近代企业生产战略、营销战略、多元化战略、虚拟经营战略的演变历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陈佳琪研究了晚清中国企业聘用洋员的现象及其后果(辽宁大学学报1)。周智生分析了云南商人为促进滇藏商贸交往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西藏研究1)。
“浦口条件”是西方人对清季津浦铁路借款筑路模式的称谓。它不同于以芦汉铁路借款为蓝本的“以路作抵”模式，而是以地方税捐为借款担保，中方可以获得对铁路修筑和管理更多的控制权。通过研究，马陵合认为“浦口条件”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的存在是短暂的，并没有改变清末民初“以路作抵”的基本定式(中国经济史研究1)。马陵合分析了中国近代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认为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安徽师范大学学报3)。他还发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一文(天津社会科学3)。徐卫国从整理和分析统计数据人手，探讨了1927—1936年6月中国国有铁路的经营效益及财务状况。认为各项利息负担是导致运输成本居高不下、铁路财务状况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军、政欠款更加重了铁路经营的负担(中国经济史研究4)。艾萍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广西民办公路兴起的原因(广西地方志1)。尹铁探析了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的原因(浙江教育学院学报1)。
刘兰兮通过对埠际贸易和铁路运输量的考察，探讨了<1927—1936年国内远程贩运贸易的发展}脉络及商品结构的变化，指出从1925年以降，在大宗商品的远程贩运中，农产品所占比重下降，工业品比重上升。由此，作者指出，商品结构的变化表明。本时期国内工业有较大发展，但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仍有重要作用，不能高估本期民族工业的发展程度；同时说明广大农村的大部分农产品并不进入流通，或以地方小市场或小区域市场为限(《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集》／云南大学出版社)。清末至民国时期，京、津的粮食供应，发生了由以国家控制为主到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重大变革，樊如森总结了这种转变并分析了其后果(中国农史2)。谢世诚研究了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1949年6月中共完全控制山东为止，山东国统区的米粮市场与民众生活(民国档案1)。戴建兵、史红霞研究了1921年到1935年上海的黄金市场，认为上海金市不仅是中外商人避免交易风险的工具，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黄金流通及可利用金银比价进行投机的重要黄金市场(黄金3)。霍新宾介绍了抗战前夕广东的米粮市场及其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刘志英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及当时报刊等资料出发，系统研究了沦陷时期上海华商股票市场的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樊如森、姬天舒认为进入近代以后，北方药品的供销在种类、规模、运营方式、运销路线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从而使近代北方的药品供销体系得以逐步构建起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陈为忠认为近代华北的花生进入国际市场后，形成了烟台、青岛、天津和上海四个以内地中小市场为依托、以港口为龙头的外向型运销体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郭锦超分析了中国近代区域市场的发育特征(学术2)。宾长初论述了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圩市在3个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徐木兴截取杭州地区近代市场嬗变这一时空个案，从近代市场嬗变的具体指标上勾勒出杭州地区市场嬗变的粗略表象(贵州文史丛刊!)。郭锦超从5个方面论述了近代华北商品市场发育的特点(江海学刊5)。
财政、金融与货币 陈策分析了西征协饷与晚清财政运行的情况(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潘国琪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并没有确定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而是采取了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易继苍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盐税与统税改革(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张根福研究了汪伪战时体制下的金融统制(山东大学学报3)。张晓辉分析了民国前期广东外债对财政的作用，并比较了早期军阀割据时期和后来陈济棠统治时期，外债的不同用途(广东史志2)。丰箫通过研究嘉兴县1945年前后的乡镇财政，分析了县级政府对于乡镇财政的投入，自治下乡镇财政体系及其实际运作(中国农史2)。潘国琪指出了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所存在的4个方面的问题(浙江大学学报5)。商丽浩、田正平研究了中国教育财政的近代化(教育研究10)。
何英、翟海涛介绍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华商“保险行”的兴起(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石丽敏介绍了抗战时期四川的人寿保险业(文史杂志1)。王晚英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先后举办的战时运输兵险和陆地兵险(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4)．毕明志、汤传志简述了1928—1936年广东省的金融立法(五邑大学学报2)。乔小平简要分析了近代买办)时民族保险业的投资和经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4)。
朱荫贵主要通过统计表和其它史料，考察了1927—1937年期间钱庄业的整体演变状况，进而分析了钱庄业快速衰落的原因在于其角色定位的改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李一翔也分析了近代中国经济转型中，作为旧式金融机构钱庄的改造与变化(上海经济研究1)。高海燕认为中国钱庄通过与外国洋行、银行的拆放关系，不仅在经营业务和手段上日趋近代化，同时也与外国资本形成了依赖共生的关系，这使得钱庄由此加速了自身的近代化进程(浙江大学学报1)。1929至1931年，上海银行公会虽有所不甘，但在强大的压力下最终遵行法规组织起同业公会，又改组原公会为银行学会，吴景平认为银行公会改组风波对上海金融业所产生的冲击，还只是外在的、间接的(历史研究2)。张徐乐也总结了上海银行公会结束的始末(中国经济史研究3)。李一翔评述了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的停业风波，认为这表明四大金融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正在逐步加强(史林3)。唐云锋、刘涛论述了1914—1935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博弈的三个阶段(思想战线3)。薛念文介绍了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1)。易棉阳比较了北洋时期的中央银行与近代西方中央银行，并总结了其明显的时代特征(许昌学院学报1)．通过对政府政策和金融界两个方面的分析，赵秀芳认为抗战前十年中国金融业有明显的现代化趋向(文史哲4)。李玉研究了中国近代股票的债券性，认为这是近代经济手段同传统经营理念嫁接的结果(南京大学学报3)。曹流认为近代商人应对1883年金融风潮的举措、方法暴露了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伦理的内在缺陷，折射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混乱、无序(商业研究12)。杜恂诚研究了中国近代票据贴现市场的产生(中国金融11)。刘永祥分析了近代民营银行的经营理念与管理制度(辽宁大学学报4)。
汪敬虞通过19世纪60年代“同治银币”方案的提出这一具体史实，对英国政府、英占香港当局和中国政府三方在币制问题上的不同考量，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根据、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分别加以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4)。张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晚清的币制问题，认为：晚清时期的货币制度沿续了明中叶以来的诱致性变迁(江汉论坛4)．齐春风概述丫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并分析了其原因(近代史研究5)。樊建莹．郭晓平简述了抗日战争中抗币与法币、伪币的斗争及其后果(许昌学院学报1)。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 冯筱才根据大陆范围内各地宁波同乡组织的调查，对1911—1949年宁波同乡组织的性质、功能及其与商人事业的关系作了探讨(中国经济史研究2)。民国初年，随着政治、经济变迁的演进，以及西力东渐的影响，江南的民间慈善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冯筱才、夏冰研究了苏州隐贫会的发起、组织及其活动具有代表性(史学月刊1)。冯筱才还以“五四”、“五卅”为中心研究了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认为他们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近代史研究1)。刘菊香介绍了广西商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广西社会科学2)。明清时期湖州城乡日趋繁荣的丝绸经济孕育了湖州商人群体，而近代上海开埠则为湖州商帮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方福祥研究了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学术月刊3)。郭绪印认为近代上海会馆具有3个特点：商业性、后来居上、长盛不衰(学术月刊3)。郑成林研究了1927—1936年国民政府与商会的关系，认为此期间商会并未完全丧失独立自主性，而是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商人团体(近代史研究3)。高红霞通过对泉漳会馆在近代上海活动轨迹的梳理，比较它与同籍商人、行业团体、同乡团体的关系，探究了上海开埠后闽商尽显颓势而泉漳会馆一枝独秀的原因(史林3)。张学军、孙炳芳介绍了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中州学刊3)。刘建生、任志江分析了晋商近代化转型的原因(税收与企业2)。刘建生、燕红忠还从官商结合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衰落的原因(山西大学学报1)。魏文享综述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展望(近代史研究2)。陶士和认为近代浙江实业家群体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结构改变的一个必然结果(浙江学刊3)。陈志波探讨了绅商对近代广西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广西教育学院学报3)。阎广芬、王树林对近代商人崛起的社会结构背景进行了具体考察分析、总结概括了近代商人崛起的群体趋向以及时代特征(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宋美云以天津商会为个案分析了近代中国商会的中介性制度(天津社会科学3)。徐凯希论述了近代荆沙商人团体的发展和演变(荆州师范学院学报4)。林雅从领导权、经费来源、公牍程式、自治权和成员身份等5个方面论证了清末商会是商人的新式社团组织，还介绍了商会的主要活动和作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3)。马俊亚研究了近代江南都市中的苏北人，认为地缘差异在工人中造成的矛盾，有时这种矛盾甚至比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更明显，影响更深远(史学月
刊1)．葛庆华研究了从太平天国战后到民国初年，河南移民对江南地区、文化和风俗习尚等各个层面的影响(史学月刊1)。何黎萍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妇女的职业状况，认为在国统区妇女就业机会、职业环境和生活待遇反而更加恶化，在解放区，农妇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成了纺织运动的主力，得到了广泛的职业平等权(史学月刊1)。谯珊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市民消费生活水平，认为它对成都城市化与化产生多重影响(社会研究3)。1940年前后，共产党职员运动委员会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都曾经对上海职员阶层进行观察和调查，岩间一弘、甘慧杰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研究了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的生活情况(史林4)。杨兵杰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围绕着中国是否实行和如何进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工资等级制度厘订、退休养老制度等诸多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可贵的探讨，并提出一套相对完备的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江沛概述了天津娼业沿革，并从娼业人员群体构成娼业行规、娼业经营与收支分配、暗娼业活动特征等方面，对20世纪上半叶天津市娼业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2)。
章开沅认为张謇具有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其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事业并非局限于实业与两大部类，而是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南通师范学院学报3)。陈争平认为张謇对经济立法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近代中国第一、第二次经济立法高潮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民初经济立法高潮中他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南通师范学院学报3)。王观龙、张廷栖认为张謇是近代民营家的杰出代表(中国工商1)。马金华论述了张謇的外债思想和实践(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赵明远分析了张謇推行股份制的历史贡献(南通师范学院学报3)。程斯辉介绍了张謇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倪俊明综述了1949年以来学界对郑观应研究的概况(文史哲1)。李白茂论述了郑观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宜春学院学报3)。卢伯炜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培育了近代中国第一代民族资产阶级(安徽史学3)。冯秋季分析了范旭东的实业救国思想(河南大学学报3)。贾熟村介绍了作为军事专家的创办山东机器局的徐建寅(临沂师范学院学报4)。徐玖平通过对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企业管理思想的研究，论述了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精神的启蒙、成熟与完善(管理评论3)。朱宗震分析了黄炎培和儒商伦理(探索与争鸣8)。施祖军研究了中国近代商业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湖南社会科学5)。易伟新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著名银行家陈光甫的作为(云梦学刊3)。高超群通过对清末民初商界巨子朱葆三的一生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商人伦理中“做生意就是做人”，这一原则的具体历史表现(银行家5)。
外资、外债、外贸与华人华侨经济 林日杖对五口通商时期外商在华经营策略进行了考察，并对影响外商经营策略运用效果的深层原因作了探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王海虹以英美烟公司为例分析了中国近代外商广告营销手段及特色(皖西学院学报1)。
吴景平分析了北洋政府最终未能与列强达成全局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债方案的原因(历史教学问题1)。蔡志新认为孔祥熙的外债思想包括维持外债信用论和举借外债论两部分内容，并分析了其不足之处(甘肃社会科学2)。张绍华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庚子赔款对河南经济生活的损害(平顶山师专学报1)。张锡科探讨了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军事外债问题(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马金华综述了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晚清外债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3)。
陈争平认为，编制抗战前50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既要遵行国际上通用的基本定义和分类标准，也要根据战前中国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对待前人估计要按三个原则进行修正，据此作者修正了前人有关进出口商品贸易收支的估计，推算了华侨汇款项目，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887—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关于抗战前50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蔡晓荣介绍了他对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关税则的新认识(福建4)。王国平认为在论及近现代中国关税制度时，应区分协定税则的不同形式(江海学刊3)。樊如森认为近代以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由传统的农、牧、工、商业经济向现代外向型经济转变。这一嬗变与北方沿海港口尤其是天津港的开埠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史学月刊6)。汪德平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李芳清了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的特征及其历史启迪(学术研究7)。19世纪中期，粤港洋面鸦片走私猖獗，中国政府为此广设关卡巡船，专责查缉走私。但港英政府和商界认为是对香港的“封锁”。陈新文认为“封锁”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海关主权之争，鸦片税收冲突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近代史研究1)。汪德平分析了近代中国沦为粮食进口大国的原因(江汉论坛6)。张晓辉认为广州沦陷后，香港成为中国、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经贸较量的重要场所，它有助于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抗战阵营。同时，日本也利用香港自由港大肆走私，产生了负面作用(抗日战争研究1)。米镇波探讨了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的问题考述(南开学报1)。詹庆华对海关贸易报告作了系统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他还介绍了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及影响(厦门大学学报4)。连心豪、谢广生介绍了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的发展(民国档案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实施关税自主数度修订海关进口税则，张徐乐认为历次修订对民族工业的某些行业在某些时期的发展起到了保护和促进作用，对于进口关税的财政性及其作用，也应作具体的分析和评价(历史教学问题2)。曾桂林认为岳、长开埠对近代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两重作用(云梦学刊1)。
戴一峰借助地域社会的研究视野，把近代侨批局置于由东南亚华人移民所建构的环南中国海跨国社会空间内，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集中考察侨批局制度建构的基本特征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菊池一隆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和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魏明枢探讨了晚清时期客家华侨在国内的经济投资(史学月刊6)。邱建章讨论了晚清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河南大学学报5)。
城市化与社会变迁 腾建华、刘美平认为：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是导致中国形成“两极产业结构”进而形成“两极城乡结构”的主要原因，而近代历史中形成的“两极结构”又恰恰成为建国后中国进行赶超型工业化和限制型城市化的宏观背景(北方论丛1)。孟晋认为民国初年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河南社会科学1)。曲晓范认为满铁附属地作为一种空间载体在体现日本殖民侵略罪恶的同时，也给东北带人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手段和西方科技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附属地所在的东北南部城市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上急速向近代化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陶火生分析了中国小生产文化心理的近代转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林志友比较了抗战时期沦陷区．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
谭玉秀从土地开发、近代运输系统的完善与近代市场体系的初步构建三个层面，探析了清末民初奉天东部地区城市化的启动因素(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马学强认为近代上海在短时期内崛起以及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与周边地区拥有的深厚资源有关(史林3)。郑忠比较了南通、无锡、常州3个近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安徽史学4)。姜忻分析了1929—1937年青岛城市经济的特点(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徐凯希论述了近代沙市社会经济的变迁(江汉论坛7)。朱英探讨了西方商风东渐对近代上海商业文化的催生作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4)。
汪光华研究了民国时期江西寺产的嬗变，认为：民国时期江西寺产的衰败是近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个寺产不断融人教育、社会福利事业的过程(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1)。李海英、李峰分析了近现代青海地区清真寺寺院商品货币经济形态(青海师范大学学报3)。谢庐明认为赣南墟市中闭塞与顽固的非正式制度是制约赣南农村市场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阻碍了赣南农村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徐中林探讨了近代西藏几次现代化尝试的基本情况、作用及失败原因(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王荣华评述了1980年以来西北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状况(宁夏大学学报1)。解学诗系统分析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背景和观点(近代史研究4)。
陈勇勤撰文探讨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主要线索，以及三个阶段和所涉及的四种经济成分(甘肃社会科学1)。
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 徐建生研究了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认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中央集权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好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统制经济等经济理论流派及学说，共同构成了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背景。其间，西方的影响和时局的催化是普遍因素，并且存在一个向中央集权、
国家至上倾斜的连续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3)。冯筱才研究了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集中现金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他认为向有的“自杀”、“他杀”两种观点均有偏颇之处(近代史研究4)。武乾认为北洋政府的经济立法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以政府干预为辅助的二元经济体制，并有意识地扩大政府干预体制中垄断体制的适用范围与强度，结果导致了政府垄断体制与政府财政的双重破产(法商研究1)。李虎比较了赫德时期(1863—1911年)，中国海关与清政府的薪酬制度。探索了高薪养廉与反腐败的内在联系(历史教学4)。苏风格运用中国具有传统优势的棉纺织业在近代中国与外国商业竞争的实例分析，认为清末商律的制定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李学通考察了1932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至1938年初战时经济体制建立期间，国民政府以工矿业为重点的抗战经济准备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史全生介绍了从民国北京政府1912年9月成立的审计处，直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崩溃，民国审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民国档案1)。
张用建从开发的可能性、重要性、原则和程序4个方面对抗战前1O年国人对西北开发问题的认识进行了总结，认为时人对西北开发问题的认识已达到新的高度(中国经济史研究2)。何云鹏评述了陈炽的变法护商思想(当代法学1)。郑学益认为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他们的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内容都是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的，是当代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思想前驱、理论渊源(北京大学学报2)。蔡志新探讨了孔祥熙的理财思想(贵州社会科学3)。陶士和介绍了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观(史林2)。惠富平简述了清末民初的兴农思想(南京农业大学学报1)。张晓丽介绍了张之洞农业近代化的思想(安徽农业大学学报4)。郝宏桂论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工业化思想(民国档案3)。肖璘文比较了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方重商主义的异同(复旦学报4)。
